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颖丽
时光倏忽，距我有幸拜高式熊先生为师，已近40年。1984年秋西泠印社秋季理事会期间，《西泠艺报》主编蒋北耿老师把我带到了高式熊先生面前，郑重其事地介绍了我，他说：“给你介绍个学生，是个学刻印的。她在杭州有个启蒙老师，是王福庵弟子韩登安的学生茅大容，去香港发展了。您高先生是王老的学生，都是刻浙派印的。这个姑娘儿灵光的。”当时，高先生已60多岁，在西泠印社中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蒋老师介绍后，我就这样成了高先生的弟子，从此开启了30年的上海求学之路。
高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爱好艺术。其父高振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上海大名鼎鼎的书画家，家中藏书颇丰。高先生从小接触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后来成为高先生老师的赵叔孺、王福庵二位前辈是高先生父亲的挚友。虽然年少, 高先生对父辈们谈论的话题感到高深莫测、似懂非懂，但他对读书、绘画、书法、篆刻的学习非常感兴趣。
高先生在少年时没有进学校学习，而是接受私塾式传统教育。每天晨起要练习书法，写字是日常的早课，写4种以上的字体。听高先生说，他先临摹欧阳修的《九成宫》、柳公权的《玄秘塔》、褚遂良的《孟法师碑》等楷书大字，再临摹一张《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等隶书大字，随后写唐人写经，赵孟頫小楷，最后写《峄山刻石》《石鼓文》及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篆书。高先生曾说，书法的基础练习很重要，他最喜欢的是篆书和隶书，写这两种书法时，人可以非常安静，很享受很惬意。每天练字成了高先生一辈子的习惯。
1947年春天，26岁的高先生随老师王福庵一起从上海来到杭州西泠印社，参加雅集活动。经王福庵、丁辅之两位西泠印社创始人的介绍，高先生正式加入西泠印社，成了当时最年轻的社员。西泠印社副社长、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曾撰文称赞高先生：“胸存旧谱五百部，手运古印一万钮。”
高先生书法篆刻师从赵叔孺、王福庵两位大家，入秦摹汉，功力深厚。高先生教篆刻要我循序渐进，说：“刻印除了静心练习书法外，运刀镌印要有一手扎实过硬的功夫，凑刀入石虽说是体力活，但铁笔运使的妙处却在印外，要领会古人设计印章从局部到整体的用心之处。最后才能小心落墨，大胆走刀。”
高先生要我专攻古玺印，他曾经对我说，搞主题创作的好处，就是对有想法的人来说，可以深入研究，有所发展。因此我有了刻《诗经》300首的想法，得到了高先生的支持。在高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古玺印章，对精致秀美、古拙沉稳、朴茂高华、形式多样的古玺印有了灵魂上的碰撞，“一头栽了进去”，不能自拔。
20世纪鲜有刻古玺印的前辈，研究古玺的人也少之又少。我喜欢古玺，然后再研究它也顺理成章。高先生说，最好的继承就是有创造。高先生的亲身经历，使我豁然开朗，我开始了主题创作研究。2002年9月，我以《诗经》题材创作的古玺印获得了全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我在第一时间赶到上海，向恩师报喜。高先生很高兴，但同时又说：“篆刻之道你才刚刚开始，继续努力，深入研究，要去发现规律运用规律，才可以有时代面貌，为治印之道广开天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高先生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如今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腾飞，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而西泠印社中人，对印学的传承与发扬是当仁不让的。一个民族的艺术，就是这个民族精神的结晶，所以传播、振兴民族艺术，就是传播、振兴民族精神。
高先生设帐授徒，足迹遍布东南亚及西方欧美等国家，传播书法篆刻艺术。高先生常常对我说：“我还有个‘野心’，其实是一个大大的心愿，除了继承书法篆刻传统艺术以外，还要发扬之，让它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高先生走完了他近一个世纪的艺术人生道路，我深深地感到高先生的艺术就是他的人生。
家学传承是他书法篆刻的摇篮，不可缺的重要因素；刻苦勤奋是他艺术实践的法宝，不放弃的成功基础；一丝不苟是他学习研究的习惯，出精品的积累手段；追求创新是他继承发扬的动力，“老克勒”（上海话中指见过世面、摩登的人）的宝刀不老；永不满足是他勇攀高峰的雄心，最重要的内在动力；爱憎分明是他乐观长寿的秘诀，真善美的身心健康。（作者为西泠印社社员，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