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邱婵姝
快报连续两篇关于遗体捐赠的报道（《“无语良师”碑上第12个名字是我妈妈》《杭州市第一个遗体捐献俱乐部是我爷爷发起的，有遗体捐献意愿应该怎么做？》）引起强烈反响。最近几天，省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接到很多咨询和志愿登记的电话，很多人表达了捐献意愿，了解了捐献流程。3月22日，钱江陵园举行了一场向遗体与器官捐献者缅怀和纪念的活动。
我们全家现在的一切
都离不开那位捐献者
缅怀队伍中不少人接受过器官捐献，周师傅是其中一位。
周师傅曾是木工，常年勤恳忙碌，身体多次发出警报都未留意。“我有痛风，有时候疼得受不了，就吃颗止痛药，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11年5月一个晚上，周师傅突感胸闷、呼吸困难，整晚坐在床上煎熬，天亮匆忙赶到医院，最终诊断为肾功能不全，几个月后病情恶化，确诊为尿毒症。
“我双脚肿得厉害，几乎不能行走，只能坐轮椅。”那年周师傅儿子2岁、女儿9岁，妻子工资也不高。一周三次血透，全家与病魔艰苦抗争12年，直到一天接到医生电话。
“医生通知我去医院配型，那一刻全家的喜悦真的难以言表。”2023年5月，周师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如今他基本恢复健康，做着一份环卫工作，女儿考上了大学，儿子也茁壮成长。
“我真的觉得我们全家现在的一切，都离不开那位无私的捐献者，让我重获新生，让我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
“我感恩这份珍贵的馈赠，虽然并不知道是谁，如果可能，百年之后我也要捐献器官，为社会回报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我很庆幸遵守和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钱江陵园的生命礼赞园内鲜花簇拥，捐献者名录碑上刻着5793位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者的名字。其中一位是楼惠芳的父亲楼洪龙，一名有73年党龄的老党员。去年9月，92岁的楼洪龙去世后，完成了最后的心愿——成为一名“大体老师”。
楼惠芳说，父亲1932年出生在义乌市夏演村，11岁时侵华日军细菌战让爷爷染病去世，父亲怀抱国仇家恨参加了新四军儿童团。1949年从金华农校投笔从戎，军校毕业跟随刘邓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60年代末多次参加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事的保卫工作，1972年转业到浙江省农科院。
楼惠芳说：“离休回到家乡的他不顾全家反对，把自己每月工资及家里存款都投入承包了一大片荒山，用几十年将荒山变成了‘花果山’……直到病重，他还在病床上画着改建果园的图纸，后来父亲将这片‘花果山’无偿捐赠给村老龄委，收入作为村里老年人的困难补助及活动经费。
“2019年，父亲自己知道时日不多，强烈要求我们帮他完成捐献遗体的心愿。我们真的很舍不得，一直犹豫不决。后来整理父亲遗物，发现他写于30年前（1995年1月25日）的遗书‘最后的要求’，其中写道：‘我唯一能贡献给党和人民的，就是我的躯体，把遗体捐给医学科学，将有用的器官用于治病救人。’这一刻我很庆幸遵守和完成了他老人家的遗愿。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是一个缺位的父亲。他总是管‘大家’，对家乡父老兄弟竭尽所能资助帮扶，把‘小家’留给我的母亲。但是今天，我想对父亲说：亲爱的父亲，我们会跟您在不同的时空，一起过平凡而精彩的人生。
“感谢所有遗体捐献者，你们用自己的身躯，成为知识的载体，用每一根神经，每一块骨骼，每一个器官，承载生命的奥妙与科学的崇高，超越了生死！谢谢你们！”
全体人员静默致敬，向捐献者纪念碑敬献了花篮。
截至2025年2月底，浙江省累计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登记人数超过36.4万人，实现人体器官捐献2760例，遗体捐献1735例，眼组织捐献3093例，脑组织捐献501例，硬脑膜捐献44例。每年清明节期间，各地红十字会、各医学院都会举办缅怀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