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一则就业歧视案例——当事人严女士在应聘获得一家公司财务主管职位后，却因入职被要求提供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检查（HCG）报告，该检查通常用来诊断是否怀孕。在按要求检测时，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最终被迫取消入职。严女士以该公司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恶意取消岗位为由诉至法院。在法院主持调解下，严女士获赔3万元。
案情不复杂，看着很解气：该女士在遭遇生育歧视后，没有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而是勇敢拿起法律武器，法院也给她“撑腰”，这为其他女性维权树立了榜样。
然而，对比招用工时常见的种种“隐性”歧视，该企业则明目张胆，明确要求入职孕检，反倒为严女士取证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也反映出当前职场上一些不正常的状态。某招聘平台发布的《2022职场女性与男性性别差异数据报告》显示，近年来，尽管女性职场地位有所提高，但仍有近八成女性认为还未实现“男女平等”，易遭受“面试阶段被问婚恋或生育情况”等职场歧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有的用人单位还故意避开婚育话题，旁敲侧击，比如，以询问“男朋友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等获取答案。相比严女士求职时的遭遇，更有在职者所受生育歧视——相关媒体日前就报道多则案例，有女教师哺乳期被学校调岗为保洁；还有某酒店一位女主管怀孕后，岗位由主管调动为前台接待员等等。很多时候，相比用人单位强势地位，当事人还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
大声对“生育歧视”说不，要以法治为利器！《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均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九部门也曾联合发布相关通知，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将怀孕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3年初还印发《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涉及妇女权益保障法部分）》，明确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最高可处5万元罚款。这都不失为重要的“裁量基准”，将进一步推动相关法规落到实处。
当下一些职场女性为何不敢生、不愿生？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岗位歧视或也不失为其一。现实生活中，怕因生育失去晋升机会，怕岗位被替代、收入大幅下降、事业发展受阻等，常常让一些女性产生结婚生育恐惧。持续推动生育友好，必须在政策上多点发力：一方面，推动延长女性生育假、提高生育补贴等，以降低生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另一方面，着手建立个人、企业与政府分摊育儿成本机制，为家庭排难，为企业减负，加大生育支持，消弭女性就业歧视发生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