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
义乌国际商贸城 义乌市委宣传部供图
制图 张好蔚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局 年份
记者 朱文科
75年间，仅凭“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禀赋，约1%的国土面积，却成就了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785倍、全国占比高达1/15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个奇迹有一个专属名词：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是改革开放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章，其中最亮丽的“金名片”无疑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如何驱动浙江高速增长，成就世人惊叹的发展模式的呢？
为此，都市快报·橙柿互动专访了长期跟踪研究浙江民营经济的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他现在兼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曾参与了浙江省“七五”至“十四五”规划的发展战略研究。
橙柿互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浙江模式”的演变进程是怎样的？
史晋川：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在此之前，浙江与其他省份差别不大，在计划经济时期，发展并不是很快，但在改革开放后，走出一条极具特色的高速发展之路，成就“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是以改革推动发展，即用改革的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全国率先从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成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成长的格局，这就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
浙江的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并逐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
浙江的迅速发展是从农村工业化起步的，乡镇企业兴起加速了农村工业化，资源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而后进一步流向现代服务业，这就是资源配置的工业化。
浙江的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资源不断向小城镇、小城、中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市聚集，形成了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圈和浙中城市群等区位优势空间，这就是资源配置的城市化。
浙江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也可以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利用改革所形成的体制机制先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橙柿互动：浙江经济底子薄，资源比较匮乏，所谓“七山一水二分田”，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之初迅速启动改革和发展？
史晋川：“浙江模式”的启动与这里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密切相关，是一种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
七山一水二分田，意味着只靠土地吃不饱，所以历史上浙江人不把自己局限在土地上刨食吃，而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外出经商，湖州、宁波、温州都有商帮传统，明州港、温州港、新安江是浙江商人对外经贸的重要通道。
宋代的浙江地区，手工业、商业、海外贸易都居全国领先地位，影响本土文化中的重商思想，著名的浙东学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对一代代浙江人影响深远。浙东学派代表人物本身即与商业关系密切，如陈亮的岳父是当时的义乌首富，永康的打铁业也十分繁荣；叶适的家乡温州商业发达，“其货纤靡，其人多贾”。
这就是说，浙江的自然禀赋造就了历史文化禀赋，培育了浙江人的经商基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给浙江的主要任务是“种好地、打好鱼、站好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的定位，意味着计划经济年代浙江不是重点发展区域，因而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时期，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投资和支持并不太多。
但这也使得浙江的广大干部群众习惯于依靠自己，而不是跑步（部）前（钱）进，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干部群众在发展经济时，不是盯着北京，而是眼睛向下，鼓励百姓创业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在面临严重的短缺经济条件下，温州人卖往全国的针头线脑这些简单的传统制造业的日用消费品，就能满足老百姓的吃穿用，带来较高的收益，这有效地激活了区域的经商传统。
同时，毕竟浙江的经商传统在计划经济时期只中断了20余年，当年的“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割光，许多有手艺，懂制造、善经商的人力资源都保留了下来，如永嘉的弹棉花、义乌的“鸡毛换糖”和永康的补锅碗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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