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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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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在杭州
无名氏“为人诚恳,他极难与人相交,认为值得结交的,才会主动地接近”。他清高、孤芳,亲近的朋友“只有四五人而已”,其中,就有杭州的林风眠与赵松青、赵无极兄弟。
2016-09-23
五圣堂原慧心庵方位
赵无极旧居原址
原华光桥河下

无名氏,并非无名,他姓卜名乃夫,家谱名卜宝南。只是中学生的卜乃夫,仅靠自学,写作不断,用过笔名卜宁。他的《北极风情画》小说,一度使大西北“洛阳纸贵”。后期,蛰居杭城,孜孜矻矻续写他视为艺术与思想的心血大作。

1

《北极风情画》是卜乃夫应《华北新闻》报副刊索稿写的,主人公林上校,东北抗日义勇军韩国籍军官,随部队撤至异国,被遣送靠近北极的托木斯克小镇。一个寒夜,林上校偶遇少女奥蕾莉亚,这位亡国的波兰少女,与同样“亡国”的林,意合情投,坠入爱河。仅仅三个月,林的部队奉令撤出,奥蕾莉亚承受不了诀别,吻刃殉情。

凄婉、细腻、艳丽,是当年“鸳鸯蝴蝶派”的摄魂之剑,大有涕泪交加的“鸳粉”。卜乃夫将此“鸳”笔置于金戈铁马的忧国之中,又赋予对人生的思考,是个尝试。他怕写砸,考虑再三,用了笔名“无名氏”。不过,按卜乃夫的二哥卜少夫说法,“无名氏”的笔名,只是为了“引起读者好奇,产生神秘感”。

卜乃夫成功了,1944年,当他再次踏上西安,茶馆中几乎人手一份报纸,在读《北极风情画》连载。不久,无名氏《塔里的女人》一出,又叫好一片。两年后《无名书》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出版,更是名声大噪。

仅仅三年,“无名氏”一语成谶,居然无影无踪。

他是谁?他在哪?

直到1967年,国联公司拍摄电影《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仍声称:这是和无名氏的兄长卜少夫(香港新闻天地社总编)接洽版权的,无名氏应该姓“卜”。一位台北的中年女作家跳出来说:“他(无名氏)应该是一位韩国华侨”!香港著名作家倪匡、杭州人高阳(横河桥许家后人许儒鸿),也先后著文,追问无名氏传略。

1976年,香港出版《无名氏生死下落》。作者卜少夫说,因为传闻太多,他有责任澄清:无名氏还活着,在内地。不过,书中凡涉及无名氏的住址,全是“××”。卜少夫不希望无名氏的踪迹为人知晓,因为他正在续写《无名书》。在大写“三突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土地上,所有的自由写作,很危险。

此时的无名氏,就在杭州湖墅的华光桥河下15号,姓名“卜宁”。

2

《无名书》,与无名氏前期小说的艳丽、通俗大相经纬,介于散文诗与小说,力图超越时代的纠纷,以哲学思辨,写未来的“人生真理、宇宙境界”。计划200多万字,七卷。无名氏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一部“中国没有第二的大书”,“将来在中国文学界的领导地位,是无问题的”。

《无名书》第一卷在1946年出版,无名氏继续撰写二卷《海艳》,主人公印蒂来到杭州。“这是一片真正绝缘的植物性空间,每立方厘米全盈溢宇宙大化意”,无名氏说:印蒂的塑造,需要这“一脉空灵情,一片空灵境,一派空灵格调”。

1946年4月13日,无名氏为写作来到杭州,住进五圣堂慧心庵,“拟定暂居二载”。五圣堂在城南的中河东侧,一条小巷,曲狭静谧。那时杭城多庵,僧尼多知书达理、身怀怨伤,因“伤”静处。庵的后院很大,有舍二十多间,无名氏住“西大殿之南厢”,“一榻、一桌、一椅、二书架”,“形单影孑”。

后院闲置两口棺材,杭城又久有狐仙之说。无名氏的信札写:半夜,偶有“狐鼯驰逐,人畏之如鬼域,目宿者为狂狷,余(我)怡然自得”,“挥毫少休,漏夜复苦读”。说是这么说,那些午夜,无名氏还是没少担惊受怕。尤其一位临时借住养病的国军营长,半夜说棺材爬出人来,吓得亡命逃走以后。

1947年9月,《海艳》上册初版;1948年3月,下册初版。1949年8月,三卷《金色的蛇夜》上册初版。不过,《无名书》中印蒂游离于白炽化政治斗争的旁观倾向,也遭到左翼文化人士的批评。

按《无名氏生死下落》说法,1949年,第四卷《荒漠里的人》铅字排版时,国军失守长江,败兵如潮涌来,印刷夭折。但从实际出版看,当时排版的应是第三卷《金色的蛇夜》上册。这时,自视与政治无关的无名氏,踌躇满志,着手撰写第三卷下册。

但天翻地覆的变迁,还是猝然得令无名氏措手不及。几个月后,上海黄渡路亚细亚里10号的卜家,被“区公所”安排进了九家眷属。这令怯于生人交往,又潜心创作的无名氏难以接受。是的,他是个“怪人”,与上海文艺圈也极少来往。1947年,田汉从上海来游西湖,有人邀请正潜心写作的无名氏相陪,他一口拒绝。

后来香港《工商日报》的总编刘念真,是1943年无名氏在西安的朋友,他评价无名氏“性格孤僻”,难与人交往。但卜少夫认为,“那还不是全面的”,无名氏“为人诚恳,他极难与人相交,认为值得结交的,才会主动地接近”。他清高、孤芳,亲近的朋友“只有四五人而已”,其中,就有杭州的林风眠与赵松青、赵无极兄弟。

3

1949年9月,32岁的无名氏和他66岁的母亲,义妹刘宝珠、女仆以及一条狗,来到杭州,住进了葛岭山麓24号,赵无极的别墅。以抽象派画风盛名一时的赵无极夫妇去了国外,以前无名氏在此也小住过。

卜少夫说,无名氏因专注写作,交女友并不上心,“勉强算起来,前后大概三位女性使他发生兴趣”。一位相识西安;第二位交往重庆;第三位是林风眠的女儿,皆有始无终。卜少夫也奇怪,无名氏倾情的都是混血儿。难道,真如北方人说,“二窜子”是从画上走下来的美人?当然,这说的是1949年以前。

1950年5月9日,当24号大门敲响时,一条更汹涌的爱河出现在了无名氏前面:赵无极的20岁出头的妹妹赵无华,在母亲陪同下,养病来了。三个多月的共同生活,被无名氏称之“此生唯一消受的深刻幸福”。

赵无华因病死后,直到1977年,60岁的无名氏仍激情难抑,写了一封信寄往天堂:“亲爱的!让我再这样低低唤你一次吧!……这二十七年,远比当年你所想象的离奇、复杂、丰富、艰苦。亏得你没有和我长相伴,否则,你那颗鲜花似的娇嫩心灵,怎么经得起那些年的暴风骤雨……你走得正是时候!”

是的,此时的无名氏已落到生活的低谷,版税拿不到,卖文不可能。他的信说:“现在,我决定再束紧裤带,完全吃自己园子里的菜,不买菜(我们种了近一亩地的菜),另外养羊,甚至到附近山上找点柴草来烧,并且绝不买一双袜子。”

1950年的无名氏写信毫不忌讳:“这几年我从未偷懒……我的灵感永远洋溢”。“如能预期完成这个多年计划,我相信无论在艺术上、思想上,对中国和世界总有涓滴之献”。他说,第三卷下册已经“结束”,“近来自觉很有进步,无论文字思想,均较成熟。”

没有工作,闭门著述,无名氏写得很勤奋,经济上靠卜少夫时而从香港汇款。接济不及时的日子,不免窘困。1951年3月,过劳的无名氏因肺病两次吐血。葛岭山麓24号是不让他们住了,“母亲住尼庵”。“六月,由城区迁郊区”。

这“郊区”,就是华光桥河下15号。当年,从这往东,如今的胜利路与德胜,一片茫茫稻桑,港河纵横。

4

在早些时,大运河流过江涨桥后,水分两支。东流滔滔,西流滚滚。1959年,西流填埋,东流水路扩宽取直,成了如今的河面。当西流的宝庆桥被拆毁后,保护东流华光桥的呼声很高,于是整体东移。如今胜利河吃食一条街西头那座桥就是,前几年经整葺,古意盎然。

华光桥河下的民居,如今是富义仓公园的一部分。当年15号墙门的人家,或许还记得,一个叫“卜宁”的清瘦的戴眼镜的中年人。他与那些早出晚归,整天鸭子被赶似的谋生的邻居不同,没有工作,闭门在家,寡言。

卜少夫说,他时有汇款,因种种原因,也会中断。这点钱,往往顾得吃,顾不上穿。无名氏信说:他身上从里到外,没一件是不破的。想买,没那么多布票和钱。有时“连垃圾堆里一块破布,都要捡回来,洗干净,做抹布和扎拖帚”。他要卜少夫寄一些“破的、补过的、旧的”衣服,因为新的要纳税。这是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无名氏说得并不夸张。

卜少夫曾要求母亲与无名氏寄几张生活照片,有一张着浅色上衣的无名氏在写字,室内浅陋,他的背后就是洞开的房门,门外一堆空心煤渣砖。那是一种随时可用作搭建披屋的手制大砖,中空三个洞。当然,这砖不属于与世无争的无名氏,借此说明,当年居处的逼仄。

15号墙门应该不小,一度被“管制”的无名氏每周要打扫一次。住家也应该不少,1973年农历正月廿五,卜母90岁大寿。前一天,无名氏全日洗烧“忙到晚上九点”,次日“烧了许多面,请同院邻居们吃长寿面,总算热闹了一天”。无名氏早已放下了矜持,1968年他入狱,老母“冲上街头寻死”,要是没有邻居,老太太熬不过的。

母子的纠纷也有,无名氏晚年有小说《一根铅丝火钩》:儿子买回新式煤饼炉,母亲仍习惯老式煤球炉的使用,将一根铅(铁)丝火钩去捅炉底灰,往往弄灭了火,母子争执不断。最终,儿子对炉钩有了歇斯底里“深仇”,每听到“哧哧哧”钩炉底灰的声音,就要“发疯”。“那条长长运河就在大门外,浑浊的河水,黄滚滚的波动着。每一次兀立河边,他对它总凝视许久。但他并不想跳下去。他只是好奇:为什么这片河水流了一千多年,个人生活竟改变得如此缓慢?”

5

因为写作,无名氏神经衰弱,整夜失眠。他说:“太寂寞,内心太苦,几乎要丧失了继续写作下去的信心”。“长此以往,我怀疑是否能支持。即使可支持,我也将变成和尚道士一类怪人,但我却想做一个常态的人。”是的,无名氏身边,没有他所渴望的爱人。

该说到比无名氏小10岁的刘宝珠了,从葛岭山麓24号搬出后,她回了上海。华光桥河下的居室,毕竟太窄。刘到上海不久,有了某幼儿园的工作。按卜少夫描述,她是从小被卜母收养大的,刘将工资的三分之一,按月寄给卜母。

刘宝珠读过初中,貌不出众,对于在婚配取向上“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无名氏来说,从没想过他俩会结合。是苦闷中“对性的要求”?是老天早就安排的夙缘?1954年7月15日,他们结婚了。按卜少夫说法,这是“不自然结合”。是的,刘宝珠也说,她是“出于对四哥(无名氏)的信任”。

婚后聚少离多,无名氏称之为“旅行夫妻”,“每年有四次在一起”。春节、幼儿园暑假、“五一”和“十一”。每当去上海探亲,无名氏难抑激情,“一踏上火车车厢,三魂七魄早变成各式各样的鸽子……伴着钢铁车轮的节拍,急急向上海天空疾速飞去”。那一段夫妻生活,刻骨铭心。

无名氏比以前开朗多了,1959年,他开出40多本德、法、英的哲学、文学原著,要卜少夫购买邮寄。在苏联文学一边倒的当时,也显示出了他写作的取向。他说:“在全国大跃进中,个人也大跃进,曾在艺术和哲学上,从事一个专题研究,它将于今年年底基本结束。相信你们对我的带病钻研的卓越意志,将感到欣慰”。这就是《无名书》写作,无名氏怕信件检查,写成“专题研究”。1958年7月,他被抓过,交待学习了一个多月。抄家时,《无名书》稿没被搜去。

无名氏的身体越来越好,1966年的信说“住处附近,今年兴建了一座游泳池……今夏我可以大过游泳瘾了”。那是拱墅游泳池,这一年无名氏49岁,有人说他“只像卅几岁”,他很高兴。“我近三年已不与医生打交道”了,“净体重已由112斤,猛增至120斤”。

6

“文革”来了,“历史上有问题”、“有海外关系”的无名氏终日惶惶。有一天,一位昔日的读者,今日的“右派”受不了“牛棚”折磨,逃到杭州,无名氏居然提供他住宿和船票。1968年6月,无名氏被捕,罪名“包庇反革命”。无名氏万万没想到,藏在别人家的《无名书》稿,竟被全部抄走。这秘密,只有刘宝珠晓得啊!他百思不解,万念俱灰。

也许是认罪态度好;也许病卧的老母无人照顾;也许是卜少夫写信“发狠”说不见到无名氏的亲笔,不再汇款。卜少夫相信有关部门能看到这信,因为无名氏在狱中寄给他一件旧西装,毫无只字。1969年9月,关押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无名氏被释放。

为表示“划清”海外关系,出狱后的无名氏以母亲的名义给香港的侄儿写信。1972年的信说:“3月10日中午,一个附近邻居通知叔父,说婶娘(刘宝珠)刚来她家,要叔父去谈办离婚手续事……四年未见,叔不免兴奋”。尽管刘宝珠早已和无名氏断绝通信,中断了对卜母的生活费,无名氏还是原谅了她。“她一见叔,开门见山,即加申斥(几乎是怒声),说以他目前身份,今后不可能共同生活,而且,她对他已没有一丝感情……这次特请假五天,来杭办(离婚)手续。”

无名氏大病一场。其实,夫妻感情的恶化,并非没有预兆。早在1965年,无名氏信说:“我妻为一家分居二处过久,略有微词,我为此抑郁”。不久,刘宝珠提出要一个小孩,无名氏始终没同意。这不是他寡情,每当见到房东的两小孩,他也喜欢。但生活难以自立,如何抚养?

无名氏也曾努力过,写完《无名书》稿,他想去补习学校教书,想邮局门口摆写信摊。但这都需要批准和人脉。无名氏苦练过书法,“从魏晋六朝到隋唐宋元,各种重要楷书碑帖几全临摹”,哪怕被“动员”下乡种稻的一年多,也没间断。他一度“想用《洛神赋》风格写一些条幅,到海外华侨间出售”。他还用英语翻译过鲁迅散文,希望能作为书法以外的谋生。结果,都不顺利。

7

无名氏终于迎来了大顺。

“文革”结束,他被平反,抄去的《无名书》稿也一并发回。那位审讯他的区公安局某股长,大学毕业,爱好文学,一直看好手稿价值,保存完好。无名氏还被省文史馆聘为馆员,月薪60元,这在当年,可谓不小待遇。不过,这一次无名氏没有欢喜若狂,无功不受禄,他请求将钱帮他存入银行。

从1962年以来,无名氏努力过两次的香港探亲申请,1981年12月批准了。更让无名氏吃惊的是,一支丘比特金箭毫无预兆射来。一位小他四十岁的高挑、圆脸,荣膺过全台湾电子琴大赛冠军的女孩,因为《无名书》,向他呈上芳心。

可惜,那个使他“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使他“尝味到人间极深沉的温暖,和最纯粹的爱”的母亲,却没能看到这一天。五年前,她去世了。一根铅丝炉钩,挂在居室的正中。那是无名氏的哀思,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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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在杭州
无名氏“为人诚恳,他极难与人相交,认为值得结交的,才会主动地接近”。他清高、孤芳,亲近的朋友“只有四五人而已”,其中,就有杭州的林风眠与赵松青、赵无极兄弟。
2016-09-23
五圣堂原慧心庵方位
赵无极旧居原址
原华光桥河下

无名氏,并非无名,他姓卜名乃夫,家谱名卜宝南。只是中学生的卜乃夫,仅靠自学,写作不断,用过笔名卜宁。他的《北极风情画》小说,一度使大西北“洛阳纸贵”。后期,蛰居杭城,孜孜矻矻续写他视为艺术与思想的心血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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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风情画》是卜乃夫应《华北新闻》报副刊索稿写的,主人公林上校,东北抗日义勇军韩国籍军官,随部队撤至异国,被遣送靠近北极的托木斯克小镇。一个寒夜,林上校偶遇少女奥蕾莉亚,这位亡国的波兰少女,与同样“亡国”的林,意合情投,坠入爱河。仅仅三个月,林的部队奉令撤出,奥蕾莉亚承受不了诀别,吻刃殉情。

凄婉、细腻、艳丽,是当年“鸳鸯蝴蝶派”的摄魂之剑,大有涕泪交加的“鸳粉”。卜乃夫将此“鸳”笔置于金戈铁马的忧国之中,又赋予对人生的思考,是个尝试。他怕写砸,考虑再三,用了笔名“无名氏”。不过,按卜乃夫的二哥卜少夫说法,“无名氏”的笔名,只是为了“引起读者好奇,产生神秘感”。

卜乃夫成功了,1944年,当他再次踏上西安,茶馆中几乎人手一份报纸,在读《北极风情画》连载。不久,无名氏《塔里的女人》一出,又叫好一片。两年后《无名书》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出版,更是名声大噪。

仅仅三年,“无名氏”一语成谶,居然无影无踪。

他是谁?他在哪?

直到1967年,国联公司拍摄电影《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仍声称:这是和无名氏的兄长卜少夫(香港新闻天地社总编)接洽版权的,无名氏应该姓“卜”。一位台北的中年女作家跳出来说:“他(无名氏)应该是一位韩国华侨”!香港著名作家倪匡、杭州人高阳(横河桥许家后人许儒鸿),也先后著文,追问无名氏传略。

1976年,香港出版《无名氏生死下落》。作者卜少夫说,因为传闻太多,他有责任澄清:无名氏还活着,在内地。不过,书中凡涉及无名氏的住址,全是“××”。卜少夫不希望无名氏的踪迹为人知晓,因为他正在续写《无名书》。在大写“三突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土地上,所有的自由写作,很危险。

此时的无名氏,就在杭州湖墅的华光桥河下15号,姓名“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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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书》,与无名氏前期小说的艳丽、通俗大相经纬,介于散文诗与小说,力图超越时代的纠纷,以哲学思辨,写未来的“人生真理、宇宙境界”。计划200多万字,七卷。无名氏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一部“中国没有第二的大书”,“将来在中国文学界的领导地位,是无问题的”。

《无名书》第一卷在1946年出版,无名氏继续撰写二卷《海艳》,主人公印蒂来到杭州。“这是一片真正绝缘的植物性空间,每立方厘米全盈溢宇宙大化意”,无名氏说:印蒂的塑造,需要这“一脉空灵情,一片空灵境,一派空灵格调”。

1946年4月13日,无名氏为写作来到杭州,住进五圣堂慧心庵,“拟定暂居二载”。五圣堂在城南的中河东侧,一条小巷,曲狭静谧。那时杭城多庵,僧尼多知书达理、身怀怨伤,因“伤”静处。庵的后院很大,有舍二十多间,无名氏住“西大殿之南厢”,“一榻、一桌、一椅、二书架”,“形单影孑”。

后院闲置两口棺材,杭城又久有狐仙之说。无名氏的信札写:半夜,偶有“狐鼯驰逐,人畏之如鬼域,目宿者为狂狷,余(我)怡然自得”,“挥毫少休,漏夜复苦读”。说是这么说,那些午夜,无名氏还是没少担惊受怕。尤其一位临时借住养病的国军营长,半夜说棺材爬出人来,吓得亡命逃走以后。

1947年9月,《海艳》上册初版;1948年3月,下册初版。1949年8月,三卷《金色的蛇夜》上册初版。不过,《无名书》中印蒂游离于白炽化政治斗争的旁观倾向,也遭到左翼文化人士的批评。

按《无名氏生死下落》说法,1949年,第四卷《荒漠里的人》铅字排版时,国军失守长江,败兵如潮涌来,印刷夭折。但从实际出版看,当时排版的应是第三卷《金色的蛇夜》上册。这时,自视与政治无关的无名氏,踌躇满志,着手撰写第三卷下册。

但天翻地覆的变迁,还是猝然得令无名氏措手不及。几个月后,上海黄渡路亚细亚里10号的卜家,被“区公所”安排进了九家眷属。这令怯于生人交往,又潜心创作的无名氏难以接受。是的,他是个“怪人”,与上海文艺圈也极少来往。1947年,田汉从上海来游西湖,有人邀请正潜心写作的无名氏相陪,他一口拒绝。

后来香港《工商日报》的总编刘念真,是1943年无名氏在西安的朋友,他评价无名氏“性格孤僻”,难与人交往。但卜少夫认为,“那还不是全面的”,无名氏“为人诚恳,他极难与人相交,认为值得结交的,才会主动地接近”。他清高、孤芳,亲近的朋友“只有四五人而已”,其中,就有杭州的林风眠与赵松青、赵无极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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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32岁的无名氏和他66岁的母亲,义妹刘宝珠、女仆以及一条狗,来到杭州,住进了葛岭山麓24号,赵无极的别墅。以抽象派画风盛名一时的赵无极夫妇去了国外,以前无名氏在此也小住过。

卜少夫说,无名氏因专注写作,交女友并不上心,“勉强算起来,前后大概三位女性使他发生兴趣”。一位相识西安;第二位交往重庆;第三位是林风眠的女儿,皆有始无终。卜少夫也奇怪,无名氏倾情的都是混血儿。难道,真如北方人说,“二窜子”是从画上走下来的美人?当然,这说的是1949年以前。

1950年5月9日,当24号大门敲响时,一条更汹涌的爱河出现在了无名氏前面:赵无极的20岁出头的妹妹赵无华,在母亲陪同下,养病来了。三个多月的共同生活,被无名氏称之“此生唯一消受的深刻幸福”。

赵无华因病死后,直到1977年,60岁的无名氏仍激情难抑,写了一封信寄往天堂:“亲爱的!让我再这样低低唤你一次吧!……这二十七年,远比当年你所想象的离奇、复杂、丰富、艰苦。亏得你没有和我长相伴,否则,你那颗鲜花似的娇嫩心灵,怎么经得起那些年的暴风骤雨……你走得正是时候!”

是的,此时的无名氏已落到生活的低谷,版税拿不到,卖文不可能。他的信说:“现在,我决定再束紧裤带,完全吃自己园子里的菜,不买菜(我们种了近一亩地的菜),另外养羊,甚至到附近山上找点柴草来烧,并且绝不买一双袜子。”

1950年的无名氏写信毫不忌讳:“这几年我从未偷懒……我的灵感永远洋溢”。“如能预期完成这个多年计划,我相信无论在艺术上、思想上,对中国和世界总有涓滴之献”。他说,第三卷下册已经“结束”,“近来自觉很有进步,无论文字思想,均较成熟。”

没有工作,闭门著述,无名氏写得很勤奋,经济上靠卜少夫时而从香港汇款。接济不及时的日子,不免窘困。1951年3月,过劳的无名氏因肺病两次吐血。葛岭山麓24号是不让他们住了,“母亲住尼庵”。“六月,由城区迁郊区”。

这“郊区”,就是华光桥河下15号。当年,从这往东,如今的胜利路与德胜,一片茫茫稻桑,港河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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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些时,大运河流过江涨桥后,水分两支。东流滔滔,西流滚滚。1959年,西流填埋,东流水路扩宽取直,成了如今的河面。当西流的宝庆桥被拆毁后,保护东流华光桥的呼声很高,于是整体东移。如今胜利河吃食一条街西头那座桥就是,前几年经整葺,古意盎然。

华光桥河下的民居,如今是富义仓公园的一部分。当年15号墙门的人家,或许还记得,一个叫“卜宁”的清瘦的戴眼镜的中年人。他与那些早出晚归,整天鸭子被赶似的谋生的邻居不同,没有工作,闭门在家,寡言。

卜少夫说,他时有汇款,因种种原因,也会中断。这点钱,往往顾得吃,顾不上穿。无名氏信说:他身上从里到外,没一件是不破的。想买,没那么多布票和钱。有时“连垃圾堆里一块破布,都要捡回来,洗干净,做抹布和扎拖帚”。他要卜少夫寄一些“破的、补过的、旧的”衣服,因为新的要纳税。这是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无名氏说得并不夸张。

卜少夫曾要求母亲与无名氏寄几张生活照片,有一张着浅色上衣的无名氏在写字,室内浅陋,他的背后就是洞开的房门,门外一堆空心煤渣砖。那是一种随时可用作搭建披屋的手制大砖,中空三个洞。当然,这砖不属于与世无争的无名氏,借此说明,当年居处的逼仄。

15号墙门应该不小,一度被“管制”的无名氏每周要打扫一次。住家也应该不少,1973年农历正月廿五,卜母90岁大寿。前一天,无名氏全日洗烧“忙到晚上九点”,次日“烧了许多面,请同院邻居们吃长寿面,总算热闹了一天”。无名氏早已放下了矜持,1968年他入狱,老母“冲上街头寻死”,要是没有邻居,老太太熬不过的。

母子的纠纷也有,无名氏晚年有小说《一根铅丝火钩》:儿子买回新式煤饼炉,母亲仍习惯老式煤球炉的使用,将一根铅(铁)丝火钩去捅炉底灰,往往弄灭了火,母子争执不断。最终,儿子对炉钩有了歇斯底里“深仇”,每听到“哧哧哧”钩炉底灰的声音,就要“发疯”。“那条长长运河就在大门外,浑浊的河水,黄滚滚的波动着。每一次兀立河边,他对它总凝视许久。但他并不想跳下去。他只是好奇:为什么这片河水流了一千多年,个人生活竟改变得如此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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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作,无名氏神经衰弱,整夜失眠。他说:“太寂寞,内心太苦,几乎要丧失了继续写作下去的信心”。“长此以往,我怀疑是否能支持。即使可支持,我也将变成和尚道士一类怪人,但我却想做一个常态的人。”是的,无名氏身边,没有他所渴望的爱人。

该说到比无名氏小10岁的刘宝珠了,从葛岭山麓24号搬出后,她回了上海。华光桥河下的居室,毕竟太窄。刘到上海不久,有了某幼儿园的工作。按卜少夫描述,她是从小被卜母收养大的,刘将工资的三分之一,按月寄给卜母。

刘宝珠读过初中,貌不出众,对于在婚配取向上“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无名氏来说,从没想过他俩会结合。是苦闷中“对性的要求”?是老天早就安排的夙缘?1954年7月15日,他们结婚了。按卜少夫说法,这是“不自然结合”。是的,刘宝珠也说,她是“出于对四哥(无名氏)的信任”。

婚后聚少离多,无名氏称之为“旅行夫妻”,“每年有四次在一起”。春节、幼儿园暑假、“五一”和“十一”。每当去上海探亲,无名氏难抑激情,“一踏上火车车厢,三魂七魄早变成各式各样的鸽子……伴着钢铁车轮的节拍,急急向上海天空疾速飞去”。那一段夫妻生活,刻骨铭心。

无名氏比以前开朗多了,1959年,他开出40多本德、法、英的哲学、文学原著,要卜少夫购买邮寄。在苏联文学一边倒的当时,也显示出了他写作的取向。他说:“在全国大跃进中,个人也大跃进,曾在艺术和哲学上,从事一个专题研究,它将于今年年底基本结束。相信你们对我的带病钻研的卓越意志,将感到欣慰”。这就是《无名书》写作,无名氏怕信件检查,写成“专题研究”。1958年7月,他被抓过,交待学习了一个多月。抄家时,《无名书》稿没被搜去。

无名氏的身体越来越好,1966年的信说“住处附近,今年兴建了一座游泳池……今夏我可以大过游泳瘾了”。那是拱墅游泳池,这一年无名氏49岁,有人说他“只像卅几岁”,他很高兴。“我近三年已不与医生打交道”了,“净体重已由112斤,猛增至120斤”。

6

“文革”来了,“历史上有问题”、“有海外关系”的无名氏终日惶惶。有一天,一位昔日的读者,今日的“右派”受不了“牛棚”折磨,逃到杭州,无名氏居然提供他住宿和船票。1968年6月,无名氏被捕,罪名“包庇反革命”。无名氏万万没想到,藏在别人家的《无名书》稿,竟被全部抄走。这秘密,只有刘宝珠晓得啊!他百思不解,万念俱灰。

也许是认罪态度好;也许病卧的老母无人照顾;也许是卜少夫写信“发狠”说不见到无名氏的亲笔,不再汇款。卜少夫相信有关部门能看到这信,因为无名氏在狱中寄给他一件旧西装,毫无只字。1969年9月,关押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无名氏被释放。

为表示“划清”海外关系,出狱后的无名氏以母亲的名义给香港的侄儿写信。1972年的信说:“3月10日中午,一个附近邻居通知叔父,说婶娘(刘宝珠)刚来她家,要叔父去谈办离婚手续事……四年未见,叔不免兴奋”。尽管刘宝珠早已和无名氏断绝通信,中断了对卜母的生活费,无名氏还是原谅了她。“她一见叔,开门见山,即加申斥(几乎是怒声),说以他目前身份,今后不可能共同生活,而且,她对他已没有一丝感情……这次特请假五天,来杭办(离婚)手续。”

无名氏大病一场。其实,夫妻感情的恶化,并非没有预兆。早在1965年,无名氏信说:“我妻为一家分居二处过久,略有微词,我为此抑郁”。不久,刘宝珠提出要一个小孩,无名氏始终没同意。这不是他寡情,每当见到房东的两小孩,他也喜欢。但生活难以自立,如何抚养?

无名氏也曾努力过,写完《无名书》稿,他想去补习学校教书,想邮局门口摆写信摊。但这都需要批准和人脉。无名氏苦练过书法,“从魏晋六朝到隋唐宋元,各种重要楷书碑帖几全临摹”,哪怕被“动员”下乡种稻的一年多,也没间断。他一度“想用《洛神赋》风格写一些条幅,到海外华侨间出售”。他还用英语翻译过鲁迅散文,希望能作为书法以外的谋生。结果,都不顺利。

7

无名氏终于迎来了大顺。

“文革”结束,他被平反,抄去的《无名书》稿也一并发回。那位审讯他的区公安局某股长,大学毕业,爱好文学,一直看好手稿价值,保存完好。无名氏还被省文史馆聘为馆员,月薪60元,这在当年,可谓不小待遇。不过,这一次无名氏没有欢喜若狂,无功不受禄,他请求将钱帮他存入银行。

从1962年以来,无名氏努力过两次的香港探亲申请,1981年12月批准了。更让无名氏吃惊的是,一支丘比特金箭毫无预兆射来。一位小他四十岁的高挑、圆脸,荣膺过全台湾电子琴大赛冠军的女孩,因为《无名书》,向他呈上芳心。

可惜,那个使他“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使他“尝味到人间极深沉的温暖,和最纯粹的爱”的母亲,却没能看到这一天。五年前,她去世了。一根铅丝炉钩,挂在居室的正中。那是无名氏的哀思,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