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像，采自《辞海》
机场路上的墙绘
《艮山杂志》关于诸葛庙的记载
诸葛庙遗址位于原三里亭直街105号
袁枚《余杭诸葛武侯庙碑》
下菩萨公交站
夏莲
在上城区闸弄口街道机场路（机场路一巷到工农路段）西北侧，有一幅总长205米、高2.1米、总面积达430.5平方米的大型文化墙绘，描绘了闸弄口一带的历史人文、民间传说等街巷文化，如走马塘、古秋涛路、永济桥、三里亭、机神庙等等。其中还有一段墙面，赫然画着诸葛亮和诸葛庙的彩绘。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人称“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东汉末隐居邓县隆中（在今湖北襄阳），后出山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任丞相，南征北伐，病死于五丈原军中，葬定军山（今陕西勉县西南）。放眼全国，襄阳、南阳、白帝城、成都、宜宾、保山、祁山、天水、五丈原、勉县等地都有武侯祠或诸葛亮庙，但均与其行迹相关，而他从未踏足过的杭州，缘何也有诸葛庙呢？
诸葛庙祭祀的是谁？
作为智慧与忠诚的化身，诸葛亮可谓凭借一己之力拔高了“诸葛”这个姓氏，同时也掩盖了其他同姓者的光芒。在风云际会的三国时期，他与东吴诸葛瑾、曹魏诸葛诞并有盛名，时称“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狗”乃“功狗”之意，虽比不上龙虎，亦是有功之人。其中，诸葛瑾是诸葛亮的胞兄，诸葛诞是他俩的族弟。
被誉为“吴得其虎”的诸葛瑾（174—241），字子瑜，官至东吴大将军，因面孔狭长似驴，曾被孙权当众打趣，又被其长子诸葛恪机智地化解，由此留下“诸葛子瑜之驴”的典故。诸葛瑾还有两个儿子，次子诸葛乔、三子诸葛融。诸葛亮则膝下无子多年，遂把二侄儿诸葛乔过继为自己的嫡子，直到四十七岁时才有亲生儿子诸葛瞻。这个过继之举，竟冥冥中为诸葛瑾保留了血脉。
公元252年，吴主孙权薨，遗命传位于幼子孙亮，诏诸葛恪、孙弘、孙峻等共同辅政。不料顾命大臣们窝里斗，先是诸葛恪干掉孙弘，继而孙峻扳倒诸葛恪，其子嗣及三弟诸葛融满门被诛。此时，诸葛亮一脉已有亲生子孙，倒是诸葛瑾留于东吴的两房血脉断绝，所以诸葛乔之子诸葛攀重新继承了诸葛瑾的香火，但仍留于蜀，毕竟不会傻到返吴自投罗网。
杭州在三国时称钱唐县，属扬州吴郡，是孙氏统治的地盘。而诸葛亮涉足的江东地界十分有限，如早年在叔父任豫章太守时来过南昌，劝说孙权共同抗曹时到过柴桑（治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均在杭州千里之外。因此，不止一人认为，杭州的这座诸葛庙没道理祭祀与此地无关的诸葛亮，所祭应是东吴诸葛瑾。
清代仁和（今杭州）籍文人翟灏的《艮山杂志》引《岁寒堂记》曰：“道出艮山东麓，巍然有诸葛武侯庙在焉。当三分时，武侯相蜀，钱唐为吴地，安得以上神事之？意必诸葛子瑜讹而为卧龙耳。”彼时，艮山东麓的这座诸葛庙已被人称作“诸葛武侯庙”。诸葛亮在世时被加封为武乡侯，卒谥忠武侯，全国各地也有不少武侯祠，人们想当然地觉得诸葛庙就是祭祀诸葛亮的，但有文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杭州老百姓把诸葛瑾讹传成了诸葛亮。
无独有偶，比翟灏稍晚的仁和老乡朱文藻撰有《崇福寺志》，亦云：“蔡官人塘河，在艮山门外九里松塘是也，下菩萨亦宋时旧名，今为土谷祠，祀诸葛瑾。”他很肯定地说，艮山门外这座诸葛庙，实为祭祀诸葛瑾的土谷祠。这说不定是受到翟灏等人的影响。
“蔡官人塘河”现在的官方名字是“备塘河”，与南宋孝子蔡汝揆有关。至于九里松，并非灵隐的九里松，而是城东的复刻版，翟灏自记：“城东九里松，南宋仿城西灵隐、天竺路栽植，西自诸葛庙至茧（笕）桥，与走马塘合。”笕桥东二里有樟木庙桥，从诸葛庙到该地共九里，当年百姓为了保护堤塘，仿城西九里松遍植松树。《咸淳临安志》云：“走马塘，在艮山菜市门外，地平坦，可驰马，故名。”走马塘相当于如今的机场路。
不过，翟灏认为诸葛庙并非土谷祠，而是诸葛氏族所建家庙。诸葛氏之居杭者，在南宋颇为繁显，据《宋登科记》，钱塘人诸葛寅为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仁和人诸葛鸣凤为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进士。族人建家庙于此，而俗传为土谷祠。
事实果真如此吗？
随宋室一起南迁的“明王庙”
艮山门外三里亭西的这座诸葛庙，亦称诸葛武侯庙、诸葛明王庙，大约建于宋室南渡后。明王，是佛教的护教法神，据称是佛陀、菩萨的忿怒化身，代表着力量和威严，冠以“诸葛”之凡人姓氏，可见其人已被神化。
《艮山杂志》引《嘉靖仁和县志》载，“诸葛明王庙，在艮山门外官园路，神乃蜀之南阳人，未知何故得为斯地土神。考《宋高宗会要》，杭之庙食隶祠官者，十三其四原在汴京畿内……盖其自汴南渡建都于杭，凡汴京素奉香火悉立庙崇祀，或者神之后裔随驾南渡，因亦立祠祀之。”
官园路实为走马塘（机场路）的南段，它起自闸弄口的转塘头，止于诸葛庙前，约三四里。这段记载稍有些不严谨，比如这句“神乃蜀之南阳人”。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那时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南阳邓县，这也令当今的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引出一场对诸葛躬耕地的争议。《出师表》里的“南阳”是诸葛亮年轻时的隐居之地，但他并非南阳人，而是琅琊人。诸葛瑾则早年就避乱江东，未曾在南阳隐居。由此亦可看出，前文所谓的“神”指诸葛亮，而非诸葛瑾。
《嘉靖仁和县志》记载的两种说法，实际上即朱文藻与翟灏各自的观点，认为诸葛庙要么是从汴京迁过来的土地庙，要么是诸葛后裔南渡后所建家庙，但在“所祭何人”这一点上则有待推敲。若是土地庙，祭祀的应该是某个被推上神坛的人物，就诸葛亮和诸葛瑾而言，谁更具备这种特质？答案不言而喻。
若是家庙呢？蜀汉灭亡时，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战死于绵竹，壮烈殉国。诸葛瞻次子诸葛京，及诸葛攀之子诸葛显（即诸葛乔之孙），于公元264年从蜀地移居河东（今属山西）。鉴于诸葛瑾的子孙已在东吴的内斗中惨遭灭族，而仅存的血脉诸葛乔这一支又曾被诸葛亮过继到蜀中，哪怕真的是诸葛乔后代建立的家庙，拉上名气更大的诸葛亮才更符合人性常理。且不说认名人当祖宗是一种流行千年的趋势，诸葛乔的子孙本就是诸葛亮生前的嫡裔，这也不算往脸上贴金，而更偏向于一个事实。
我以为，无论从“土神”还是“家庙”的角度来说，杭州的诸葛庙祭祀的都应是诸葛亮。朱文藻等人忽略了一点，虽然诸葛瑾生前效命于东吴，但他身后，在东吴已经没有后裔。仅仅因为杭州是三国时的吴地，就下结论说诸葛庙供奉着诸葛瑾，实在是经不起细考的。
诸葛庙与下菩萨的得名
在机场路那面墙绘附近，有一个名为“下菩萨”的公交站。1949年4月26日，杭州解放一周前，在艮山门外下菩萨小学附近的大坟头（今机场路辅路与机场路一巷交叉口东南），十二位进步青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闸弄口街道现建有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艮山门外“四二六”十二烈士纪念室。其实，下菩萨就是诸葛庙的俗称。
清代乾隆年间，翟灏造访诸葛庙，见庙里有一座石龛，高广各五尺余，其上刻文曰：“临安府城东新九里松下菩萨庙焚修香火。善友系嘉兴府行孝里人，募建刊凿圆通圣像一龛，并重建施水一所……嘉熙元年四月初八日，嘉兴府行孝善友义庵周觉圆谨题。”这是一方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留下的石刻，清代阮元编录的《两浙金石志》亦以《宋诸葛庙造像题记》为题收录此篇。
翟灏见这座庙的题额曰“诸葛庙”，而里人则皆称其为“下菩萨庙”，原本有点不明就里。看了刻文，原来从南宋时就这么叫了，似乎比“明王庙”的得名还要早。文中讲到“重建施水一所”，即刊凿圣像时兼凿了一口水井，翟灏还能看到庙门外仍存石井。乡亲们介绍，在明代浚井时，一龛神像“由井下舁（共同抬东西）奉于庙下”，下菩萨之称，即以原在井下之故。
下菩萨既然在宋代就有其名，为何又与明代浚井时发现的神像有关？听起来难以自圆其说。对此，博览群书的翟灏另有见解。他记得，南宋临安知府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提到，五里塘路口（今打铁关南）有张家菩萨二桥，桥上旧时建有庙，所奉之神亦是“诸葛明王”，故而猜想，许是按当时两座庙距离城郭之远近而分“上下”：张家桥的诸葛庙离城较近，故称“上菩萨”；城东九里松的诸葛庙离城较远，故称“下菩萨”。
据当地老人介绍，下菩萨诸葛庙位于原三里亭直街105号，靠近如今的下菩萨公交站，风光的时候有三间正殿、两间厢房。正殿中间端坐着诸葛老爷之像，威风堂堂，一如《三国志》里的描述“容貌甚伟”。后殿有诸葛夫人的塑像，还有天王菩萨。西面是“行宫”，里面有多尊体型较小的菩萨，这是为了便于扛抬出庙去搞各类活动，其中也少不了诸葛老爷的塑像。侧殿供奉着土行孙，堪称“混搭”。
下菩萨诸葛庙的前殿与后殿之间有个很大的天井，天井里有一棵历经沧桑的大香樟树。伸展的树枝占了天井的近四分之一，树冠不仅遮住整个后殿，还一直伸出墙外。久而久之，庙已倾圮，大香樟树也遭砍伐而轰然倒下，只有下菩萨的地名留了下来。
杭州不止这一座诸葛庙
除了下菩萨诸葛庙和张家桥诸葛庙，杭州还有其他诸葛庙。清初，余杭曾重修诸葛武侯庙，吴农祥撰有洋洋洒洒的《余杭重修诸葛武侯庙碑》。吴农祥，字庆百（一作庆伯），钱塘（今杭州）人，这篇文章本来要被刻成石碑，但勒石者嫌其篇幅过长，而吴农祥已离世，故请同为钱塘人的文学家袁枚将其改写，撰成《余杭诸葛武侯庙碑》，开篇即云：“余杭宋村有诸葛武侯庙。”查地图可知，当下杭州市余杭区有两个宋村，分别位于河堤路和径山镇，具体是哪个宋村，史料阙如，有待进一步考证。
《咸淳临安志》记载，余杭人诸葛琮，有贤德，后汉时曾任河间太守，居于断山，死后即葬山旁，余杭县为其建庙。宋代叶廷珪的《海录碎事》说，诸葛琮能为人求雨，祈祷必应，俗云“有乌云入天河，必降雨”，故号为“乌河庙”，或称“诸葛使君庙”，也可能被简称为“诸葛庙”。断山位于临平山西端，“断山残雪”为临平十景之一。从距离上推测，乌河庙应当与余杭诸葛武侯庙关联不大。
袁枚在碑文中也提出了那个许多人都感兴趣的设问：“武侯功在西川，庙留南国，何也？”为什么诸葛亮建功立业在西川，却在身后留庙于江南呢？袁枚接着说，诸位但知诸葛亮有功于蜀，却不知他亦有德于吴，赤壁之战中，他借筹定谋，促成鼎足之势，既匡扶汉室，又保全江东。哪怕在夷陵之战吴蜀交恶后，诸葛亮仍“追怀大计，远鉴前非”，能够理性而冷静地深谋远虑，以维护团结的大局观，坚持联吴伐魏的外交策略不动摇。文章称赞他不仅“忠汉”，而且“忠吴”，故而吴地百姓皆欲奉武侯归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回答了下菩萨那座诸葛庙祭祀的是谁。
这篇文章不禁令人想起诸葛亮去世后，蜀人把对他的追思投射到了其子诸葛瞻身上，每每朝廷有善政佳事，虽不是诸葛瞻倡议的，百姓却都奔走相告：“葛侯之所为也。”由于诸葛亮自带的光环太大了，人们在口口相传、潜移默化中，愿意把更多的事迹归为他的功劳，哪怕是牵强附会，经过累世的叠加，令他身后的光环更为耀眼。
诸葛亮为何有这样大的影响力？抛开小说的演绎和民间的神化不谈，他立足统一的战略思想、举贤黜佞的吏治举措、严于律己的品格作风、德才并重的教育理念，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时至今日仍滋养着后人。“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这个名字，在史册里，更在人心里。踩着时光的阶梯，带着一千八百年前的征尘，他已然迈出史册而融入当代，步出书斋而面向社会，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和心里，生机勃勃地“活起来”了。
机场路下菩萨原诸葛庙的位置已被拆迁，现在是一片被圈起来的工地，正等待着营造新的建筑。钢筋混凝土的楼宇是坚固的，纸页是脆弱的，人心通常是柔软的，然而有的时候，“柔弱胜刚强”。雕栏玉砌或将湮没于历史深处，却总有一些精神历世长存，生生不息，不断造就着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