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晖
“当小朋友们充满活力与童真地在课间肆意大笑的时候，当小朋友说‘老师我不想你们走，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时候，当离别时齐刷刷地挥着手跳到面前告别的时候，哪有什么值得不值得，意义就在那无数的瞬间，在那无数的回忆之中。支教的16天，也是融入乡土社会的16天，遇见了不一样的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度……”
8月初，为期16天的支教活动结束后，杨骐恺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杨骐恺是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也是学校爱心社的成员之一。今年暑假，他和20位同学一起，接过爱心社的接力棒，来到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螺溪中心小学，共赴一场盛夏之约。
1938年2月，浙江大学西迁至江西省泰和县。在泰和停留的8个多月时间里，浙大给当地做了4件事：修筑防洪堤、扩建赣江码头、创设澄江学校、开辟沙村示范垦殖场。同时，浙江大学“教学与科研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传统，也同样被带到那里。
多年后，仍然是浙江大学的一群年轻人，沿着先辈的脚步，展开调查研究，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
答疑解惑，解锁知识新版图
经过了六七个小时的火车、汽车旅途，踏上螺溪镇的土地，大家手中拎着各自的行李，排成一排站在路边，带着期待和想象，远望着这所乡村小学。
“你们是浙大的学生吧？是来支教的吧？你们学校每年都会来人哟。”路过的乡民主动跟学生们打起了招呼。在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招呼中，这群同学开始他们为期16天的支教生活：
第一节课带着孩子们制作汽水；第二节课让孩子们认识生物；第三节课让孩子们了解人体和新冠病毒的战争……陈姝希“老师”把每一节课都安排得满满的。
下课的时候，一群孩子围着她刨根问底，“到底为什么柠檬和小苏打兑在一起就会产生气泡？”“这个植物到底是被子植物还是裸子植物啊？”“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有些慌乱地回答他们，不断被触及自己的知识盲区，才知道身为老师，强大的知识储备有多重要。”陈姝希说，她的职业生涯规划是成为一名生物老师，而此次支教让她明白，实现梦想道阻且长。
读单词、背课文，枯燥与反复是一些孩子最初抵触英语的原因。郑雅岚就教孩子们唱英文歌，教他们用图片联想记忆单词，让他们在游戏玩乐中学到更多。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赵怡博震撼于这迎着晨光的齐声诵读中。
林筱雅的手工课上，孩子们用叶子作画，画出自己想象中生活的模样……
支教小队21人，一共上了近百节课程，涵盖了语文、英语、物理、化学以及美术、手工、音乐、体育等多种课程。
操场边迎风而舞的小草、屡屡被热醒的早晨、篮球碰地的声音、被涂鸦占满的教室墙壁、扎着两个冲天辫光着脚丫的女娃……这些画面，组成了这16天的支教生活。
调查走访，打开孩子们内心世界
“学校的条件比我们想象中好。有多媒体教室、有实验室，还有活动教室，遗憾的是没有图书室。”赵怡博是支教小队的负责人之一。刚刚念完大一的她，常常思考短期支教的意义，“关注乡村学校，关注留守儿童，在公共资源力有不逮的时候，用自己的一点微末力量，带孩子们去到更辽阔的远方。”
支教的意义除了课程，还来自课余时间的家访。
支教小队设计了3份问卷，从积极情绪、人际交往、网络成瘾这3个角度尝试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16天时间，支教小队分成3个小组走访了40多户家庭，收集有效问卷60多份。
“面对问题，我是否能自己做决定？”“是否愿意主动与陌生人交谈、自我介绍？”……这一个个问题，成为支教小队打开孩子们内心世界的钥匙。
在乡村，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的孩子并不少见。
“来之前曾设想过会碰到各种问题，但当这些孩子的现实问题真真切切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赵怡博举例说，小明（化名）的父母在他三年级时离异，父亲嗜赌，小明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生活来源主要靠奶奶务农以及去附近餐馆打零工，“不敢说他的家庭变故与成绩变化是否有最直接的关系，但一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赵怡博说，后续，爱心社的“大手牵小手”活动会持续关注小明的状况。
“家访过程中，我们发现班上不少小朋友，他们的父母往往很久才回家一次。”陈铃静感慨，“有时候我坐在教室后面看他们上课会忍不住想，他们终究要长大，就像无数曾经也是小孩的大人，就像他们辛苦的父母。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某一个美好的时刻忽然记起我课上说的‘我们不必做诗人，我们要做心中有诗的人’？”
“我们只是路过他们的童年，旁观他们的困境，然后离开。我们能做的，就是告诉他们山外面的世界的样子，希望给他们带去一些改变，哪怕只有一点点。”杨骐恺觉得，“孩子们在物质不那么丰富的条件下学习、生活，却依旧乐观、开朗，他们也温暖了我，充盈了我的生活。”
这群年轻人，能做到的就是一户一户地走访，仔细核对问卷，认真分析数据，然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是他们看到的、感受到的，以及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向这个世界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