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初期进场施工的场景。
2020年7月8日上午9点，新安江水库进行了建成运行61年来的首次9孔全开泄洪。 李忠 摄
文 任费
邻居们正在陆陆续续搬离，隔壁的阿嫂家也要搬了。
爸爸告诉我，新安江水电站完工了，我们不久也将去下一个地方，建造一座新的水电站，让更多的人用上电。
我爸爸是皖南人，他上中学时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工业从一片废墟上开始发展。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同：读书、强国，沸腾的祖国建设召唤他离开家乡县城，加入水电十二工程局——就是建造了新安江大坝、富春江大坝的那支队伍，甘愿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水电事业。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国家建设蓬勃发展，浙江省的水电站陆续开工。当一座电站完工，或者电站的某一阶段完工后，就会有职工从一个工地奔赴另一个工地。我最初能记得的地名多数就和水电站相关，瓯江、新安江、富春江、乌溪江、紧水滩……那里有爸爸妈妈的同事、有曾经的邻居、有我的朋友，我们聚拢又分散，相会又再见，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安家。
孩子们的名字里也留下了诸如“瓯”“新安”“富春”这样的印记，这是父母转战过的水电站所在地的地名，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留给孩子一个纪念，留给自己一个奋斗年华的自豪回忆，正如一首歌里唱到的，“把青春融进了祖国的江河”。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我跟随爸爸妈妈从新安江搬往富春江，那年我5岁。
失望和委屈在心里腾起，我大声哭喊，“我不要住这里，我要回新安江！”
上一次搬家是从瓯江搬来新安江，从红漆地板的楼房搬进了砖砌平房，这次搬去的又会是怎样一个地方呢？爸爸说那里叫七里泷，新安江的下段，那段江叫富春江。我会有新的邻居和朋友，小学已经建好了，明年我就可以在七里泷上学了。
一次次的搬家，随带物品越来越精简，我们家就带了两只塞得满满当当的箱子，我所有的玩具和一箱子小人书，被妈妈送给了暂时还不搬的邻居小朋友。
车子载着我们离开了沧滩，新安江越来越远了。
开过一段两山相夹的窄路后，车在一片水田边停下。施国旺叔叔家门口的桌子上已经放好了一大盆饭和几碗菜，大家拿着各自的搪瓷碗从锅子里盛饭，大人们开心地聊着，太阳照着，很暖和。
一位叔叔指着远处，说我们的新家就在那里。顺着他的手指，穿过水田中的一条泥路，爬上几十阶石头垒的台阶，我看到半山腰处有几幢平房。
我被新家的状况给震惊到了：木门裂着几条大缝，连门锁都没有；窗子歪坠着，要用好大的力气才能让风钩钩住；墙上的砂浆石灰剥落，露出里面的竹片，通过竹片的缝隙可以看到隔壁人家的一举一动；空空的房间里只有一张用两条长凳架着两块木板拼搭的“床”……
顷刻间，失望和委屈在心里腾起，我大声哭喊，“我不要住这里，我要回新安江！”
大家都在忙，忙着去领长凳、木板和桌子，忙着去公用水龙头洗刷，要紧的是赶紧把屋顶瓦片和顶棚修复好，否则下雨就麻烦了。没有人管我，随我发泄。
突然一个很好听的声音打断了我：“好漂亮的小姑娘啊！”
我止住哭，看过去，一位阿姨正站在我面前笑嘻嘻地看着我，在她身后探出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小脑袋来。
几千人的涌入，让七里泷这个原本寂静、贫穷的小村子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黄坡岭11幢4号，我们在七里泷安下了家。
黄坡岭位于整个七里泷的中间地段，职工住房建造模式有点像梯田，一幢一幢围着山、依坡而建。站在11幢东头，可以看到远处昼夜热火朝天的富春江电站开建的现场。
12局的到来，几千人的涌入，让七里泷这个原本寂静、贫穷的小村子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电影院、图书室、俱乐部、浴室，食堂、菜场陆续建成。
国家对职工医院是非常重视的，不仅配有先进设备，还持续地派遣北京、上海、杭州许多大医院的专家来进行指导和工作。职工医院还完全对外开放，地方上的病人纷纷慕名而来。
“咚咚咚”，半夜的敲门声把我惊醒，门外有人急切地唤着“费医生、费医生”，我听到妈妈回应了一声，然后快速穿上衣服，向外走出去。我把耳朵贴在枕头上，感受着他们的声音逐渐消失在远处。这样的敲门，在我们家、甚至我们的邻居们都早已司空见惯。
许多农村病人因为无钱支付医药费，临出院前一两天会逃跑，有的还带着被褥逃跑，即使这样，职工医院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病人，从来都是全力以赴抢救每一个生命。许多医生、护士默默地为困难的患者垫付饭、菜票和衣物。
在农忙时节、出血热高发的日子、计划生育等阶段，妈妈和其他医生一起，身背药箱、手持木棍、攀山越岭走遍整个桐庐县及周边村落乡镇，这使得她在方圆百里出了名，走在哪里都有认识她的人。
电站建设如火如荼。有段时间，妈妈在现场医务室值班，如遇到爸爸也加班的周末，我们姐妹俩就有理由去医务室了。
医务室在离电站100多米的一幢小房子里，它的隔壁是十分繁忙的现场调度室，24小时都有人员进进出出，桌子上的几台电话铃声不断。
妹妹和我一般赶在晚餐之前到达。没多久，炊事员就挑着木桶来了，“开饭啦！开饭啦！”人们拿着碗围过来，打完饭就找个地方聚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们边吃边聊，很是热闹，许多是我从未听闻过的新鲜事情，在这里我遇到了好些勇敢、有趣、聪明、令我很佩服的人。
有拎着沉重而奇怪的工作服的工人过来时，人人都会给他们让座，其中一个大嗓门的叔叔每次看到我们姐妹俩在，就会大声地喊我们的名字。有时他会给我们讲故事，有时他会向我们模仿他工作时的样子，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他们是潜水工，工作地点在水底下。水里没有空气，他们工作时靠咬住连接氧气泵的氧气管才能呼吸。水有压力，你越往水深处去，水就会越来越用力地挤压你，所以他们工作时要身穿20多斤重的特殊工作服，戴上20多斤头盔似的工作帽。黑暗的四周有着看不见的湍急漩涡，危险四伏，异常情况随时可能发生。
为此，水面上专门配备有一只船，一旦有情况，迅速协助他们上岸。即使这样，还是有潜水工因公殉职。
后来我知道这位大嗓门叔叔就是著名的潜水工姚新根。
在厂房里面、在我的脚下，许多人包括我的爸爸妈妈，正在创造一项了不起的奇迹
我常常会向厂房里面远远张望，引起我好奇的是电焊工手下发出的耀眼弧光。
电焊工干活时需要全身保护，皮衣、皮鞋、皮手套，戴目镜，还要举着一只面罩，面罩上面镶有一块特殊的深蓝色玻璃，随着弧光的闪耀，金属焊接在了一起，或者分割出来。我看到过从一个小密封焊接空间爬出来的电焊工，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出来一样湿漉漉，也看到过系着保险绳在高空作业的电焊工，飞溅的焊花像焰火一样落下。
最神气的是起重工班长，脖子上挂着一个口哨，随着他果断的手势和不同的哨声，师傅们配合默契，再大、再重、再奇形怪状的东西，都能让大吊机牢牢抓住，大力提起，灵活移动，稳妥地放在要求的位置，那种气势直击人心。
最惊险的是那些带着水壶和干粮，拉线架塔，出没在人迹罕见的高山峻岭中的安装工人。如今在抖音上看到壮观、震撼的架线视频时，我就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安装处的工人，在那样简陋的设备，恶劣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下，把电送入四面八方。如今在任何地方旅游，看到高压电线塔，我就觉得亲切而熟悉，它们是曾经来过这里的安装工人竖立的，他们自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光明。
有一次，调度室里的一位叔叔正得空闲，看我在玩水果糖玻璃纸，就教我用它们折了两只船，随后，他用报纸和这两只船，给我讲解大坝造好后船只如何通过船闸经过大坝，随着他两只手忽高忽低的比画，我很容易就理解了其中的原理。1995年，当我坐邮轮过葛洲坝船闸时，突然想起了那两只玻璃纸船和两扇用报纸做的船闸。
在调度室，还有一位叔叔整天笑呵呵，很瘦很高，我们叫他长叔叔。听说他的包里每天都带2只熟鸡蛋，上午吃一只，下午吃一只，补充营养。他是一位一级矽肺病人——井道开挖，施工空间很小，粉尘难以排放，人吸入肺中，长久以往，肺被堵塞了。
国家对工伤矽肺病人是有补贴的。局里一发现问题的严重，立即派出多支小组分头去兄弟单位取经，那年我爸爸带的一组人去了淮南煤矿。
长叔叔们让我深感生命是如此之轻，又是如此宝贵。
有一天晚上，妈妈要去厂房现场，请调度室的方叔叔关照妹妹和我。调度室有一项工作，就是定时要去上游的水文点监测水位。
测量时间要到了，妈妈还没回来，方叔叔不放心把我们两个孩子留在医务室，就解下脖子上的围巾，把妹妹连头带肩包好，抱起妹妹，带着我，踏上了房子后面那条去上游的台阶。
我往上看，真高啊，一直通向看不见的高处。方叔叔叮嘱我，不要总往上看，看着脚下的台阶，走稳。
风吹着我的衣服，似乎在推着我，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跳，热气从我的嘴巴和鼻子中冒出来，我一步也不敢停，紧紧跟在他后面。这时我听到厂房处传来的各种熟悉的声响，大坝的八角窗透出来的灯火明亮，不知不觉我放松了，脚和身体都热了起来。
我知道在厂房里面、甚至可能在水下、在我的脚下，许多人、包括我的爸爸妈妈，正在创造一项了不起的奇迹。
不隔音的墙壁变成了好事，小伙伴背唐诗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上小学了。
第一次知道我的姓“任”是读第二声，而不是第四声。
我仰躺在床上，读着顶棚报纸上的字“小靳庄在前进”，这个“靳”是前几天刚学会的。顶棚报纸成了我那时的课外书。
当我和妹妹把顶棚报纸上的文字读到差不多熟记于心的时候，爸爸就会从办公室夹一捆新的报纸带回来。
学校开设了大字课和珠算课，爸爸常说“字如其人”，他开始在家督促指导我习字。他在一张张报纸上画好米字格，我每天站稳、平肩、提腕、提肘，完成一页报纸，从颜真卿到赵孟頫，从楷书到行书，夏写三伏，冬练数九。
爸爸还拿出一本竖排繁体的《唐诗三百首》，让我背唐诗。没多久，我听到有邻居家的孩子也在背——不隔音的墙壁倒变成了好事，小伙伴背诗的声音此起彼伏，比赛谁背得多，谁背的难度大，兴趣盎然。
珠算也是在和同学之间的相互比赛中提高的，从1加到100等于5050开始，我一遍又一遍，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口诀朗朗有声，口到、手到、心到，思想稍开小差，就会前功尽弃。爸爸说，财务科的陈叔叔可以左右开弓双手打算盘，我很想见识一下，总是没找到机会。
学校的作业很少，小学一本算数本20页，一个学期用不了两本，长长一个暑假的家庭作业，我一天可以搞定。每天除了大人要求做的家务事、就是忙着找人玩耍。一群孩子在一起，争吵打架是常事，今天吵，明天和，自己消化解决。有时动静闹大了，被大人发现，每个家长都一样，不分青红皂白把自己孩子拎回家一顿训斥。丁家爸爸最严厉，有一次把两兄弟绑在树上打，我们围观的小伙伴先是幸灾乐祸，后来是胆战心惊。
爸爸妈妈再三关照我们，朋友之间要真诚友好、相互照应、彼此谦让。现在想想，“文革”时期有的人六亲不认，舞棒弄枪，但老百姓骨子里的温良恭俭让从没有消失。
每天会有一辆大卡车到杭州拉菜，在食品短缺的年代，国家给予水电工程局如此充足的保障是多么不易
长大，就意味着要为家庭多分担家务，孩子的担当是从做家务历练出来的。
公用水龙头是我学做家务的启蒙学校。只要开口问，每一个人都会分享经验，手把手教：青菜怎么洗干净，洗衣服时要记得把口袋翻出来冲一冲，以及某个菜怎么烧，怎么养鸡、怎么种菜……
去机关食堂打饭菜，是我们每天要做的重要家务事，为了能买到好菜，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拿起碗就往食堂跑。
还没到开饭时间，但窗台板上的每个窗口前，各式各样的碗已经排起了队。我按规矩选一个窗口放好碗，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起边玩边等待了。
当大堂与摆放熟菜间的门打开，两位师傅抬着写满菜单的黑板出来，大家都停止了玩耍，站好队，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高高挂起的黑板上：红烧肉、回锅肉、粉蒸肉、拆骨肉、狮子头、炒猪肝、红烧鱼块，榨菜香干肉丝、五香牛肉，等等。荤菜在前，2角一份，偶尔有稀罕的菜出来，会2角5分一份；素菜在后，1角或5分一份，所谓一份菜，就是打菜师傅手里掂着的一勺。
窗口几乎同时打开，香气和热气一齐蹿出来，每列队伍的最前面呼啦啦的都是孩子人头。
买饭菜需要的粮票和油票，国家是每月定人定量的，所以每次在食堂打饭、打菜的量都要计划着来。平常我家一次买两荤两素，我尽可能拿着家里口径最大的碗，同样的一勺菜，放在大碗里视觉上会显得少，师傅有时就会补上一点。
食堂的每样菜都可以买半份，郑老师家经常买半份榨菜肉丝，她告诉我，回家打个鸡蛋，就是一碗可口的汤。
局里每天会有一辆大卡车到杭州拉菜，保证食堂丰富的菜品供应。现在想来，在那个食品短缺的年代，国家能给予水电工程局如此充足的保障是多么不易，也说明水电站建设在当时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爸爸从箱子里取出了一床阿尔巴尼亚毛毯，把它铺在了稻草和床单之间
小时候的冬天似乎总是很冷。由于工作地点的流动性，单位提供给职工的住房相对简陋。
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带了一大捆稻草，原来是强冷空气要来了，单位担心职工们受冻，尤其是困难家庭和住半砖房的职工，但一时又集不到那么多的棉絮被子发放，就和地方政府商量，于是当地公社就给了我们紧急支援，每家分到一捆稻草。
稻草洗得很干净，黄灿灿的。妹妹和我很好奇，嚷嚷着要睡一晚稻草褥子。爸爸妈妈想了想同意了。妹妹和我飞快地掀掉床上的床单，把稻草平整地铺上去，再铺回床单。我们躺进了垫着稻草的被窝，马上就感到不舒服了，稻草很扎人，怎么翻身都躲不掉，又不好意思说不睡了，难道我们连这点苦都吃不了？
爸爸从箱子里取出了一床阿尔巴尼亚毛毯，把它铺在了稻草和床单之间。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一个很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铁哥们，当时比我们国家还穷还落后，什么建设都要我国支援。
这床毛毯，就是爸爸单位帮助他们建造大坝完工后，为感谢我们的无私援助，送给我们的，我们家也分到了一条。因为它很重又很粗糙，盖在身上扎人，就被压在了箱底，今天算是派上用场了。
难题解决了，妹妹和我终于又爬上了被稻草垫高了许多的床，躺进了被窝，干燥蓬松的稻草让我们陷了进去，很暖和，伴着稻草特有的香味，我们进入了梦乡。
夜幕降临，清亮的月琴声响起，踢罐头的游戏也开始了
对孩子而言，任何时候都能因地制宜找到玩的机会和乐趣。
暑假下午三点过后，我们顶着烈日出发了。穿过七里泷大街，绕过机关食堂，走完一个上坡，大坝上游的沿江石子路出现在眼前，一下子气温就降了下来，一边是江水飘送过来的阵阵凉气，一边是高高的花坪山——挡住了太阳。
远远听到欢乐的人语声，顺着声音望去，石子路在不远处由一个下坡道通到江边，一片很缓的浅沙滩，与沙滩接壤的水里人头攒动。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局里特意向附近渔民租了一只小木船，并安排了水性好的职工在船上轮流值班。小木船成了孩子们嬉闹的场所，争先恐后爬上船向水里跳。
夏天多雷阵雨，乌云夹着闪电说来就来，我们飞快上岸，跑到几艘挖沙船上去避雨。往往能看到彩虹横跨在富春江大坝的上空，壮观极了。
11幢的东北处有一个空地，不远处有两棵大樟树，这块空地是孩子们的游戏区域。夜幕降临，吴老师清亮的月琴声响起，我们踢罐头的游戏也开始了。
有人一脚将罐头踢开，听到响声，双眼蒙布的人开始高声报数，其他孩子赶紧跑散躲起来。这个游戏我们百玩不厌，罐头哐啷啷地响过，我们在坡道上奔跑，在沟坎间跳跃，叫声、笑声在整个黄坡岭回荡。
上世纪80年代初，水电第十二局在七里泷成立了水工机械厂。有一部分人留在了七里泷，我的爸爸妈妈就留了下来，大部分人继续参加其他水电站建设。后来父母的同辈人陆续在七里泷、新安江、金华等地安家。现在父母和我一起定居在杭州。
很多年后，我重回黄坡岭。岭还在，老房子没了踪影，建筑物的布局也有了很大改变。我徘徊在宽宽窄窄的水泥路上，上坡下坡，一次次将大脑里的那张地图与眼前的实景作比较。转过一幢楼房，一抬头，那两棵大樟树赫然出现在眼前。
有风从那里吹来，好像和着罐头哐啷啷的响声在耳边滚过，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