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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智故居原正厅后厢和花园的走道。金晓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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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智故居的墙界,“振宜”,朱应鹏曾用作笔名。 金晓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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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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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德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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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前的六和塔 资料图片 曹晓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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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应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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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智
曹晓波
杭州是一块风水宝地,且不说商贾大家,单说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在晚清“同光中兴”之时,为数众多。他们之间门当户对的联姻,几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影响和左右着杭州当时的治政走向。这要细讲是一本大书,这里只能择其一二管中窥豹。
应宝时,历任上海道台、
江苏按察使兼布政使
应宝时在最为春风的时候,淡出官场,退居杭州,初时住在忠清里(今新华路中段)原赵氏目耕园南侧。不久,买下目耕园,改建“适园”。该园东起今新华路,南近长庆巷。应宝时这位对近代上海的经济、文化、对外法律颇有建树的人物,从此终老杭州。
应宝时从咸丰二年(1852)进入官场,到光绪元年(1875)五十四岁辞官,无论在“平洪杨”,还是主政江苏,大多在和洋人打交道,说他“视财如流水”,并不过分。1864年,应宝时担任上海道台(相当市长),商界仅以“喝茶”的名义,一次性送“茶金”6000两银子。应宝时担任江苏布政使时,也有“宝时当布政,月薪银一称”的说法。月薪用秤,虽然夸张,也看出应宝时的不差钱。
应宝时的辞官,令人费解。按国学大师俞樾的说法:“任内告养,时年已五十,尚未得子,奉母家居。”故宫博物院学者李文君也说:“请旨回籍养母。”但他们却并没提告官有“未得子”的原因。不过,按应忠良《陵谷沧桑》说,是“被当权者打压嫉恨”。
应宝时辞官,母亲正好八十岁,看李鸿章写的“八秩荣庆序”寿辞,应母当时住在杭州。但俞樾说应宝时“任内告养,时年已五十,尚未得子”并不正确。应宝时在“告养”之前,五十岁不到,开始有的儿子。正出、庶出,一出就是五个。四子应德闳,有据可查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正是应宝时辞官的第二年。
时人杜文澜有词《游应氏适园·五福降中天》称:“娱亲小筑忠清里,亭台尽含诗意……更上层楼,武林全景到窗几……梅下松底,酿蜜蜂酣,营巢燕乳,都是充闾佳气。高堂定喜,羡彩舞莱衣,舞忘尘市。转厌名场,真弃如敝屣。”
“高堂”,指老母。“彩舞莱衣”,指春秋时七十岁的老莱子为讨父母一笑,穿五彩衣、作婴儿舞。在适园奉养老母的应宝时,真的将名利场抛弃得如同破鞋了。
适园有奇花异石,有登高可望全城的亭阁,在清吟巷拥有三亩多地园林“退圃园”的王文韶,日记中对适园也赞不绝口:“园亭甚好,山石尤胜。”为篇幅计,对此不再赘述,只说藏书。李榕《适园石刻》说:“鱼樵杂于仆婢,图书照其壁。不必入竹林之坐,清浊自分其畛域。不必荒柴桑之径,理乱无关于胸臆。”
“竹林之坐”,是以魏晋的“竹林七贤”比喻适园中人。适园有开悟人性的满壁书籍,哪怕鱼樵粗夫,到此也会醍醐灌顶,清浊分明。“竹林七贤”有追崇个性,反抗权贵之骨气,这也可看出,《陵谷沧桑》的“被当权者打压嫉恨”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时人有说,应宝时中年得子与从善有关
这虽然不可全信,但人无敬畏总不是好事。前文说到应宝时就任上海道台得“茶金”6000两,盛情难却之下他接受了半数,转手给了杭州三郎庙义渡,做了善事。
那正是“平洪杨”以后,惨遭兵燹(xiǎn,意为战祸)的难民,每天源源不断从远僻的乡下,渡钱塘江北返家园。木船小,人多,风大潮涌时,船难不断。应宝时用3000两银子,以“旅沪浙江同乡会”名义,买下了两艘铁壳渡轮,义渡从此更为安全。
其实,应宝时早在上海时就好善乐施,他首建了全国第一个助贫基金田,还有疏河流防洪,开民智兴文化等善举。上海士绅为纪念他,建了应公祠。此祠在豫园的南面,路名也曾称过应公路(后改称迎勋路)。
应宝时在杭州,常与王文韶(1883-1888年户部侍郎任上受弹劾归乡)、朱智(1881年兵部侍郎任上养病归乡)等从事慈善。这王文韶在朝廷中虽有“油浸枇杷核子”的圆滑之称,但从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廿八日的同善堂会议纪要来看,从善却极有担当:王文韶专经营同善堂事,朱智专照料育婴堂事,应宝时专管仓谷义渡事。王文韶在日记中也记有他们对疏浚西湖、修葺艮山门外义冢、修理贡院考棚的付出。
应宝时的从善不仅限于仓谷粥厂、义渡济难。陈布雷之弟陈训慈有文说:应宝时还参与战乱后的文澜阁修复,以及崇文书院、沽经精舍、敷文书院的修葺,以及落难流民的安顿。当应宝时得知那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永康老乡胡公(胡则)在龙井的墓冢几近荒废时,独资对胡公墓、庙进行了重新修建。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廿九日,杭州城内的军装局不慎失火,差点殃及毗连的军火局,酿成重大火灾。王文韶、朱智、应宝时以“事关地方利害”,要求巡抚府将火药局挪到了城外(一说是水星阁)。光绪十三年冬,因降水稀少,杭州护城河水量减少,影响居民生活。三人又向府署建议,打开江干龙山河闸门,“戽江水进城”。“戽”(音hù),戽斗,就是脚踏水车,几台水车一起,日夜将钱塘江水戽入龙山河,流向了城内。
应宝时的第四子应德闳出生时,正是他从善风生水起之时。应德闳从小聪慧,博览众书,十六岁时,父亲应宝时不幸因病去世。此后,朱智与应家常有走动,应德闳十九岁,朱智将大女儿朱曰慈许配为婚。应德闳不负所望,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二十二岁的应德闳乡试中榜,成了举人。
也就是应德闳中举的前一个月,朱曰慈生下一个大胖儿子。这是应家大喜,也是朱家的大幸。王文韶日记说:“茗笙(朱智的字)之长婿应氏生子,是为茗笙之孙。缔姻时即有成约也……虽属外姓,尚是自家骨肉,慰情聊胜于无,举家为之忭慰。”
只有两个女儿没有男丁的朱智确实很欣慰,按照应德闳婚前所约,他的第一个儿子要过继给朱智为孙,这就是朱应鹏。朱智的二女儿朱道初就没有这么幸运,她许给了王文韶的四子王庆甲,订婚仪式极为隆重。可惜,没到完婚,王庆甲病故,朱道初为此守身终老。这是后话。
同盟会员应德闳,清末曾任江苏财政清理局总办;民初,担任江苏第一任民政长(相当省长)。应德闳两次被浙江都督府慕名聘任,一次是蒋尊簋任浙江都督;一次是朱瑞任浙江都督,但他都没有回浙就任。
应德闳,因宋教仁被刺事件,最终向北京政府袁世凯辞职,退居上海,与张謇、章士钊等买下《申报》,聘请史量才经营。可惜,应德闳四十四岁英年早逝,魂归故里,葬杭州翁家山。好在应氏一脉极盛,应德闳的二儿子成一继朱应鹏后成为了第一子。应成一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系,在当年的中国社会学界,与费孝通有“北费南应”之称。应成一的妻子,是晚清吏部尚书许庚身的孙女许宝珈(许宝蘅之妹)。
朱智变卖田产重修钱塘江大堤与六和塔
朱智故居如今东起金钗袋巷,西到牛羊司巷;南始元宝街,北止望江路,要说明的是,当年的金钗袋巷、望江路窄如小巷,现在望江路南的二层楼砖木店铺,都曾是朱宅的内厢房。
朱宅的金钗袋巷一侧,是花园。假山耸立出高高围墙,上有亭阁,和适园有得一比;池、亭廊沿,连接南北两座五彩玻璃的二层花厅。朱应鹏出生、应德闳中举,大红灯笼从假山亭阁到花厅、正堂,悬挂了三个月。当时,朱智正倾了全家之产,在干一件大事。
这就是朱智个人出资,修建九溪到秋涛亭的钱塘江堤,还有被战乱焚烧的六和塔。上海建筑事务所的技师为朱智制定了六和塔重建方案:先拆除六和塔第六层、第七层被雷劈损伤的塔芯砖,然后修复一层到五层的塔芯,再重建第六层、第七层两层的塔芯。此外,在七层塔芯外,构筑十三层环形木结构外廊,重塑十三层飞檐翘角。
建塔要先搭脚手架,毛竹脚手架要搭三次,拆三次。第一次是重砌塔芯砖,第二次是造廊屋,第三次是建外檐。当时的六和塔南侧就是江岸峭壁,第三次脚手架几乎要竖在峭壁边上,施工危险。
整个建塔费用,预算近6万银两,朱智一夜未眠。江塘修建的前期,他已经投入3万银两了,工程还得两年,投入还要继续。眼下,除了家中田租、当铺和酱园的收益,资金短缺。看来,只有变卖祖上田产一条路了。要晓得,每当夏日,钱塘江上游山水暴涨,下游潮涌对峙,洪水往往会冲垮年久的江堤,泛滥成灾。造塘堤拦洪,建六和塔镇潮,为了杭州的福祉,朱智打算变卖田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天,钱塘江水位一低,三廊庙和白塔的两道拦沙坝开始了紧急施工。拦沙坝也称“挑水盘头”,可减轻江沙对堤塘冲击。这也是朱智最上心的工程,如果在次年的春汛到来之前,不能完成拦沙坝的石料垒砌,一切就白干了。
这天一早,朱智在白塔码头察看运到的石料、木料、石灰,还有调制灰浆的米粉。石料是按原有塘石的尺寸定制,厚一尺,宽一尺二,长五尺。塘石的每一面,另加卯榫,做到每一块能互相啮合。这样的塘堤,已经完成了全工程的一半。当然,这也包括前期的三合土塘基堆积、夯实和“马牙桩”的固定。
朱智察看完塘堤建筑,又赶往月轮山。连日的奔波,患肝病的他,精力日益不济。幸好正月的到来,能在床上躺十数日,缓和一下。
但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春天,六和塔进入第二期脚手架时,朱智躺不住了,哪怕精神不济,他要去看看。就在这一日,遭遇了一场骤雨,哪怕车夫狂甩鞭子驱赶骡子,车舆回家后,朱智还是倒下了。
连续多天,气喘发烧,朱智元气大伤
这一日,自感衰竭的朱智强打精神,要夫人朱李氏请来大管家陈俊卿,还有他的十九岁儿子陈星五。朱智喘着气对陈俊卿说:“这一次我怕挺不过去,我走了以后,你要尽心辅助夫人,把塘、塔工程按要求干完。一旦银两跟不上,你可以做主,卖掉几份田产。”
朱智又指了三岁孙儿朱应鹏说:“你和你儿子,要像对我一样,尽心辅助我孙儿。朱智在九泉之下,会感谢你们。”朱智这番话,说得满屋哭声一片。当然,他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朱家的房地产图契,还是被陈星五盗取篡改了。这又是后话。
四月廿四,正在国子监的应德闳偕朱曰慈从北京赶了回来。次日,朱智要应德闳代写一份奏折。按照惯例,朝廷内的六部九卿,朝廷外的总督巡抚,临去世,都要向皇上呈递奏折,略叙一生经历,表示未竟遗愿,还要上报子孙姓名,期望得到恩赐庇荫。
朱智的奏折感恩(咸、同、光)三朝皇恩,使他能从一名部曹跻身朝堂,进入军机处,位于九卿之次。
他说,光绪七年我由兵部侍郎告病还乡,本想闭门养病,但看到钱塘江石塘坍塌,六和塔被焚年久,微臣自愿分年筹措资金,独力修建。今年入春,我旧病增剧,不慎又得外寒,自感不久离去人世。在奏折上,朱智说到死去的儿子,他含糊了儿子在太平军乱中的去世,只说孙子朱应鹏如今尚是“孩提”,现已将塘、塔工程遗嘱家属,悉心进行,以“了微臣未竟之志”。
写完遗折,朱智又对朱李氏说:“书柜中有我画的几幅佛像,六和塔完工,记得临摹在佛龛之上,以尽老夫为家乡祈福之心。”
次日,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廿六晚上,朱智撒手人寰,终年七十一岁。此后的钱塘江堤与六和塔工程,在夫人朱李氏操劳下继续进行。
一晃,光绪二十七年(1901),塘堤的重建和拦沙坝工程全部竣工。这一年五月起,上游连续暴雨。据邸报,山洪一度淹没建德更楼镇的二楼窗户,寿昌城内水涨六尺,梅城被淹三次。浊浪滚滚,房屋、牲畜、木料,顺江冲到杭州。洪水加上大潮,拍打得塘堤震耳欲聋。欣慰的是,塘堤条石岿然不动,沿岸安然无恙。
朱李氏闻讯,连续三天在佛龛前烧了高香。这一年,六和塔进入了廊屋建筑,在塔层的龛壁上,朱智的佛像丹青,也由画工临摹了上去。
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春天,六和塔十三层廊屋全部完工,每一层二十四间,分七明六暗,共三百十二间。也就是说,奇数的七层,一百六十八间,以螺旋形楼梯相通,供游人上蹬。偶数的六层,共一百四十四间,全部封闭。
外檐工程的脚手架搭建开始,它不但要高过塔身,南侧还要搭到临江的崖边。吃素念佛的朱李氏,整整揣了半年不安的心。
朱氏义举,光绪皇帝朱批“知道了”
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一过,六和塔开始了飞椽、斗拱的制作。到了艳阳九月,全塔油漆完工。每当日光斜照,月轮山上朱红的塔身和金碧的琉璃瓦,熠熠生辉。晚风吹起,八角翘檐上的铜铃叮当响起,回荡山间。
六和塔开光这一日,朱李氏没有去月轮山亲阅,在家中佛龛前,她祈祷再三:愿六和塔法力再现,江涛妖孽被镇,风静江晏。
这一年,曾国藩的女婿,湖南衡山人聂缉椝(guī)上任浙江巡抚。得知朱氏一门为钱塘江堤和六和塔建设前赴后继,极为敬佩。十一月初四,聂缉椝执笔,向光绪帝呈递奏折。
当时朱应鹏七岁,受朱智庇荫,已得了五品“员外郎”职衔。旧时伦理,朱李氏的所有付出,只能以孙儿的名义。聂缉椝为朱应鹏代奏说:塘、塔两项工程已经完竣,共计塘堤六百二十六丈七尺六寸(近2千米);六和塔十三层,计塔屋三百十二间。两项工程共花费银子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两零,工程历时十年。工程款数完全是朱家独力捐办,“断无不实,且始终未动公款”。光绪帝阅后朱批“知道了”。
朱应鹏,字扶九、北海,娶清末礼部尚书陆宝忠的幼女陆景兰为妻,其妻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进入《申报》成为副刊主编。朱应鹏常以自己的字,作为笔名,为文作画。但他的另一个笔名却鲜为人知,那就是老宅墙界碑上的“振宜”。
《礼记·大学》:“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或许,当年的朱智,留给后人的就是这么一种齐家治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