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1162-1722）的杭州城北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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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洋人拍摄的水星阁
曹晓波
近日有媒体刊登数张杭州老照片，其中一幅题为：“1900年代，繁华的杭州城水门，人们挑着木桶挤在船上等着进城”的照片（见图1），较为罕见。看到的人对此议论不断：这照片究竟摄于杭州哪一座城门？大船载了桶又是干什么？
先从杭州十大城门的地域特征分析
首先，这不是菜农挑粪桶坐船。清时的方志中，虽然有郊外菜农担了粪桶进、出城门的文字记载，但当时的粪桶多呈柿子形，可排除。当然，也可排除是向官府交纳粮食，或者是向行商投售蚕茧的木桶。从规模看，大船运载的是水桶，应该装饮用水的桶。其次，也不可能是在水城门外。
那么，应该是哪一座城门？东城门（庆春门、清泰门、望江门），南城门（候潮门、凤山门），出了城门不远是钱塘江，江水多沙多咸。清朝后期，九堡、乔司还有用江水熬盐的盐民。从1949年11月8日浙江省盐务局76号文件来看，翁家埠仍驻有一连盐警。可见，那水也不适宜汲取饮用。
难道是城西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也不是，当年这些城门内、外的地貌状况，都不符合照片特征。
唯一可能就是北城门（武林门、艮山门），不过，可以先排除的是武林门。如今的拱宸桥运河，当时南流到夹城巷与长板巷之间的德胜桥以后，水流陡然变窄，成了小河一条。再往南，看清同治年的水系图上，现在的霞湾巷往南并无水流。在半道红以南到武林门，再次出现的水流，也是附近水泽的支流，包括生活排放水、汲取饮用水的可能几乎为零。1957年以后，北来的运河，才经此拓宽、连接。
艮山门外东来的上塘河水，有没有可能流入当时北城墙外的护城河？有可能。不过，此水流受上塘河各处水坝的限制，进入城北护城河时，水流不大。再说在艮山门外，还有一道会安坝，限制向更低势的东侧流去。直到现在，河床极高的上塘河，皋亭坝与北侧沈半路的落差，都有6米左右，要晓得，沈半路还是逐年经多次抬高的。接近绍兴路的善贤坝，和北去的运河支流，落差也有4米左右。如此高的河床，就算是开坝放水，泥沙俱下（加上沿途农田的灌溉与冲刷），进入城北护城河以后，水质也好不到哪儿去。再说翻坝过船时，进入的水流也有限。
所以，北城门外“人们挑着木桶挤在船上等着进城”以作为饮用，几乎不可能。可见，这照片上的题字，除了“1900年代”，其他文字或许是后来发布者添加的。照片上大船载的水桶，不是进城，也不是出城。
那是在干什么？先分析照片：船头停靠在一个斜坡状的船埠，已有3人挑了水桶先下船上了岸，正往前走。等待他们的，是拥挤在岸边的大批人群。从拍摄方位看，还有一艘等待靠岸的船，也在排队等待大船埠的使用。再注意看，大船尾部，另有一艘小船，在靠岸，是否有水桶，看不清楚。看来，大船使用船埠仍需一定时间，小船宁可冒着被大船夹翻的危险，挤着先让船客登岸。
这也说明，大船载木桶靠岸，并非偶尔为之，应该是一种常态。
这大船停泊处应该是艮山城门内的西侧
是的，是艮山城门西侧的仓河下。当年，此处拥有的水域相当大。哪怕往前推五十年，如今建国北路靠近艮山门的骆驼桥，若往西走，越走地势越低，尚可看出原本水域的低洼。要是再往前推一二百年，沧海桑田，只有方志文字，才能证实历史的原貌。
那么，这艘载木桶的大船是从何处汲水归来呢？从史料看，是从西面的白洋池。白洋池，在水星阁的南侧，老杭州人晓得水星阁的多，对白洋池或许了解不够。据方史记载，当年的白洋池水域，开阔、幽深，且远离民宅聚居，水质好，历来是汲取饮用水之处。
《万历杭州府志》记载：“白洋池，在梅家桥（现梅登高桥方位）东，周（边）三里。宋淳祐丁未（1247）夏旱，湖水涸，人争汲此水。至（今）有以舟载卖如湖水者，人赖之。”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得更玄，白洋池“周三里，深不可测”。到了清《康熙杭州府志》，依然有“至（今）有以舟载卖如湖水者，人赖之”的文字。
《光绪杭州府志》在记述这段文字时，加了两个“西”字：“宋淳祐丁未夏旱，西湖水涸，人争汲此水。至有以舟载卖如西湖水者，人赖之。”可见，城西的西湖与城北的白洋池，在杭城都有过载卖饮用水的现象。
《光绪杭州府志》始修于1879年（光绪五年），光绪十四年杭州知府陈文騄又进行了续修。看来，至少到1888年，城北仍有“以舟载卖如湖水”的现象。据查，那几年杭州并无大旱，但从照片的岸上人群挤挤挨挨来看，等待买水的，还真习惯成自然的“人赖之”了。
白洋池的水真有那么纯净？看宋《咸淳临安志》附图，从现在的凤起路往北，到北城墙（现环城北路），是一片不小的水域。其间夹有如“省仓”粮食库、官府“草料场”、皇家书籍资料“架阁库”、兵营等小屿。
宋耐得翁《都城记胜》说得更为详细：“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造塌坊十数所，每所为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避盗贼，甚为都城富室之便，其他州郡无此。”《梦粱录》也说，塌坊不仅存放贵重货物，还保管“动具”，也就是寄养珍稀宠物。
“塌坊”，几乎类似现代银行的保险寄存库，那时杭州多板房，易火灾，塌坊对店铺、客旅开展的这一项业务，也可视作是杭城“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个佐证。
不过，以上水域通称“白洋湖”，并非白洋池。只有田家桥的东面，有一泊水，才称“白洋池”。可见，在众水域的护围下，白洋池的水质应该不错。
有方志说白洋池底通上塘河，藏有“巨鳌窟宅”。本文对此怪说不引申，只作为白洋池水清不竭的佐说。可见，1247年大旱以后，好水质的白洋池已经使得汲水载卖成了一项北城区的专业营生。
白洋池也称“南湖”，因南宋时张俊的孙子张鎡在池的北侧扩建张园而得的名。当年张园名噪一时，后来张鎡落难，改为广寿慧云寺院。张鎡称，该寺“上荐祖先父母，次及知识冤亲”。“荐”，指的是和尚道士念经拜忏的超度亡灵；“知识冤亲”，指相知相识并结下冤孽的亲友。可见，张鎡对祖父张俊陷害岳飞与韩世忠，也是愧疚在心。有史料称，后来的水星阁，就是张园中玉照堂的遗留。
以上说古，只是表明一下白洋池的久远。
北城区饮用水的不足，晚清有过改善的记录
当时的北城区，大致南起现在的庆春路，北到体育场路；东从东城墙，西至中河。其间也有河流如东河的北来，但东河的南头本是无水源的“断河头”，流到北城区，虽然貌似潺潺，但从当时的生活用水排放来看，作为浣纱、洗涤尚可勉强，饮用是万万不行。
看清朝同治年的浙江水系图，现在的中河过梅登高桥以后，向西拐向了武林水门，与东河不相连接。所以，时人王景彝有诗说：“惟有中、东不可航，留待后人补其阙。”
1879年（光绪五年）初夏，久旱无雨，河床干涸，浙江巡抚梅筱岩，主持中河与东河的沟通。当时文士有诗作《梅筱岩中丞开通杭城中、东河道，敏斋方伯赞成之，时社会集水星阁，分咏其事》说：“炎曦如火铄城邑，河干日午千夫集；三湘健儿身手强，结束桓桓缚裈褟。”
这说的是农历五月的烈日之下，“三湘健儿”为中、东河的贯通挥汗舞锹。“三湘”，即湖南境内的三大地区，此处指驻杭城的湘军。左宗棠在浙江率湘军击败太平军以后，曾驻兵杭城北大营盘。“桓桓”，威武的样子；“裈褟”是裤与短衫，“结束桓桓缚裈褟”，说的是湘军兵士一身短装“结束”，精力强旺。
诗题中的“敏斋方伯”，指浙江布政使敏斋。一把手巡抚拍板，二把手布政使赞成，又有社会贤达聚集水星阁为之喝彩（“社会集水星阁”），这抗旱工程在当年可谓深得民心。中、东河贯通以后，名为“新横河”，以区别万安桥南的东河与东城墙外贴沙河相通的老横河。
为保持新横河的中、东河水位平衡，在木庵处筑了一坝，称“新坝”。“新坝”，一个相对坝子桥“老坝”的地名，在如今杭州日报新闻大厦的东面。此后，东河的小船，可以从此“翻坝”西走，出武林水门（艮山水门有坝阻挡）。其实，这中、东河的贯通，通航是次要的，以支流引进白洋池水，解决北城区的生活饮用，是主要的。
但早年的中河之水，受钱塘江潮汛的影响，以及沿途生活水的排放，想改变水质也不容易。1888年（光绪十四年）的秋天，三年一次的戊子年科举乡试又在贡院（现杭州高级中学）举行。那正是清朝的“同光中兴”之时，指望的济世之才都要在此产生，上官极为重视。某天，浙江巡抚崧骏为了全省学子不日的到来，前来贡院视察。当时的考生多来自穷乡辟地，一入贡院，锁闭两三天，饥啃干粮，渴喝生水是常事，贡院为此也准备了一口饮用水池，这水就近来自中河。
巡抚崧骏虽然是个旗人，也是穷人家出身，自小靠发奋读书，科举入的仕。当抚崧看到饮用水的浑浊，大为不满。崧骏说：“这要是喝出个好歹，不就给大清丢了脸！”府署的幕僚中也有懂“洋务”的，说可以仿照沪上租界，“安管出城”，接水进贡院。崧骏当场拍板，派人去上海购买洋管。
洋管一到，引入的就是北面的白洋池水。贡院各考生的“号舍”，全装上了水“龙头”。只要“略一转旋”龙头，清水“汩汩其来”。这也是杭城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自来水。
曾经，北城区的居民饮用水极糟
北城区的住户饮用，一靠井水，二靠雨水。有资料显示，上世纪30年代，杭州城内共有水井4842口，大致是每104人拥有一口井。但多数的水井在城南一带，城北很少有著名的大井。譬如，百井坊巷的“百井”，几乎是一个虚名；六克巷的白井，水质虽然不错，连明朝英宗时期的兵部尚书徐晞都为它题过诗，但在杭州的知名度也不大。其他，除了忠清巷（现并入新华路）的双眼井外，有名气的水井确实不多。
或许是地下泉眼太少，不适宜挖井，不少人家靠的就是天井中的大水缸，储存一些寮檐上流落的雨水，真的是靠天吃饭了。水缸有大有小，拥有大水缸的往往是大墙门，富有人家，也称“吃食缸”，可盛米，叫讹了，也叫“七石缸”。贫穷人家，接雨水的家什就各式各样了，寮檐下置有石槽、放几只瓦盆的都有。
寮檐流落的雨水，全经屋顶的瓦缝冲刷而下，那屋顶的土瓦似毡帽层层叠叠，极易藏垢纳污。一旦下雨，鸟屎猫尿混杂其中，流入水缸。考究的人家，也有使用明矾搅拌一下水缸中水，促使污物沉淀。这种水，一到梅季，若不煮沸，饮后极易得病。
1912年5月28日，《申报》有短讯“死亡枕藉之杭州”，全文如下：“杭垣时疫流行，近日势尤险恶，下城一带，疫气蔓延，传染殆遍。最近数日之内大东门直街及贡院一带，疫毙民人竟达二百余人之多，其中贫苦者尤居多数，棺木各铺积货为之一空，即善堂施材局，亦有应接不暇之势，探得此种疫病发起之始，类皆身热口渴手麻脚软额多冷汗后，即神昏气闭，不过三日即毙，医者莫知病源，终多无效，未知司卫生之职者，亦有所研究否也。”
“传染殆遍”，也就是“几乎”传遍任何人，无非轻重症状而已。缘由是什么，“下城一带”饮水不洁是最大的根源。“下城”这概念，现在的人或许正在慢慢淡忘，指的就是庆春路以北的区域。
再说回白洋池与仓河下
据清时缪艮的《涂说》记载，1671年（康熙十年）大旱，白洋池取水者蜂拥，浙江巡抚范某命令水车若干台参与抽水，一直抽到白洋池见了底，老天还是没有下雨。从此以后，白洋池方圆“不越（超过）一里”了。这也是有文字记录的白洋池第一次缩小。
康熙帝五次南巡杭州（1689-1707），其间，曾经绘有一张杭城舆图，树木亭阁皆细，相当精美，但该图对城北的白洋湖画得很模糊。好在水星阁突出，由此看南侧的白洋池，确实不大。不过，能被绘制出来，也显出了它的地位。这其中，白洋湖水域中曾经的“平步廊”，名称依然。
地图显示的白洋池虽小，但从清末洋人拍摄的照片来看，白洋池水势还是相当大。随着岁月和人为的耕植，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从当时的地图看，白洋池离开“水星阁”就稍远了，好在还有一个“田家桥”的参照。
这地图最大亮点，就是曾经的白洋湖遗痕相当清晰。虽然不少水域已被填埋，最大的一处也改建成了颇具规模的“火药局”仓库，还有一块四面环水的建筑（疑是营房），但是，南宋白洋湖中塌坊的格局，相距近七百年，仍有印迹可寻。
从地图中“体育场路”和“省立体育场”的标注看，这地图是1930年4月“全国第四届运动会”以后的状态。“省立体育场”，本是清朝大营盘的区块改建，据记载，大营盘北侧的部分区域，是填埋原白洋湖所成。如今，在体育场路以北，原本的白洋湖区域，早已翻天覆地，成了浙江展览馆、市政协、杭报、浙报、体育馆，以及各住宅等等建筑了。
再说“仓河下”，地名出自清时的“仓河”，其实就是东河接近北城墙的一段河域，因此处有官府籴粜丰灾的仁和粮仓而得名，由于粮船的进出，当时的河面相当开阔。按老杭州的语言习惯，西、北称“下”；东、南称“上”。所以，从仓河往西一路，时称“仓河下”。如今，也只有仓河下、水星阁、新坝的地名，尚剩一点白洋池与白洋湖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