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抑印陶文的时代

2021-07-22

对于秦抑印陶文应当结合遗址、墓葬、出土物等进行分期研究。笔者将秦抑印陶文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栎阳时期”,第二阶段是“咸阳时期”,第三阶段即大一统的“秦帝国时期”。

栎阳时期,从秦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到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变法”完成,历时三十余年。这一阶段的抑印陶文主要有一些传世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考古发掘负责人刘瑞教授提供的,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秦栎阳城”遗址确切的地层出土情况,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秦抑印陶文最早出现的时代。

秦国在这一时期施行了“初行市”“初行钱”以及严密的户籍制度,又实行了具有深刻影响的“商鞅变法”,这是秦抑印陶文产生的必要的历史社会背景。抑印陶文和刻划陶文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它以严整的面目反复出现、宣示,而不是像刻划陶文那样“一过性”地出现。秦抑印陶文的出现是其社会变革、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秦的农战政策落实到具体的户和人的客观反映。这一时期抑印陶文的种类并不多,其地域除了栎阳之外,也可能波及了关中地区以外有限的地方,但是于雍城至今尚未发现。

秦抑印陶文在本阶段的标准器便是“栎市”陶文了,此种陶文有多种版别,在长安、咸阳、渭南等地也有“栎”“某市”一类的陶文出现,可能也属于这一时期。这些陶文一般表现得大度、粗拙、排字挪让随意,其字体基本是小篆,这与后来的“摹印篆”有很大区别;原印的印面较大,以阳文为主,抑印在陶器上为凹下的阴文。

咸阳时期,其时间范围从“商鞅变法”后迁都咸阳(前350),一直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左右,历时120余年。在这一阶段,整个关中地区甚至湖北北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甘肃东部等地,都出现了较大数量的秦抑印陶文,这与战国晚期秦国的迅速强大、并且发动了兼并统一战争有关。当时秦的农耕和商业活动为其兼并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而秦在发动战争时普遍实行的军功爵制也需要玺印和带戳记陶器等实物记录功爵并按功行赏。这一时期的秦抑印陶文比较丰富,其内容涉及了市场、制陶、私人姓名等。

咸阳时期实际上继承了第一时期的传统,有“某市”“某亭”这类风格的抑印出现,比如“杜市”“杜亭”“陕市”“咸阳亭”,等等。除了承接上一阶段风格之外,本时期的陶文还有如下几种特征:代表咸阳的符号如“咸阳”或者“咸”字大量出现;陶文字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小篆到“摹印篆”的过渡;比较成熟的四字到六字的抑印陶文格式,如“咸蒲里奇”、“咸亭完里丹器”等大概在本时期的晚期出现。这一段历时比较长,今后资料更为丰富了,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

大一统的秦帝国时期(前221—前206),秦帝国的历时只有十余年,其抑印陶文主要继承了咸阳时期的传统,故将咸阳时期后段的陶文和大统一时期的陶文截然区分开来是很难的,不过人们依然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手段来帮助分辨:

第一,秦始皇陵兵马俑身上形态怪异的抑印陶文,如“宫彊”,“宫係”,以及“係”“宫得”“得”“宫欬”等,在陶质兵马俑表面大部分为凸起阳文,也有凹下阴文。秦始皇帝陵区内出土的陶器的抑印陶文,如“丽山飤官”(其内容相同的既有抑印陶文也有刻划陶文)等,都应当属于大统一时期的作品。

第二,散布到河南、山西、山东、四川、两湖、华北等地的秦抑印陶文,陕西西安(包括区县)出土有“丽市”“丽亭”“频”“频阳”“奠亭”“高市”“茝”“槐里市久”“将行内者”等;河南洛阳出土有“河市”“河亭”等;河南三门峡出土有“陕亭”“陕市”等;湖北安陆出土有“安陆市亭”;内蒙古赤峰出土有“亭印”;山西侯马、翼县、夏县、朔县出土有“降亭”“安亭”“马邑市”等;河北邯郸、永年、容县出土有“邯亭”“易亭”等,有圆形抑印;山东济阳、邹平、巨野、兖州、滕州出土有“安阳市”“市”“亭久”;安徽阜阳出土有“女市”等;还有出土地点不明的标本“临亭”“淄亭”“临淄市”等。其中有些在统一进程之中已经出现,但大部分应当是秦统一之后的遗物。

第三,涉及一些中央职官内容的抑印陶文应当也属于秦统一之后的作品。秦都咸阳遗址、秦渭南宫区(包括所谓“阿房宫”)遗址、秦始皇帝陵区,出土有中央官署抑印陶文,有的在职署后加人名。大致可以分为:(1)“宫”之属:“宫水”“宫戊”“右宫”“左宫”“北宫”等;(2)“左右司空、左右水”之属:“左司”“左戎”等;(3)“大匠、寺工”之属:“大石”“大匠乙”“大水”“寺水”“寺涉”等。(4)其他:“北司”“都船”“安台居室”“右乘”“右段”等。反映了秦始皇帝时期进行大规模建筑时,中央官署内烧造砖瓦的工匠情况。

第四,山东等地出土的秦陶量外壁印有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诏书,其文字由10个阳文印模抑盖而成。

把握以上几点,就可以对大部分秦帝国抑印陶文进行明确的断代。

如果说秦代印章的文字向西汉初年印章文字的过渡,还可以看作是平缓、渐进地无缝对接的过程的话,秦抑印陶文向西汉抑印陶文的过渡则并不清晰,中间可能存在断层,这与秦末大动乱,制陶时已无暇顾及此番作为有关。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77期“秦陶文陶印研究”专题,《秦抑印陶文浅议》,文/周晓陆、崔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