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张进发
当年的电影放映员
放露天电影的16毫米放映机。
口述 张进发 整理 陈锡阗
有了我们放映队，村民每天都能看到电影了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放电影中度过的。
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富阳，在生产队参加了一年劳动后，经人介绍，去礼源中学当代课老师。
一天，校长李亚元找到我：“公社打算成立电影放映队，要招两名电影放映员，你想不想去试试？”
我很喜欢看电影，小时候我看的第一本电影是《小兵张嘎》，是在村里的小学操场上看的。我立即说：“想去。”
第二天，我在李校长的推荐下，去公社递交了简历。又过了几天，文化测试的结果出来了，我成绩不错，被招收为新组建的礼源公社放映队的放映员。
我和同事李乃云马上启程，去当时富阳县电影管理站（1980年改为富阳县电影公司）参加电影放映技术培训，内容有电工知识、无线电知识、放映原理等。整个富阳县一共有11名放映员参加。
半个月后，我通过结业考试，拿到了《浙江省电影放映技术合格证》，可以正式上岗了。
那时，富阳县电影管理站有五六个流动电影放映队，我们大源地区就有一个，队员是汪培堂、盛志福等，他们手推独轮车，载着放映设备，轮流到各村去放映。
因为是流动放映，礼源的村民一个多月才能看到一场电影。有了我们放映队，村民以后每天都能看到电影了。
一开始，我们用的机器是8.75毫米的老式电影放映机，银幕宽度只有2米，扬声器功率只有8至12瓦，声光效果不是很好。
一年后，公社根据群众的呼声，新购了一台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银幕宽度一下子增加到3.5米，扬声器功率提高到15至20瓦，能满足3000到5000人观看露天电影。
公社任命我为礼源电影放映队队长，不久我们就下村去放电影了。
电影开始了，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礼源公社有11个行政村。
轮到这个村放电影的日子，人们早早吃过晚饭，搬着简易的竹椅子或小板凳向学校操场涌来，一些孩子争抢着占座位。待天黑下来，操场上一个挨一个地挤满了黑压压的人。
孩子们挤到放映机前，好奇地看我们调试机器，有的在光束下挥舞各种手势，编织成小兔子或搞怪的动作投影到银幕上。
晚来的人错过了最佳位置，赶紧回去搬凳子。离家远的，回去不方便，索性跑到银幕的背面去看。
电影开始了，一两千人顿时鸦雀无声。
伴随着放映机均匀的咔咔声，我的心渐渐沉静下来，全神贯注地盯着放映机和银幕，如果画幅不正或不清晰，便调节旋钮校正。遇到喜欢的电影，我也会一心两用地“看”。
那时电影大多是国产革命题材，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及《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8个样板戏。
后来多了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如《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和《宁死不屈》等。
1982年放电影《少林寺》，群众像过节一样，脸上喜气洋洋，有步行的，有骑自行车的，扶老携幼赶往放电影的场地。
电影演到关键时刻，总要停下来换下一盘胶片，此时观众中间便响起一片嘘声。当银幕上出现“剧终”两字时，大家又恋恋不舍，不肯离去。
那时，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是多么饥渴。很多年轻人，都是靠看电影来谈恋爱，毕竟那个年代，在学校操场上坐着看电影，可以悄悄牵个手。
放电影是份“吃香”的工作，不仅天天免费看电影，还能广泛接触社会
看露天电影，观众不必掏钱。放映款都是村里集体支付。一场电影的包场费有60元、80元、100元、150元不等。
条件好的村民家里办喜事，比如新屋上梁、小孩周岁、老人做寿，也会自掏腰包放电影，请全村的人免费看。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的电影，各村是抢着要放的。为了搞平衡，谁也不得罪，我们只能轮流放，今年在菖蒲村放，明年在蔡家坞村放。
那些年，我们每年要放映电影600场以上，扣除正常开支，账户上还有盈余。
所以在当时人眼里，放电影是一份“吃香”的工作，天天免费看电影不说，“消息”也比较灵通。某某家的儿子考上北大了，某某结婚了，某某新屋落成上梁了……各村的新鲜事，我们都知道。
但这份工作的辛苦，也只有自己知道。
每天一早，我骑自行车去富阳城区的电影管理站，还掉昨天的影片拷贝，取回今天要放映的拷贝，路上来回4个小时，到家一般是中午11点。下午3点，我和同事用独轮车将放映设备运到放映点，音箱、放映机、银幕……
这些设备加起来有几百斤重，我们用独轮车推，有时还要翻山越岭。
一到放映场，赶紧架设银幕、挂扬声器，再搬桌子架起放映机、倒影片、对焦、试声，一直忙到下午5点吃晚饭的时候。
一般在村主任家搭伙。饭后我们付5角钱，半斤粮票。主人很客气，往往会婉拒，把钱和粮票塞进我们的衣袋，有时推来推去才收下钱和粮票。
晚上，电影放映完毕，再将放映设备运回公社，这时已经很晚了。公社领导考虑到有些放映员回家路远，在办公大楼专门安排了一个房间，方便留宿休息。
在那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能看上一场电影很不容易，老百姓不会有太多的奢望，也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1978年至1985年，社会上缺电严重。特别夏季用电高峰，经常停电。为解决停电问题，富阳县电影管理站的技术人员发明了“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电容装置发电”的一项新成果。
我们将发电用的1.5千瓦电动机和一组电容装置搬上独轮车，运到放映点。请村干部指派村民开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机手将拖拉机上的三角皮带卸下，套在电动机预制加装的转盘上。
连接上“电容装置”，拉好电源线。然后，机手取出摇柄，叉开双脚，左手捏油门开关，右手摇动转轮，启动拖拉机。
不多时，“突、突、突……”手扶拖拉机启动了，场地上的指示灯也亮了。当电容装置上的电表指针指向交流电220伏时，我们的电影放映机可以工作了。
有时碰到柴油不纯或手扶拖拉机零件老化，发电时转速不匀，电压或高或低也是有的，画面有时亮有时暗，声音也有点沙哑。但在那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能看上一场电影很不容易，老百姓不会有太多的奢望，也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遇到停电的日子或放映中途突然停电，我们就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电容装置发电。当电影放映机将优美的画面投射到洁白的银幕上，扬声器播放出悠扬的乐曲，看电影的男女老少脸上挂满了笑容，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关于“手扶拖拉机带动电容装置发电”的事，我还写过一篇新闻稿，刊登在1979年6月10日《浙江日报》上。这组电容发电装置，我还完整保存着，有时拿出来打打灰尘，晒晒太阳。
我买了许多电影放映方面的技术书籍，用心琢磨。半年后，一般的问题就不太难得倒我们了
我们礼源乡，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个大礼堂,下雨天可在室内放映。但室内场地比较小，如影片好，看的人多，就比较拥挤，而且嘈杂声大，观影效果不佳。只要天气晴朗我们会把放映场地选择在学校的操场，这些场地地势平坦面积比较大，可容纳的观众多，而且嘈杂声容易散发，视听效果好。
放电影也会遇到麻烦事。比如刚开始接触电影放映设备，性能脾气没摸准，放着放着就出故障了，看的人等得急煞，我们也是摸不着头脑。
我们叫这种故障为“白布电影”。
后来，我买了许多这方面的技术书籍，用心琢磨。放了半年电影后，一般的问题就不太难得到我们了，而且设备的脾气也比较摸得准了。
放电影最怕的是中途突然下阵雨。有一次，我们去山基村放电影，放着放着，突然狂风暴雨，观众一下全散了，躲雨去了。我和同事赶紧保护设备。
当时我爬在梯子上拆扬声器，狂风吹过来，挂幕布的支架倒了，我也就和梯子摔到了地上。看着手上擦破的皮，我却为喇叭没有摔坏而高兴。
当时没有汽车，电影设备全靠独轮车运来运去。遇到雨雪天或者上个陡坡，还是辛苦的。不过，只要老百姓看得高兴，我们也很开心，这点苦也不算什么了。
由于放映业绩突出，放映事故少，宣传工作做得好，1983年至1988年，我们礼源电影队连续5年被评为“浙江省先进电影放映单位”。作为奖励，我和放映员倪玉松应邀各两次去舟山普陀山疗养。
我本人也在1983年8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富阳县农村电影放映队第一个入党的放映员。
一卷影片放完，跑片员就急急地把片子送往下一个放映点，因为那里的数千观众同样在焦急地等待着
每个月的27日，富阳县电影管理站召集全县的电影放映员开一次电影排片会议，安排下个月的影片供应。
电影队拿到排片计划后，两三天内会编排出一份下村放映计划，同时编印一张油印小报，下发全乡11个行政村，向群众告知各村的放映日期、影片名称等。
所谓联队“跑片”，就是一卷影片放完，跑片员就急急地把片子送往下一个放映点，因为那里的数千观众同样在焦急地等待着。
如此一来，一个晚上，不大的乡镇，老百姓就可以在家门口看上热门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追鱼》《红楼梦》《神秘的大佛》《保密局的枪声》这些影片，都是我们联队“跑片”，到春江、大源、灵桥、里山、渔山等地放映的。
正片到来之前，当地会放一些《新闻简报》、科教片之类的短片候场。正片到后，马上卸下候场片，挂上正片开映。
1977年，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刚刚“解禁”，恢复发行，老百姓个个想先睹为快。县电影管理站为了满足群众的愿望，组织附近乡镇的电影队跑片放映。
12月15日这一天，渔山、里山、灵桥、礼源4个公社的电影放映队集中到渔山公社。当时我们电影队被安排放第1个点和第5个点。
下午，我们在曙星村的大操场上挂起银幕，倒好影片，在乒乓球台子上架起放映机，早早吃过晚饭，开亮场灯。
这时，扬声器里播放着音乐，等候观众入场。
夜幕降临，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向放映场。晚上6点30分，电影准时开映。银幕上优美的画面，演员精湛的绍剧唱腔，让观众大呼过瘾。
换片间隙，拉亮场灯，我瞥了一眼人群，吃惊不小：场上黑压压的，足有七八千人，紧邻的萧山石门、许贤等地老百姓闻讯也赶来。
这是我放电影以来看到观众最多的一场。
当我们赶到放映场地时，操场上聚集着男男女女许多人，估计有近两千人
一卷电影拷贝放映时长是30分钟。我们在曙星村放完最后一卷影片，立刻卸下银幕，收起放映机，将设备装上独轮车，出发去下一个放映点——勤建村。
曙星村到勤建村有20多里山路，路面坎坷不平。勤建村派了两个村民用独轮车来载放映机，他们在前面走，我们两位放映员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天黑得像锅底，路高低不平，我们借着手电光，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石子路上，足足走了两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11点。
秋末冬初，天有点冷，地面显露出淡淡的初霜。当我们赶到放映场地时，只见操场上聚集着男男女女许多人，估计有近两千人。这么晚了，气温又低，竟有那么多观众还在等待看电影，我们大为感动。
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迅速接通电源，挂好银幕，架起放映机，试声、对焦，很快洁白的银幕放射出欢声笑语。电影放完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现在，露天站着看电影的现象少了，几千人扶老携幼汇聚在一起看电影的场面更难见到，这反映了时代的进步。然而，每当我回忆起当年放映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情景，心中仍激动不已。
电影院一天放一场电影，如果是热门影片，一天会排四五场，最多时一天7场
1984年1月，礼源乡政府与倪家滩村联合开办了一座乡村电影院，有970个座位，买了两台16毫米氙灯电影放映机，双机放映，实行“售票入场，中途查票”制度，一张电影票，普通的是7分、1角，最贵的1角5分，当时可以买3个鸡蛋。
影院工作人员除了两名放映员外，又招聘了1名宣传员、1名售票员和4名值勤人员，我被任命为电影院经理。
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实现了从站着看电影到坐着看电影的转变，增添了看电影的乐趣。木制的靠椅，入座或散场时噼里啪啦地一阵阵作响，像过年放的鞭炮，听着也觉得顺耳。
电影院一天放一场电影，如果是热门影片，一天会排四五场，最多时一天7场。我记得1990年5月，热门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影院放映，当时一天放7场。影片里撕心裂肺的情节，看哭了很多村民。
为了应对突发停电，电影院购买了一台3000瓦的柴油发电机。我同电影院场务人员倪丙江、新华村的丁友根师傅，开着拖拉机去萧山提货。
早上6点20分，我们从礼源出发，途经里山、渔山、临浦、萧山、转坝，手扶拖拉机单趟要4个多小时，到达萧山动力机厂已是中午10点多了。开票付款，我们将柴油发电机搬上拖拉机，用绳子缚住，再原路返回。
友根在前面开车，我和倪丙江坐在货箱里，双手拉住绳子看护机器。当时这条路还是沙石路面，弯道多，路面坑坑洼洼。回到礼源已是傍晚5点多，我们三个满是尘土，手脚都被震麻了。
有线电视对农村电影是不小的冲击，也让电影放映行业逐渐萧条下来
1984年12月22日，我的同事李乃云去世，年仅30岁。
李乃云是菖蒲村人，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他和我都是第一批通过文化考试的放映员，礼源放映队就是我俩组建起来的。
可能是早出晚归，生活没有规律，让他不幸得了脑肿瘤，年仅30岁离世。
我们停映电影两天，停止其他娱乐活动，追思李乃云积极工作，热心为村民服务的优良品德。乡、村和我们电影院联合为他开了追悼大会，祝他一路走好。
礼源电影院创办时，我儿子才两岁多。我经常带他去电影院，我放电影，他就在旁边的窗口看电影。说来奇怪，小小年纪的他，只要盯着电影，他就不哭不闹，好像看得懂一样。
儿子现在还会和我说小时候看电影的事，当时他的同学都很羡慕他有个放电影的爸爸。
放电影是我不悔的选择，那段时光我至今老是记挂。
20世纪90年代初，居民家里有了有线电视，这对农村电影是不小的冲击，也让电影放映行业逐渐萧条下来。
1992年，我告别电影放映员的工作，进了一家电器公司，一直干到退休。亲戚朋友提起来，都说如果当时我不转行，还是当老师，现在工资和待遇多少好，好像都替我觉得可惜。
但是，家里人都晓得，我是真心喜欢电影放映员这个行当。因为钞票不如开心来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