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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卓盈
“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这是一个普通的问题,不普通的是,它总是针对女性提出。从这个问题延伸下去,我们能看到当前社会的许多现象:越来越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社交媒体上“不婚不育保平安”成为流行语……
事业还是家庭,看似只是女性的个人选择,实际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只在中国,也不只是现在,从女性有了广泛意义上的工作机会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就在为她们的选择感到焦虑和恐惧。文学作品屡屡描述女性的情感世界,但很少有经济学学者站在专业角度,用数据和理论剖析这些绵延上百年的问题。
北京时间10月9日,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成为历史第一位单独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诺奖给出的理由是,“她收集了200多年的数据,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变化的原因以及剩余性别差距的主要来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性别差异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一个毕生研究女人权益、收入、平等等经济学界鲜少有人关心的话题的女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得到了如此殊荣,真的算得上是“女性的历史终于开始被看见”。
奖项揭晓后,网上也再度引发了关于“女性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个话题的热议。
在克劳迪娅·戈尔丁最新出炉的的图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她直面性别平等的根源,并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她是哈佛大学经济系
首位获终身教职的女性
克劳迪娅·戈尔丁在书中提出,如何平衡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即便在发达国家,努力在事业与家庭间追寻平衡的似乎总是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丁指出,关注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和义务,解决这些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要增加家庭另一半的负担。这些问题根植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改善、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所有人能生活得更好。
戈尔丁是哈佛大学Henry Lee经济学讲席教授,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她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等。“因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获2020年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
她曾经的梦想
是当微生物学家
1946年5月14日,戈尔丁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小时候,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在初中读到生物学家保罗·德·克鲁夫的《微生物猎人》后,她就被微生物学所深深吸引,从而致力于成为微生物学家。1963年高中毕业后,她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微生物学。不过,在不久之后,这个职业梦想再一次改变了。
在大二时,戈尔丁选了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的经济学课。在课堂上,卡恩以其独有的滔滔雄辩向学生阐述自己的理念。戈尔丁后来回忆说:“他很善于用经济学来揭示隐藏的真相。就像当年克鲁夫的故事让我喜欢上了微生物学一样,他的故事让我喜欢上了经济学。”
1967年,戈尔丁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年,她完成了论文,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多个大学执教后,1990年,她加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
这本《事业还是家庭》所传达的主题思想,既适用于美国女性,也适用于中国女性,她们都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权衡取舍。
其“罪魁祸首”不仅在于就业歧视,还涉及一个事实,即女性往往总是“被期望”应该照顾子女和年迈的父母。造成这种偏见的部分原因与规范和传统有关,尽管这类习俗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已经削减。
然而,引发事业和家庭相互权衡的另一个原因与工作日益变得“贪婪”密不可分。
书摘
不平等的根源:贪婪的工作
对许多走上职业轨道的人而言,工作是贪婪的。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挣更多钱,甚至时薪都显著更高。
工作的贪婪意味着,有孩子或有其他照护责任的夫妻中的一员将主要关注家庭,一有紧急情况就得离开办公室或工作场所赶回家去。这位家长的职位要相当灵活,一般不会被要求在晚上10点回复电子邮件或电话;不必为某项并购缺席孩子的足球比赛。与之相反,另一位家长则可以在工作中随叫随到。对于随时为家庭待命的人,晋级、提升和收入遭受的潜在影响不言而喻。
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一直都很贪婪。比如,律师总是熬夜加班;人们总是根据智力产出评判学者,甚而期待他们晚上也不要停止思考;大多数医生和兽医都曾24小时待命。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贪婪工作的价值大幅飙升。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的收入日益膨胀,跻身高层的人能得到更大的奖励。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薪酬高得多;其他工作的工资则停滞不前。因此,一些对女性来说一开始就很难进入的职位,比如金融业职位,在过去数十年里恰恰收入增幅最大。那些从头到尾参与交易的私募股权合伙人,解决建模难题的人,参加了每一场会议和深夜晚宴的人,将最有可能获得巨额奖金和梦寐以求的晋升机会。
贪婪的工作也意味着,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已经并将继续被抛弃。
我们继承的性别规范以各种方式得到加强:把更多育儿责任分派给母亲,把更多家庭照护责任分派给成年女儿。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时间需求,而时间需求则与生育孩子与家庭照料有关。同时,父亲也将为此付出代价,失去陪伴孩子的时间。
我们可以怎么办?
性别不平等的另一面,其实是家庭不平等。
为什么双职工家庭不能平等地分享养育子女的乐趣和责任?他们也可以这么做,但就相当于放弃了现成的收入——这是一笔相当多的钱。责任对半分的夫妇可能会更幸福,但也会更贫穷。
在“贪婪的工作”结构下,男人成家且晋升,是因为女人放弃了事业,为家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但其实双方都被剥夺了应有的一部分。男性被剥夺了更多参与家庭事务的温情,女性则被剥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
那么,怎么办?
首先,每一对夫妇都必须独立做出决定,以实现更多平等。每一对爱人都应该知道,爱情的幸福,取决于夫妻中一方的最低幸福水平。
第二点是从社会和制度上改变,去帮助夫妻更容易实现第一点。因为很明显,当“贪婪的工作”的报酬丰厚时,夫妻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吸引去进行这种劳动分工。最终,女性会从事业中退出来,为家庭贡献更多。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改变市场?这当然更难,而且涉及要让灵活办公变得更容易实现的问题。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其实也给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丝希望。在许多方面,灵活办公的成本已经下降了。
我们还可以创建有效的替代团队,就像在某些卫生工作中所做的那样,在这些职业中,专业人员的成本已经很高,以至于工作单位也希望有替代的团队。一些薪酬最高、训练有素的专业工作就是这样运作的。当你做手术时,可能会从几个月前就开始跟你的外科医生沟通,但却只会在手术前7分钟遇到负责维持你生命的麻醉师。麻醉师是一个与外科医生或医院有合同关系的团体执业,只需根据单场手术需要进行指派。
性别平等不仅仅关乎女性。
男人在工作时随叫随到,女人在家时随叫随到,这对夫妻是不公平的。当灵活性成本降低时,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两性平等和夫妻平等,但这需要男性要求更大的时间灵活性和对工作时间的更多控制。我们需要男性在工作时伸出援手,鼓励男同事们休育婴假,投票支持补贴儿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让公司改变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拥有事业、家庭和夫妻公平,越来越多的夫妇找到方法应对冲突的时间需求,我们亟待了解性别差距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启示,以便寻求解决方案,弥合差距,让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