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树森院士团队为患者手术中
记者 俞茜茜 通讯员 谢晨
严重肝硬化、肺动脉高压、冠脉狭窄90%、消化道大出血……半年前，63岁的河南患者刘女士因多重危疾叠加，辗转省内外多家医院被判定“无法手术”。如今，她皮肤红润、步态稳健，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即将带着“新生”的肝脏返回河南老家。
这场跨越半年的生命救援，不仅是一个危重患者的重生故事，更是树兰（杭州）医院在疑难复杂肝移植领域的顶尖实力。
据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LTR）数据统计，树兰（杭州）医院每年完成近200例肝移植手术，疑难复杂病例占比高达41%，居全国第一。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肝胆胰外科知名专家郑树森带领的多学科团队手中，许多曾被视为“肝移植禁忌证”的难题，如今都成了可以攻克的“关卡”，让原本不可能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肺动脉高压
成为肝移植手术“拦路虎”
2025年1月的杭州，寒风料峭。刘女士在女儿的搀扶下，第一次走进树兰（杭州）医院肝胆胰外科门诊时，体重不到90斤，蜡黄的皮肤没有一丝血色，走路走不到50米就需扶墙喘息，“胸口像压着块大石头，喘口气都疼”。彼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在这里闯过三道“生死关”。
刘女士的病，是从2020年的一次体检开始的。那年她被查出丙肝感染，当时没放在心上。到了2023年，她开始频繁胸闷、气急，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她的肺动脉平均压超标，确诊为“肺动脉高压”。可即便如此，她依旧觉得“吃点药就能扛过去”。
2024年，疾病的“总暴发”来得猝不及防。先是反复出现消化道出血，一口口鲜血让家人慌了神，检查结果显示“严重肝硬化，肝功能衰竭”，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紧接着，胸闷症状加剧，当地医院心内科检查又确诊冠状动脉三支严重狭窄——右冠近中段堵塞90%，左前降支中段狭窄75%，回旋支远段狭窄70%，而肺动脉平均压更是飙升至49mmHg，达到“重度肺动脉高压”标准。
“要活命，只能做肝移植，但现在这个情况，没法做手术。”当地医生的话，让刘女士一家人看不到希望。肝移植手术本身风险极高，而肺动脉高压是肝移植的禁忌证之一。
女儿带着刘女士跑了多家大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风险太大，建议保守治疗”。“最绝望的时候，我妈拉着我的手说‘不治了，回家吧’，可我怎么能放弃？”女儿的声音带着哽咽。就在全家濒临崩溃时，当地一位医生提醒：“你们去树兰（杭州）医院试试，郑树森院士团队做过ECMO（体外膜肺氧合）支持下的肺动脉高压肝移植，或许有办法。”
院士领衔组织多学科会诊查房
“三步走”拆解“不可能任务”
“患者氧合指数不到90%，血糖波动剧烈，刚入院3天就突发消化道大出血，血色素掉到6克，吐的血用脸盆接了小半盆。”回忆起刘女士初入院的情景，树兰（杭州）医院副院长、肝胆胰外科专家张武仍印象深刻。紧急之下，刘女士被转入ICU抢救。
肝胆胰外科、心内科、呼吸科、麻醉科、ICU、消化内科……郑树森院士牵头，一场多学科会诊查房也在此时紧急召开。专家们聚在会议室里，围绕刘女士的病情详细讨论，焦点集中在“先治哪一个”：开通冠脉血管是当务之急，否则随时可能心梗；肺动脉高压又是肝移植手术的“拦路虎”；而肝硬化导致的消化道反复出血随时可能再发，必须先稳住肝功能……
最终，郑树森院士一锤定音：“患者的问题环环相扣，但核心是‘肝脏衰竭’，所有治疗都要为肝移植手术铺路。第一步开通心脏血管，解决供血问题；第二步降肺压，打破移植禁忌；第三步等待肝源，ECMO护航手术。”这“三步”方案，成了刘女士的“救命指南”。
第一步：心脏“拆弹”
新型支架破解“抗凝矛盾”
ICU里，医护人员通过内镜下止血、输血、营养支持，终于稳住了刘女士的消化道出血，血色素慢慢回升。随后，她被转入心内科，接受“心脏救急”。
“右冠近中段90%堵塞，需要植入支架。”心内科主任马丽萍解释，常规心脏支架术后需要6-12个月的双抗抗凝治疗，可肝移植手术需要“低凝状态”，长期抗凝会让手术中出血风险增加，“这是个死循环”。
团队反复讨论后，决定采用最新型的药物涂层支架——这种支架通过特殊的药物释放技术，能将双抗抗凝时间缩短至1-3个月，既能保证血管通畅，又不会对后续肝移植造成干扰。
2月7日，马丽萍团队在导管室为刘女士植入支架，打通了堵塞的右冠状动脉。术后一周，刘女士惊喜地发现：“走路没那么气喘了，胸口压牢的感觉轻松了一些。”
第二步：攻克“移植禁忌”
把肺压从49降到20
心脏问题解决了，更大的难关来了——肺动脉高压。重度肺动脉高压是肝移植的绝对禁忌证，患者49mmHg的压力，意味着她的肺血管已经严重硬化，肝移植术中血流动力学一波动，肺循环就会崩溃。
“当时我们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最终决定为刘女士启用一种新型降肺压靶向药物。这种药针对她的病理类型效果最好，但需要精准调整剂量，我们每天监测她的肺压，一点点往下调。”马丽萍说。
一个月后，检查结果显示，刘女士的肺动脉平均压降至20mmHg，达到了肝移植的“安全线”。“当看到检查报告时，我们都松了口气——这意味着，她终于有了做肝移植的资格。”张武副院长说。
第三步：ECMO护航
在“钢丝上”完成移植手术
就在治疗顺利推进时，刘女士的女儿提出了一个让医护人员动容的请求：“如果等不到肝源，我捐半个肝给妈妈，我年轻，恢复快。”但张武副院长却告诉她：“先不要急，按照国家器官分配规则，你妈妈的病情越重，越有希望优先匹配到肝源。”
我国的器官分配系统（COTRS）采用MELD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来评估患者优先级，评分越高，病情越危重，优先匹配肝源的权重就越高。刘女士的MELD评分已达高危（≥30分为高危），属于“最需要肝源”的群体。
4月20日，好消息传来：COTRS系统为刘女士匹配到了合适的肝源。手术当天，麻醉科团队提前为刘女士建立ECMO支持，“相当于给她的心肺装了‘人工泵’，即使术中肺压突然升高，也能保证全身氧供”。郑树森院士、张武副院长带领肝胆胰外科团队历时8小时，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
术后第二天，刘女士就成功脱离ECMO；术后一周，肝功能指标开始回升；术后一个月，她转出ICU，转入普通病房。刘女士百感交集：“这半年的罪没白受，这趟杭州来对了！”
疑难复杂肝移植占41% 全国危重患者慕名而来
“为什么放着简单的手术不做，偏要啃‘硬骨头’？”面对这个问题，张武副院长的回答很朴实：“郑院士常说，简单的手术，很多医院都能做；但疑难复杂的病例，我们不接，患者就真的没希望了。”
据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LTR）数据统计，2024年树兰（杭州）医院的疑难复杂肝移植比例高达41%。也就是说，每10例肝移植手术中，就有4例是 “疑难杂症”。
这些病例中，既有像刘女士这样“肺动脉高压+冠心病+肝硬化”的多器官病变患者，也有“多次肝胆胰手术史”“门脉血栓伴海绵样病变”等超高难度病例。
“能做到这一点，核心是‘多学科协作’和‘细节把控’。”张武副院长解释，树兰（杭州）医院的肝移植团队多学科会诊查房是常态化运作，针对最复杂的病例制订个体化方案。
而国家器官分配系统（COTRS）的科学性，更给了这些危重患者“不放弃的信心”。张武副院长举了另一个例子：今年上半年，一位52岁的外地化工厂工人，在工作时不慎掉入化工池，虽然仅2分钟就被救出，但脂溶性毒物通过皮肤和口腔快速吸收，当天就出现肝损伤，第三天发展为急性肝衰竭，第四天就气管插管、昏迷，生命垂危。
“当时家属都快放弃了，觉得‘人都昏迷了，肯定没有救治的机会了’。”张武副院长说，团队立即为患者上报COTRS系统，由于患者MELD评分达到极危重，系统启动“全国紧急匹配”，仅16小时就匹配到了合适的供肝。术后第四天患者就苏醒了，术后一个月就出院了。
“很多患者和家属都有个误区，觉得‘病太重了，等不到器官移植的机会，肯定没希望’，其实恰恰相反。”张武副院长说，COTRS系统的核心原则是“生命至上”，病情越危重的患者，越能优先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因为那些病情相对较轻的患者，还能通过药物、人工肝等方法维持，而危重患者，每多等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如今，术后半年的刘女士恢复得很好，体重增加了近10斤，皮肤从蜡黄变得白皙。“之前为了方便复查，一直住在上海女儿家，这次复查完，终于能回河南老家了。”她拉着医务人员的手，反复说着“谢谢”。
而在树兰医院的肝胆胰外科病房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复杂肝移植患者。他们中，有的带着“多次手术失败”的经历，有的被“禁忌证”判了“死刑”，但在这里，他们都找到了“重生”的可能。
“41%的疑难复杂肝移植率，不是数字，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郑树森院士表示，“未来，我们还要继续突破，让更多‘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每一个危重患者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新生’，这就是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