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松木场周公桥
金祝牌楼 本版图片由徐骏提供
北山街孤云草舍与秋水山庄间的大樟树
保俶塔下“保俶消防救援站”
徐 骏
现在如果能在金祝北路路口重建一座金祝牌楼，或在北山街孤云草舍与秋水山庄间的大樟树下，立一块碑，当人们路过这些地方时，可以驻足几秒，了解和致敬这几位侠之大者的南宋“小人物”，善莫大焉。
最倒霉的建炎三年
从前杭州人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是上茶馆听大书，叫作“吃书茶”。其中《说岳全传》深受杭人喜爱，百听不厌。
原因不光是岳飞墓庙就在杭州，这部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说岳全传》，作者钱彩就是杭州人，里面很多故事也发生于杭州，连一些小人物、小地方都确有其人、确有其地，只是情节虚构，所以杭州人听来格外亲切、熟悉。
如第三十七回讲到宋高宗赵构被金兀术追至钱塘江边，眼看就要捉住，危急关头，扮作渔民的朱跸、金胜、祝威三人拼死相救，利用钱江巨潮助赵构逃脱，后来赵构封三人为“松木场土地神”。
历史上确有朱跸、金胜、祝威三人，松木场也确有供奉这三人的庙，而且存在过几百年，曾是当地的一个地标。而这几位历史上的小人物，其抗击侵略的真实事迹，远比“大书”上说的更曲折、壮烈。
南宋建炎三年（1129），是宋高宗赵构登基的第三年，据《宋史》记载，这一年太阳黑子爆发，作为南宋首任皇帝的赵构也迎来了最倒霉的一年。
其实最初赵构内有主战的李纲为相，外有大将宗泽主持中原防务，他只要留在登基的应天府（河南商丘），利用其影响力，召集各路勤王兵马，完全可以形成与金朝抗衡之力。可是赵构为保住侥幸得来的帝位，重用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以“退让求和”为宗旨，以期得到金朝的承认。
建炎三年，在李纲被罢、宗泽忧愤而死之后，金军又一次大规模地南侵，已经攻占了中原重镇徐州，而赵构此时已南逃至扬州。
占领徐州后，金帅完颜宗翰率重兵继续南下，宋守将韩世忠、刘光世相继败退，宗翰派数千精兵奔袭扬州，想生擒赵构。二月二日，金将马五率先锋五百骑，攻入距扬州仅百余里的天长军（安徽天长），宋近万守军竟不战而溃。
当天深夜，赵构正在扬州行宫行乐，忽闻紧急战报，慌忙中赵构顾不上召集群臣，只带了几名随从，于三日凌晨乘马出城，从瓜州渡口坐小船渡过长江，逃至江南的镇江。自此以后，宋高宗赵构再也未能北过长江，南宋放弃中原，偏安江南的格局由此形成。
赵构不顾中原子民，带头逃跑，到杭州后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下了罪己诏，接受批评，大赦天下，罢免黄潜善、汪伯彦，并组织接济和安置随之南迁的军民家属。
没想到的是，赵构的“罪己”根本没用，扈从统制苗傅、副统制刘正彦因不满赵构的一味南逃和赏罚不公，以及身边嚣张跋扈的宦官，发动了兵变，诛杀其近臣、内侍，迫使赵构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音fū），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并改元明受。
赵构的皇位没被金朝废掉，却在杭州被自己的亲兵逼退，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对武将的防备心理也大大加深。好在一个月后苗傅、刘正彦在勤王军各处赶来的压力下，逃离杭州，赵构复位，改回建炎年号。
罪己诏下了没多久，赵构唯一亲生的皇太子赵旉，竟在病中受惊而亡，高宗从此绝了后。
赵构受此打击后心灰意冷，于是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偏安一隅，当几年安稳皇帝。而建炎三年秋，金朝不理赵构屡次遣使乞和，分三路再次大规模南侵。赵构到杭州后，听说金军从应天府直奔江南，连忙渡过钱塘江，逃往越州（绍兴）。金军一路南下几乎势如破竹，能以死抗之的很少。
长江防线最高指挥官杜充最后向金军投降，而分别驻扎于镇江和江州的韩世忠与刘光世均不敢率部抵抗，俱引兵退却，整个长江防线完全崩溃，南下金军曾宣称其“有掳掠，无战斗”。
建炎三年十一月，赵构从绍兴又逃到明州（宁波）。此时，金兀术已攻占安徽广德，十二月八日又攻陷安吉县，九日过独松关。独松关是杭州北面的屏障，是天目山间一道重要关隘，但宋军竟然没有在此设卡守卫。连金兀术过独松岭时都说：“南朝可谓无人，倘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渡哉！”
赵构得报金军已兵临临安城下，即从明州逃至定海县（镇海），后又坐船逃到昌国县（定海），再乘御舟逃往东海，成为中国历代第一个被迫下海逃亡的皇帝。
拼死抵抗的小人物
建炎三年最后一个月月末，对临安城来说，凌冬已至，而比寒冬更可怕的威胁也已到来。金兀术率领的骑兵即将进城，接替康允之守城的刘诲欲献城投降，被愤怒的军民杀死。没有主官，正规军也全部逃离，临安已成为一座不设防之城。
此时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站出来了，他就是临安府钱塘县令朱跸。朱跸是湖州安吉人，作为“守土有责”的一名八品地方小官，在各级长官相继逃离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先通知百姓尽快往山中或乡下逃避兵祸，然后带领金胜、祝威两尉曹（相当于治安警长）召集县衙的弓箭手及两千乡兵，赶赴余杭方向阻挡金兵。
行二十里后遭遇金军先锋部队，朱跸率众迎击。但乡兵怎敌训练有素的金军，交锋没多久便败退。混战中朱跸身中两箭，由左右扶持退至天竺山，仍指挥手下拼死抵抗，不久战死于阵地。
这时又有一位“布衣”挺身而出，名为岳仲琚。岳仲琚是杭州本地人，家住霍山，即现弥陀山，是一名临安府府吏，就是没有品级的普通工作人员，也称“布衣”。
后世有人将岳仲琚误作岳飞之孙岳琚，完全是“关公战秦琼”。因为建炎三年，岳飞才26岁，金兀术进攻临安时，岳飞正退兵宜兴休整。岳仲琚年龄应与岳飞相仿，甚至可能还要大些，这位“布衣”与后来成为名将的岳飞并无交集，只是同姓而已。
在府衙工作的岳仲琚，家底应该比较殷实，信息也较灵通。在得知朱跸战死，金兵即刻进城之际，马上散尽家财，招募了三百勇士增援战场。并推举仍坚持作战的金胜、祝威为首领，拼尽全力抵挡金军，为自己的家乡、临安城数十万扶老携幼的逃难百姓，赢得宝贵的逃生时间。
就像斯巴达三百勇士一样，金胜、祝威和岳仲琚所带领的抵抗战士，想尽一切办法，让凶悍的金兵也付出了惨痛代价。得知金军骑兵将由西溪、天竺方向而来，他们便在葛岭设兵埋伏，将竹子编成竹排铺在里西湖的水面上，再在上面覆上泥土，伪装成平路作为陷阱。
金军的先头骑兵部队，冲到此处果然中计，连人带马纷纷陷入湖中，金胜、祝威率战士趁机抡斧砍杀，致其死伤无数，重挫金兵锐气。金兀术大惊失色，连忙向赤山埠方向退却。
其后金兀术逼迫乡民为向导，从南山绕道攻城，金胜、祝威、岳仲琚等在钱塘门附近以寡敌众，身上中箭，折箭再战，刀砍飞了，以石击敌，最终全部阵亡。
正因为有了这些“小人物”的拼死抵挡，换得临安城百姓数日的逃生时间，等金兵进城，几乎已十室九空。金军攻占临安不久，便沿赵构逃跑路线继续猛追，一直追至宁波外海，后因不谙水战受宋水军的阻击而撤。
乡民立金祝祠感恩
金军北撤时，一路将明州、临安等城放火烧毁。当时金军集兵于临安城吴山、七宝山，下令纵火焚城，杭城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撤离前又进行了大肆抢掠。
在退至建康城东北的黄天荡时，金军才遭到了韩世忠及岳飞部队的猛烈阻击，这一战宋军虽然最终并未获胜，但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使一代抗金名将岳飞脱颖而出，岳飞趁此战收复了建康城，此后屡立战功，终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二是经此战，震慑了金军，从此再也没有打过长江。
赵构得知金军北撤，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改元绍兴元年（1131），升越州为绍兴府。次年又把南宋小朝廷迁回临安，至此，南宋政权才算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对于临安城自发抵抗金兵而死的这些“小人物”，赵构曾下《赐临安府民兵抚恤敕书》，内写“自金人攻陷府城，内外军民，并力拒敌，血战五日，方始城破。尔等挺身御敌，为国忘生，率其忠义之豪，挫彼腥膻之暴逮。又缘诸县村堡防护严密，往往多被掩杀。缘此怨恨，（金兵）临行之日，焚烧屋宇，城郭一空，比之其他残破州郡，被祸尤酷，实可痛恻。欲望优加抚恤事。”
然而赵构只是开了张空头支票而已。金胜、祝威战死后，是乡民为其收尸，葬于钱塘门外的阳云洞之右，并在其阵亡地附近的古柳林为他们建祠纪念。
阳云洞在昭庆寺东北，此地后来成为大将杨存中的私家园林，称“云洞园”，面积宽广，即现十四中及环西新村这一带，而金胜、祝威的墓则早已了无痕迹。
古柳林在昭庆寺东南，钱塘门外九曲丛祠附近，即现在的环城西路南端这一带。最初的金祝祠很可能就是九曲丛祠中的一座，属于乡民自立，未得官方承认。12年后岳飞被害，狱卒隗顺将岳飞尸体也偷埋于九曲丛祠旁。
当时被乡民称作“金、祝二太尉庙”的金祝祠，后向北迁至松木场小流水桥东的精进寺，即现弥陀寺这个方位。据说金祝庙十分灵验，对当地居民护佑备至，“病者祷而痊，无疫疠，无旱涝，无横暴，皆神之赐。”在百姓心里，已将其视为福泽一方的“土地神”。
宋明两代赐庙封侯
到了淳祐十年（1250），建炎三年的临安城保卫战已过去121年，宋理宗赵昀接受地方官员及士绅的申请，才将金祝庙划为官方认定的专祠，并赐额“灵卫”。景定二年（1261），安抚使洪焘为之奏请了封号，封金胜为忠佐侯，祝威为忠佑侯。
而朱跸、金胜、祝威、岳仲琚四人中，唯一在《宋史》“忠义列传”中列得上名字的朱跸，在咸淳四年（1268）上报获封为显忠侯，并将其神像附设于金胜、祝威二像旁。后来安抚使潜说友觉得不妥，朱跸生前毕竟是金胜、祝威二人的领导，所以将朱跸移至中间，金胜、祝威立于两旁，名称仍为“灵卫庙”。
灵卫庙曾毁于元末战乱。至明朝洪武三年（1370），朝廷清理整顿全国祀典庙宇，杭州府上报礼部，称朱跸、金胜、祝威三人为抵抗外族侵略而死，可谓忠烈，宜祀。
洪武七年（1374），朝廷下文，革去朱跸、金胜、祝威前朝侯爵封号，升三侯为三神，与杭州的伍子胥庙、岳飞庙一样正式进入国家祀典序列，并重建灵卫庙。杭州府官员于每年七月一日，即金胜诞辰日到庙致祭。此后又经过了多次修缮，在明代，灵卫庙已成为松木场一带“伟观一方”的大庙。
明末清初时，灵卫庙仍在现弥陀寺这个位置。当时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描写“哇哇宕”时，提到“（棋盘山）上有棋盘石，耸立山顶。其下烈士祠，为朱跸、金胜、祝威诸人，皆宋时死金人难者，以其生前有护卫百姓功，故至今祀之。”这哇哇宕所在的棋盘山，就是后来的弥陀山。
清光绪初年开建弥陀寺，灵卫庙又迁至古桃花港之北，即松木场河南端，周公桥的东南侧，大致在现桃花弄与体育场路交接处。当时在庙东一里外还建起一座牌楼，称金祝牌楼，即现金祝新村及金祝北路南端这个位置。
松木场这座灵卫庙，也称朱金祝庙，在民国老地图上一直存在，据当时的寺庙统计资料上显示，还有名为陈锦标的僧人在庙内主持。现在只有金祝新村、金祝北路和南路这几个地名，还留有一点对这几位松木场“土地神”的念想。
显功庙寻踪
而消失得更彻底的，是岳仲琚的显功庙。岳仲琚与朱跸、金胜、祝威三位又有所区别：其一他是家住霍山（弥陀山）的本地人，战死于自己家旁边；其二他是四人中唯一没有级别的“布衣”。
岳仲琚死后，乡民感念他的功德，先是在孤山四圣延祥观立牌位祭祀，并尊其为保稷山王。因岳仲琚家住霍山，霍山为宝石山东端支脉，宝石山即保（宝）稷山，百姓将岳仲琚视为“宝石山山神”，保护这一方水土及乡亲。
嘉定元年（1208），乡民在保俶塔下为岳仲琚建专祠，号“保稷山王庙”。据《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及南宋《西湖清趣图》的标注，当时的保稷山王庙大致在保俶塔下现“保俶消防救援站”院内。
咸淳四年（1268），就在朱跸获封显忠侯这年，当地父老向权相贾似道申报岳仲琚的抗金保民事迹，请求为之加爵封庙。贾似道的府邸就在此庙西里许，他听闻这事说，“此义士也！”便上奏为之赐庙号为“显功”，封岳仲琚为忠翊侯。
宋度宗赵禥为显功庙制词曰：“尔神克奋孤忠，输财募死士，得二将，率众三百卒，夺金酋南下之盛气，而一境赖以安存。”有了皇帝的肯定，乡民自建的矮小庙宇得以扩建。显功庙主殿中塑岳仲琚神像，旁立仪卫，殿有两庑，由扶栏而上为门四楹，宏伟壮观，路过者均肃然起敬。
到了明朝，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保俶塔下的显功庙西移至智果寺西，位于同样是南宋抗金英雄的陈文龙墓庙旁，即现张静江静逸别墅这个方位。
但《西湖游览志》的文字说明中，将岳仲琚的“仲”字略去，变成了“岳琚”，后来许多志书也以讹传讹，甚至将岳仲琚与岳飞孙子岳琚弄混。其实显功庙里旧有一联，早就表明了岳仲琚的功绩既早于岳飞，又各为千秋：“南渡创奇勋，军声开武穆之先，同功同德同一姓；西湖崇特祀，庙貌并显忠不朽，各行各志各千秋。”
在清末民初各种西湖导游册中，显功庙又往西移至葛岭下濒湖处，具体位置未作说明，只有一句“在多子塔院附近”。1929年首届西博会会场图中，北山街多子塔院西边，即孤云草舍西侧有座关帝庙。同样是1929年的《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中，这座关帝庙却变成了土地庙。据记载，明清期间西湖北山有三座关帝庙，分别在岳庙东侧、孤山及金沙港，孤云草舍旁边并无关帝庙的记录。
据此推测，民国时期的显功庙，就是1929年地图中，位于孤云草舍与闲地庵（秋水山庄）之间的这座关帝庙或土地庙。现在此处已无庙的踪影，但有四棵左右对称、特别茂盛的参天古樟，树龄均有一百七十多年，估计就是当年显功庙前甬道旁的遗物。
现在如果能在金祝北路路口重建一座金祝牌楼，或在北山街孤云草舍与秋水山庄间的大樟树下，立一块碑，当人们路过这些地方时，可以驻足几秒，了解和致敬这几位侠之大者的南宋“小人物”，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