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垦工地（董光中 摄影）
运石船（董光中 摄影）
口述 马如根 整理 余观祥
母亲一脸严肃地说：“你肩胛皮还嫩着呢！抬石头吃不消的”
我从小生长在钱塘江边，是萧山围垦的亲历者、参与者。
抗战胜利的1945年，我出生在萧山新湾的一户农家。新湾是钱塘江边的沙地，自然环境恶劣，生活也穷苦。
我家住的是最简陋的茅草屋，出门就能看到汹涌的钱塘江潮水。晚上睡在床上，也能听到轰隆隆的夜潮。我常在睡梦中被潮水声惊醒，但也练就了在钱塘江里抢潮头鱼的本事。
抢潮头鱼，是当年萧山著名的捕鱼方式。涨潮前，从潮头上卷过来的鱼，有白条、鳗鱼、鲢鱼等，用带长柄的网兜快速捞起。捞的速度要快，所以叫“抢”。
抢来的潮头鱼最是新鲜，拿到新湾街上卖掉，给家里换回一点油盐酱醋钱。我还在滩涂上掘过沙蚌，挖过“白玉蟹”，割过“海龙头”。这些卖不出什么价钱，就拿回家当下饭菜。
7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再一年，我辍学回家。12岁，我就参加生产队劳动，为家里挣工分了。可能是遗传因素，到15岁，我的身高已经1米7，力气大，特别能吃苦。
劳动时，我看到江边有一群抬石头的人，大家都叫他们“抬班师傅”，他们管自己叫“抬班”。
新湾闸口东北面要建一座丁字坝，需要大量石头。内河的船撑不到钱塘江边，治江管理所就专门铺了两条1000米长的铁轨，配了10多辆“小火车”，请抬班师傅们来运石头。
师傅们把石头从船上抬到岸边，装满“小火车”，一车大概能装500公斤石头，然后在铁轨上推着“小火车”前进，运往钱塘江边。
我被这些“大力士”吸引住了。这样石头装装，“小火车”推推，既有工分挣，还有现金补贴，我看了十分羡慕，也想去做同样的活。
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一脸严肃地说：“你肩胛皮还嫩着呢！抬石头吃不消的。再过个一两年，等到肩胛皮厚实了，再去也不迟。”
我知道母亲是爱惜我。可我坚持要去，母亲也就勉强答应了。那年，我正好16岁。
这是抬班工最高的劳动报酬等级，我一直保持了31年
初到挑弄（抬石头的工场），我是新手，被派去和老抬班师傅搭档。
我年纪最小，但石头上岸、装“小火车”、推“小火车”、卸石头等重体力活，我一样都不拉下。老手们夸我：落步踏实，跨步稳健，力气过人，是个抬石头的好料。
也有人说，“小伙子抬石头是新鲜头，过不了几天，肩胛皮一磨破，就会打道回府的。”
我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既然来了，最苦最累也要把石头抬下去。
我和工友们顶风冒雨，把山里船运过来的石头，一车车抬运到江口。造丁坝的位置，正好是从海盐方向过来的钱江潮冲击力度最大的地方，之前常年坍江，新湾沿江的盐民深受其害。
我能参与丁坝的建造，也是好事一桩。
转眼到月底，要评“折头”了。“折头”就是抬班师傅的工分。能给多少工分，全凭力气和肩头说话。
我被评上了9.5折，离最高的10折只差了一点。但已经很好了，有些抬了几年石头的老手还没能评上。
我抬石头的劲头更足了，全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一天天地抬，一天天地推，我的肩胛皮越来越厚，人越晒越黑，脚底越走越有力量，练成了一个称职的抬班汉！
很快又到月底，又要评“折头”了。我评上了9.8折，又高了几个等级。我高兴极了！事实证明领导和工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到第3个月评定抬班“折头”时，我第一次被评为10折。这是抬班工最高的劳动报酬等级，我一直保持了31年。
我俩终于把这块巨无霸石头平安地抬上了岸
为了造新湾的丁坝，我们连续抬了三年的石头。丁坝建成后，这个险要地带，潮水决堤的险情有所缓和，紧急抢险的任务明显减少。
1968年下半年，萧山北线围垦开始。在南沙大堤白虎山至蜀山段以北，围得土地3.6万亩，新挑筑围垦大堤15公里。
围垦分5个工段，新湾挑弄在4工段至5工段之间。一个挑弄20多人，有两三公里路长的抛石任务必须在枯水期完成。如果到了涌潮期，就有决堤的危险。
抬班汉们日夜奋战，像接力赛一样，在20度的斜坡上，一杠接一杠向上抬石头。抬到10多米高的坝顶，两个抬班汉把三四百斤重的石头抬在肩上，像荡秋千一样合力荡起来；形成一定惯性后，抬前杠的负责抽杠，抬后杠的负责收绳，一起哼喊“甩落起啊，夯佐”，合力把石头向堤外抛去。
碰到六七百斤的大石头，抬到坝顶后，只能两人弯下腰，徒手掀下去。有时石头没翻滚到指定位置，再用抬杠一下一下地撬过去。
有一次，隔壁工友遇到舱底一块巨石，足有八九百斤重。两个工友一前一后用力抬运，脸色憋得通红。但这块石头太沉了，一人起立了，一人却弯下了，步调始终无法一致。
弄长看到这个情景，叫我和搭档工友去帮忙。
挑弄一家人，互帮是传统。我俩带着抬杠和抬索，来到巨无霸石头旁，麻利地落索、穿杠、上肩、起步；随着常喊的口令，“立起来啊，夯佐；跨过去啊，夯佐；慢步上啊，夯佐”，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朝甲板方向挪动。
稳稳当当踏上狭窄的跳板，我俩稍作休息。然后，巨石再次上肩。我俩哼喊着口令，“走上跳啊，夯佐；走稳点啊，夯佐；小心脚啊，夯佐”，一步一口令，彼此提醒。
在工友们敬佩的目光中，我俩终于把这块巨无霸石头平安地抬上了岸。
连续抬运石头4天4夜，大堤保住了
1970年11月下旬，军民联合围垦10万亩成功后，驻在12工段的新湾挑弄接到任务，为围垦大堤抛石加固。
这次围垦面积大，堤坝全长13公里，抛石任务特别重。
很快到了1971年1月。这年江口的气温异常低，钱塘江也特别诡异，本来是枯水期，没想到冬季的潮位比往年高。围垦外面已淤涨起的沙头，不断在坍塌，有的已坍到大堤的边缘。
围垦指挥部下达了死命令，要求我们抛石加固，确保大堤万无一失。
抢险石头来自大和山、烟墩山、鱼青山等山宕。挑弄全班人马，昼夜不分，上船、过坡、抛投，与天斗、与地斗，与凛冽的寒风斗。有的工友抬着抬着，流出了鼻血；有的工友抬着抬着，踢破了脚；有的工友抬着抬着，把腰扭伤了。
大家顽强地与潮水抗争，夜以继日地作战，吃的是麦粞饭，喝的是咸涩水，个个喉咙都嘶哑了，连常哼的口令都喊不出来了。
但有的吃麦粞饭已经很好了。大多数人家只能吃番薯等杂粮，把仅有的一点大米，掺到麦粞里，烧成麦粞饭，只有用大力的男劳力才吃得上。
抢险到第三天，夜里特别寒冷，我和搭班把石头从船里往岸上抬。我个子高，抬后杠。他抬前杠，右脚一踏上跳板，脚下一打滑，险些掉水里。
幸亏他经验老到，迅速往后一退，保持住了身体平衡。惊魂稍定，他用手一摸跳板，结了一层薄冰，光溜溜的滑。
船主拿来一壶热水，浇在跳板上化冰。但只过了一小会，整个跳板上又都结上了冰。船主又拿出草包片，捆绑在跳板上，我们这才把一船石头平安地抬完。
抢险到第四天，我们已经几天没合眼了。有的工友抬石头时，还能睁着眼睛。工友空杠返回时，两只眼皮打架，走路跌跌撞撞。
此时，工友们的腰板像石头一样硬，四肢也有些不听使唤了。抬索在地上，腰都不能弯下去捡，只能用脚勾起来。
这次围垦抢险，抬班汉们连续抬运石头4天4夜，一块块石头垒成了铜墙铁壁，阻挡着潮水对围垦堤坝的冲击。
大堤保住了！
只要是两个人抬下船的石头，没有一块难得倒我们
沙地人有句话：“吃饭要有过口，做生活要有对手。”意思是吃饭要有适合胃口的下饭菜肴，干活要有一个好搭档。
围垦期间，萧山东片各个公社都在山头开设山宕，在海头设立挑弄。山宕主要是开炮取石，由抬班落船装石，船运到海头。海头的挑弄，负责把船运过来的石头抬上岸。
山头的山宕，海头的挑弄，都归一个部门管。抬班们从山头调到海头，或者从海头调到山头，也是常有的事。
我在钱塘江的挑弄里抬了16年，在大和山的山宕抬了8年，在鱼青山的山宕抬了7年。在我肩上抬过的石头数不胜数，如果全部石头堆在一起，应该是一座规模不小的石头山了吧。
在30多年的抬班生涯里，我碰到过三个好搭档，他们都是抬石头高手。
第一位是新龙大队的余如水。
我和他搭档时间最早、共事时间最长。我身高1米78，他1米75。我抬后肩，他抬前肩。他前肩见长，我后肩出名，是一对好搭档。
我俩抬石以稳、快出名，大小石头统吃。只要是两个人抬下船的石头，没有一块难得倒我们。
这个功夫全靠日复一日练出来。
挑弄规定，每人每天抬石105立方米。我和余如水会比别人多抬几个立方米，而且都是提前完成。每次评定折头，我俩都能评到10折。
我和老余还有一个共同爱好，都喜欢喝点小酒，酒量还都不小。52度的土烧酒可以喝八九两，绍兴老酒可以喝两三斤。有时抬石头累了，去小店买1斤烧酒或3斤老酒，两个人一起喝。
酒一落肚，劲头就来了。喊口令更响，肩头更轻松，脚步更稳健。
20世纪80年代，萧山第三麻纺织厂需要一批气力好、干活勤劳的装卸工。一个大麻包，足有二百多斤重，既要背得很高，又要叠放整齐。余如水肯定做得好，他被请去做装卸工了。
我也动心过。但转念一想“孵生不如孵熟”，还是继续留在钱塘江边抬石头吧。
余如水一走，我换了一个新搭档，心里有一阵子很是落寞。
搭档类似于做夫妻的活，你肩头分量吃重了，就是我肩头轻松
在大和山山宕做抬班时，我的拼杠工友是建华大队的傅金贤。他比我小7岁，我俩拼杠有8年。
在鱼青山山宕做抬班时，我的搭档工友是新建大队的王志虎，他比我小1岁，我俩合作也有7年。
平心而论，做抬班选搭档工友，是需要有点缘分的。首先力气要相当，如果力气差距大，是不适宜做搭档的。
二是脾气要合得来，不能斤斤计较。搭档类似于做夫妻的活，你多做了，就是我少做了；你肩头分量吃重了，就是我肩头轻松；两个人开始计较，那就没有办法搭档下去了。
三是每时每刻都要相互关照。从山上刚开下来的石头，四周锋利，像刀片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把衣裤割破，一个闪失就会伤筋动骨。这时候相互照应就很关键了。
我们抬石头，口中都会有节奏地哼喊。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释放积聚的能量，另一方面也有相互提醒的作用，可以确保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动作协调。
我的几个搭档工友都像兄弟似的，我们搭档时间很长，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我吃的那碗饭，母亲总是盛得满一点，堆得高一点
我去做抬班，母亲最初担心的是我一时兴起，肩膀皮嫩，吃不消这个苦力。又怕我做事冒冒失失，有棱有角的石头会伤到手脚。
好在我是做抬班的一块真料。一段时间下来，我在母亲面前从不叫一声苦，也不伤到一点皮毛，一天的石头抬下来，很是轻松自如。
母亲的脸上现出了久违的笑容。在粮食匮乏的年代，母亲自己省一口是一口，我吃的那碗饭，她总是盛得满一点，堆得高一点。
母亲让我吃得饱些。她说，吃饱了才有力气抬石头。
我从年少的16岁，一直抬到了47岁，掐指一算，整整抬了31年的石头。后来有了机械装备，抬班汉这个行当就渐渐消失了。
我的青春岁月都是在抬石头中度过的。一起抬石头的工友，好几位已经离世，有的还在世，却因为长时间从事重体力劳动，脚关节、腰关节都发生了病变。
我算幸运的，除了身体衰退得厉害，关节没什么问题，得感谢父母给了我一副好身板；每个月社保有2000多元钱，老伴也有社保，吃吃用用够了；两个儿子对我挺孝顺，我很知足了。
人生的黄金岁月，我为萧山围垦抬石头，终身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