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报集团主办
2016年4月26日 上一期  下一期 按日期查找
B06:观察 上一版  下一版
本版主要新闻
城市无法逃离 只是换个地方“重启”
技术支持 : 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日报 都市快报 每日商报 城报 萧山日报
余杭晨报 富阳日报
高级搜索
版面概览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返回主页
上一篇  下一篇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样本一:创业邦 杜克、苏暖/35岁、30岁/浙江瑞安
城市无法逃离 只是换个地方“重启”
2016-04-26

文|厉玮

最近,一对在杭州工作的80后夫妻项庭毅和谢玄远,放弃近40万年薪,隐居到丽水云和的深山里,做起了放羊人。

逃离大城市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前几日,《广州日报》一则“年入60万夫妻卖掉深圳一套房,回武汉买四套房”的报道,瞬间引发热议。

好不容易在城市站稳脚跟,又渴望回归故乡的人不再是个例。2015年,上海15年来首次出现了外来常住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而在杭州,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打拼数年之后,选择返回家乡。

一年以前,智联招聘一项数据显示,白领们“逃离北上广”后,一线城市附近的卫星城市成为他们的首选。而杭州,不仅吸引了上海的白领流入,还吸收着温州、绍兴等同省周边城市的人才。根据2016年春季杭州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杭州白领平均薪酬为7267元/月,超过广州7178元/月的平均薪酬,跃居第四。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和深圳。

照理来说,杭州这座“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应该是年轻一代安身立命的最佳选择之一。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出走、逆流而动?不可否认的是,比起北上广深,杭州的生存压力也慢慢凸显出来。交通堵塞、房价过高、医疗服务缺乏……一些城市病和一线城市相比,杭州反倒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这些社会负能量在逼走试图坚守的年轻人吗?并不全然如此,离开城市,重返乡野,不一定带着悲情色彩。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独立思考,抛开现代中国程式化、崇尚物质主义的生活,在理想的感召下,找到了重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返乡潮”。接着,一代又一代返乡派逃离城市,重回田埂。

眼下,哪些人走了?为什么走?想必每个人的返乡诉求是迥然不同的。

2013年春节,项庭毅和谢玄远回龙坑,看见土地荒了,村民也下山了,这么好的生态被白白浪费,心里很不是滋味,与其在外拼搏,两人更愿意为反哺家乡做些努力。杜克和苏暖呢?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通往故土的路上,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又或者像陈高这样,在杭州经历了起落沉浮之后,真的打算靠农而生了。拿起锄头,卷起袖子和裤管,成为脚踩黄土的新农夫。

像卢梭一样思考,像晏阳初一样行动,像甘地一样去爱,城市对乡村的期待已经蔓延开来。但是,这样的重新扎根、生长,就意味着更饱满、更健康的新生活真的开始了吗?

也不尽然。

骨感的现实压力往往会在这个时候扑面而来。于是,像于建刚这样的“钟摆”一族就被催生出来。工作在市区,生活在郊外,每天像钟摆一样,以固定的“幅度”往返于市区和郊外。虽然说乡村有城市的底色,但是从文化、教育、消费到社交,大城市终究有很多无法代替的优势。

一个新世界的重新开启,就注定了返乡者们必须有所权衡,懂得取舍。与其说是逃离北上广,倒不如说他们在逆城市而行,拒绝眼前的苟且,向诗和远方重新出发。

每年会来一两次杭州,见见朋友。这是一座美到极致的城市,从没想过彻底离开。

在杜克看来,故乡从来不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从杭州出发,一路向北进温州,沿途会看见一座座宗祠。“在我的故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族谱,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根。”

杜克在杭州生活工作了十二年,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四年前选择离开完全是源于一次偶然的契机。在回到故乡瑞安之前,因为生意失败,他在杭州度过了三年的消沉期。这个时候,瑞安的朋友想在当地开一家有格调的咖啡馆,请杜克来帮忙做运营。于是,杜克回到了老家。

虽然咖啡馆的合作惨淡收场,但是与苏暖的相遇,成了杜克人生轨迹中最意外的惊喜。这个江苏女孩离开家乡,与杜克一起定居瑞安。

苏暖是学习陶艺出身,两人开了“芥埴”,最早是一个卖陶瓷器皿的网店。乡人土制,外形粗糙,是杜克坚持的残缺美。2012年10月,“芥埴”推出“木活字”的定制业务,盘活了一门“非遗”老手艺,也维持了匠人们的生计。

“南食召”是杜克与苏暖做的第二桩生意。植根于瑞安及温州本土的食材,开了一家线上食铺。“南食召”有四个合伙人,各司其职。苏暖负责平面设计和货品上架,杜克负责文案、店铺设计、微博推广和策划。还有两个合伙人,一个负责客服和财务,另一个负责打包和仓储。

纱面、花生酥、姜酒、红糖、虾皮……打开首页,架上一共30余件宝贝,所有的食材都强调纯正手工,古法炮制。现在,“南食召”每天的订单量在平均120件左右。每年临近年关的时候生意最好,一天可以卖出300多件,而到了夏天由于气候的影响,店铺就进入了一个清淡期。

杜克和苏暖的工作室在瑞安县城的小沙巷里,是一座清末民初时期的四合院式老宅。这里原本是黄绍第进士故居,这户黄姓人家连续两代人出了五位进士,轰动全国。他们并称“五黄先生”。而如今,老宅更像一个“城市客厅”,杜克和苏暖在这里接待着五湖四海的朋友。

“以前,我的艺术机构开在杭丝联的一个老厂房里。我不适应loft那种空旷而冰冷的环境,而老宅子不一样,有人情味。”而在父亲看来,杜克骨子里不像个传统的温州人,眼里看不到商机,做生意还带点文艺情怀。对包装和产品设计有自己的偏执,对食材的选择和纯天然手工制作有自己的坚持,凡事都亲力亲为。

“能像日本一样,把‘南食召’做成一个小众的百年老店,当然是最美好的期待了。即使以后不做‘芥植’和‘南食召’了,我也可以在县城里开一个本味小馆子。”古代人懂得知足常乐,杜克也从来不急不躁,有闲情亦有镇定,把切肤的生计看做是人世的风景。“现在,我每年会去一两次杭州,见见朋友。这是一座美到极致的城市,从没想过彻底离开。”

苏暖怀孕了,孕期三个半月。最近,杜克也逐渐放慢了自己的工作节奏,准备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一个父亲的新角色。

样本二:新农夫 陈高/39岁/湖北咸宁

每天,他都会拿起锄头到地里刨刨敲敲,才能安心。或许有一天,陈高能用自己的农耕模式,连接起断裂的城市与乡村。

去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陈高替自己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杭州,回到九宫山。

临走之前,陈高选择用一个缓慢的方式来与这座深爱的城市告别。他计划从7月1日开始在全城各处露营,用50天左右的时间把杭州睡个够。第一晚选在黄龙洞的“缘”字附近,然后从北高峰睡到柳浪闻莺,又从秦亭山睡到曲院风荷。

2001年,陈高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离开武汉,来到上海。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理工男,一直从事IT行业。2007年,陈高跟随女友来了杭州,干的还是老本行。 那时候,计算机程序员到哪都是一块香饽饽,好就业,薪资高,前景远大。

八年之后,临近不惑之年的陈高放弃15万年薪,选择返回家乡,却是一个无奈之举。“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离婚之后,我带着女儿回到了老家。一方面是心灰意冷,另一方面是女儿的教育,没有户口在杭州读私立小学太昂贵了。”陈高在老家九宫山度过了一年最灰暗的时期,然后决定重返杭州,为了女儿再拼搏一把。

上海六年,杭州八年,这两个栖身之所对陈高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挤不进的圈子,后者是放不下的牵绊。“至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人是排外的,公司内部的小圈子文化太严重,但杭州人不一样,相互之间足够包容,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被隔离在外。”而且,陈高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杭州依山傍水,而上海的自然生态太匮乏了。

然而一切事与愿违,背负在陈高身上的现实压力太沉重,最终还是决定离开。既然这么热爱杭州,何不再坚守一下呢?陈高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能等到春暖花开。他下有对女儿的承诺,上有对父母的责任。哥哥前两年因病去世了,其他子女也无法时常陪伴父母。父亲80岁,母亲76岁,自己要是不回到他们身边,陈高心里会惴惴不安。

陈高干了整整十四年的程序员,终于要放下键盘,重返乡野了。他收拾好行囊,没有选择坐火车,而是徒步踏上了徽杭古道,一直走到黄山才搭上回乡的汽车。“我一路辗转,就是为了让离开的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到家之后,陈高在19楼社区的最后一个帖子上写道:从此以后的生活,可能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黄土里找活路了。

“在我们村子,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已经趋近饱和了。所以,我打算用‘互联网+’的电商思维,在老家搞绿色农业。”早在返乡之前,陈高就做好了一个植根传统农业的新商业计划,他包下了村子里一块高山上的坡地,大约100亩,一年只需要3000元的租金。

如今,陈高在林地上种起了果树。除了试种的一片核桃树,还有9000多棵油茶树。这是一种综合利用价值极高的经济树种,虽然第一批油茶起码五六年后才有收成,但今年陈高打算先把自己的品牌和销售平台搭建起来,然后以合理的价格向外收购茶籽,榨成茶油之后进行二次售卖。另外,他还在养殖喝泉水的本鸡,眼下生鲜领域正是电商眼中的蓝海。

“每天,我都得拿起锄头到地里刨刨敲敲,才能安心。”或许有一天,陈高能用自己的农耕模式,连接起断裂的城市与乡村。

样本三:钟摆族 于建刚/30岁/浙江桐乡

于建刚的理想生活不是避开车马的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再说,未来会不会再回到城市,一切还不一定呢。

在过去的三年里,于建刚一直维持着“钟摆族”的生活模式,往返于上海和桐乡两地之间。每周一到周五,他在上海做品牌策略咨询工作,周五下班后坐四十多分钟高铁回到桐乡老家,自己下田插秧、收割,帮着妻子母亲喂蚕、制被、带孩子。

不是被城市的高房价逼迫,也不是甘心献身事业的执念,于建刚是迫于现实和理想上的双重压力,从农村到城市再返回农村,而后又复归城市。“几经辗转,我的心理也曾一度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

于建刚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北京奥美工作。“从表面上看,工作体面,薪酬不低,但是我一直徘徊在北京的老底子文化之外,很难融入这座超级大城市,假装本地人太累了。”

2011年春天,于建刚辞职了。先和当时的女友、如今的妻子梅玉惠参加了乡村建设试验的北京小毛驴农场,后来又一个人在中国各地农村轮转调研。

一年之后,两人携伴回到桐乡。一开始,夫妻俩的“梅和鱼”乡村实践项目开展得并不顺利,小毛驴的CSA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即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也不适合当地的实情。这时候,梅玉惠发现自己怀孕了。迫于生计,于建刚又回到了上海从事广告业相关工作,开启了“双城生活”。

于建刚所在的正河浜村是中国最主要的蚕桑产区之一,他很快就在这个产业中看到了传承和复兴的可能。夫妻俩从相熟的养蚕人那里收来茧子,经过煮茧、剥茧去蛹、撑绵兜、晒丝绵、拉被子等五道手工工序,制成手工蚕丝被、睡袋和枕头。目前,于建刚计划扩大“梅和鱼”的产品线。“最后一代养蚕人”的故事在继续,传统的“桑蚕羊”生态链体系也被带活了。

最近,于建刚承包下了村子里一块二三十亩的土地,夫妻俩的生态农场计划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早在2011年他们刚刚返乡的时候,村里的土地都被承包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块土地来之不易。“未来,这里一边改造自家桑林,一边用于手工护肤原材料的种植,总之会用环保无害的可持续方式去规划。”这是于建刚正在慢慢实现的愿景。

“桐乡离上海很近,我从小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城乡差异冲击。但是不论做NGO(非政府组织)还是乡村建设,都不应该与商业化和城市化完全对立起来。而我回到乡村,并不是告别城市,还会利用城市的资源和渠道,带动我的乡村项目和家乡的传统农业。”

于建刚今年30岁了。这是一道无法逃避的人生门槛。眼下,儿子4岁,夫妻俩的“梅和鱼”项目也走上了正轨。“在去年年底,我就向领导表明了自己的返乡意向,下个月我就正式离职,结束朝九晚五的工作了。”其实,从上个月开始,于建刚就改变了自己的“钟摆”节奏,每天往返于双城之间。

“当然,告别上海,我也有自己的担忧——乡村的创业环境不比城市,而且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也无法避免。”不过,城市是“超我”,乡野才是“本我”,于建刚的理想生活不是避开车马的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再说,未来会不会再回到上海,一切还不一定呢。

上一篇  下一篇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推荐好友] [打印本页] [收藏本文] [返回首页]
样本一:创业邦 杜克、苏暖/35岁、30岁/浙江瑞安
城市无法逃离 只是换个地方“重启”
2016-04-26

文|厉玮

最近,一对在杭州工作的80后夫妻项庭毅和谢玄远,放弃近40万年薪,隐居到丽水云和的深山里,做起了放羊人。

逃离大城市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前几日,《广州日报》一则“年入60万夫妻卖掉深圳一套房,回武汉买四套房”的报道,瞬间引发热议。

好不容易在城市站稳脚跟,又渴望回归故乡的人不再是个例。2015年,上海15年来首次出现了外来常住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而在杭州,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打拼数年之后,选择返回家乡。

一年以前,智联招聘一项数据显示,白领们“逃离北上广”后,一线城市附近的卫星城市成为他们的首选。而杭州,不仅吸引了上海的白领流入,还吸收着温州、绍兴等同省周边城市的人才。根据2016年春季杭州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杭州白领平均薪酬为7267元/月,超过广州7178元/月的平均薪酬,跃居第四。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和深圳。

照理来说,杭州这座“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应该是年轻一代安身立命的最佳选择之一。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出走、逆流而动?不可否认的是,比起北上广深,杭州的生存压力也慢慢凸显出来。交通堵塞、房价过高、医疗服务缺乏……一些城市病和一线城市相比,杭州反倒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这些社会负能量在逼走试图坚守的年轻人吗?并不全然如此,离开城市,重返乡野,不一定带着悲情色彩。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独立思考,抛开现代中国程式化、崇尚物质主义的生活,在理想的感召下,找到了重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返乡潮”。接着,一代又一代返乡派逃离城市,重回田埂。

眼下,哪些人走了?为什么走?想必每个人的返乡诉求是迥然不同的。

2013年春节,项庭毅和谢玄远回龙坑,看见土地荒了,村民也下山了,这么好的生态被白白浪费,心里很不是滋味,与其在外拼搏,两人更愿意为反哺家乡做些努力。杜克和苏暖呢?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通往故土的路上,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又或者像陈高这样,在杭州经历了起落沉浮之后,真的打算靠农而生了。拿起锄头,卷起袖子和裤管,成为脚踩黄土的新农夫。

像卢梭一样思考,像晏阳初一样行动,像甘地一样去爱,城市对乡村的期待已经蔓延开来。但是,这样的重新扎根、生长,就意味着更饱满、更健康的新生活真的开始了吗?

也不尽然。

骨感的现实压力往往会在这个时候扑面而来。于是,像于建刚这样的“钟摆”一族就被催生出来。工作在市区,生活在郊外,每天像钟摆一样,以固定的“幅度”往返于市区和郊外。虽然说乡村有城市的底色,但是从文化、教育、消费到社交,大城市终究有很多无法代替的优势。

一个新世界的重新开启,就注定了返乡者们必须有所权衡,懂得取舍。与其说是逃离北上广,倒不如说他们在逆城市而行,拒绝眼前的苟且,向诗和远方重新出发。

每年会来一两次杭州,见见朋友。这是一座美到极致的城市,从没想过彻底离开。

在杜克看来,故乡从来不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从杭州出发,一路向北进温州,沿途会看见一座座宗祠。“在我的故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族谱,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根。”

杜克在杭州生活工作了十二年,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四年前选择离开完全是源于一次偶然的契机。在回到故乡瑞安之前,因为生意失败,他在杭州度过了三年的消沉期。这个时候,瑞安的朋友想在当地开一家有格调的咖啡馆,请杜克来帮忙做运营。于是,杜克回到了老家。

虽然咖啡馆的合作惨淡收场,但是与苏暖的相遇,成了杜克人生轨迹中最意外的惊喜。这个江苏女孩离开家乡,与杜克一起定居瑞安。

苏暖是学习陶艺出身,两人开了“芥埴”,最早是一个卖陶瓷器皿的网店。乡人土制,外形粗糙,是杜克坚持的残缺美。2012年10月,“芥埴”推出“木活字”的定制业务,盘活了一门“非遗”老手艺,也维持了匠人们的生计。

“南食召”是杜克与苏暖做的第二桩生意。植根于瑞安及温州本土的食材,开了一家线上食铺。“南食召”有四个合伙人,各司其职。苏暖负责平面设计和货品上架,杜克负责文案、店铺设计、微博推广和策划。还有两个合伙人,一个负责客服和财务,另一个负责打包和仓储。

纱面、花生酥、姜酒、红糖、虾皮……打开首页,架上一共30余件宝贝,所有的食材都强调纯正手工,古法炮制。现在,“南食召”每天的订单量在平均120件左右。每年临近年关的时候生意最好,一天可以卖出300多件,而到了夏天由于气候的影响,店铺就进入了一个清淡期。

杜克和苏暖的工作室在瑞安县城的小沙巷里,是一座清末民初时期的四合院式老宅。这里原本是黄绍第进士故居,这户黄姓人家连续两代人出了五位进士,轰动全国。他们并称“五黄先生”。而如今,老宅更像一个“城市客厅”,杜克和苏暖在这里接待着五湖四海的朋友。

“以前,我的艺术机构开在杭丝联的一个老厂房里。我不适应loft那种空旷而冰冷的环境,而老宅子不一样,有人情味。”而在父亲看来,杜克骨子里不像个传统的温州人,眼里看不到商机,做生意还带点文艺情怀。对包装和产品设计有自己的偏执,对食材的选择和纯天然手工制作有自己的坚持,凡事都亲力亲为。

“能像日本一样,把‘南食召’做成一个小众的百年老店,当然是最美好的期待了。即使以后不做‘芥植’和‘南食召’了,我也可以在县城里开一个本味小馆子。”古代人懂得知足常乐,杜克也从来不急不躁,有闲情亦有镇定,把切肤的生计看做是人世的风景。“现在,我每年会去一两次杭州,见见朋友。这是一座美到极致的城市,从没想过彻底离开。”

苏暖怀孕了,孕期三个半月。最近,杜克也逐渐放慢了自己的工作节奏,准备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一个父亲的新角色。

样本二:新农夫 陈高/39岁/湖北咸宁

每天,他都会拿起锄头到地里刨刨敲敲,才能安心。或许有一天,陈高能用自己的农耕模式,连接起断裂的城市与乡村。

去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陈高替自己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杭州,回到九宫山。

临走之前,陈高选择用一个缓慢的方式来与这座深爱的城市告别。他计划从7月1日开始在全城各处露营,用50天左右的时间把杭州睡个够。第一晚选在黄龙洞的“缘”字附近,然后从北高峰睡到柳浪闻莺,又从秦亭山睡到曲院风荷。

2001年,陈高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离开武汉,来到上海。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理工男,一直从事IT行业。2007年,陈高跟随女友来了杭州,干的还是老本行。 那时候,计算机程序员到哪都是一块香饽饽,好就业,薪资高,前景远大。

八年之后,临近不惑之年的陈高放弃15万年薪,选择返回家乡,却是一个无奈之举。“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离婚之后,我带着女儿回到了老家。一方面是心灰意冷,另一方面是女儿的教育,没有户口在杭州读私立小学太昂贵了。”陈高在老家九宫山度过了一年最灰暗的时期,然后决定重返杭州,为了女儿再拼搏一把。

上海六年,杭州八年,这两个栖身之所对陈高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挤不进的圈子,后者是放不下的牵绊。“至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人是排外的,公司内部的小圈子文化太严重,但杭州人不一样,相互之间足够包容,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被隔离在外。”而且,陈高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杭州依山傍水,而上海的自然生态太匮乏了。

然而一切事与愿违,背负在陈高身上的现实压力太沉重,最终还是决定离开。既然这么热爱杭州,何不再坚守一下呢?陈高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能等到春暖花开。他下有对女儿的承诺,上有对父母的责任。哥哥前两年因病去世了,其他子女也无法时常陪伴父母。父亲80岁,母亲76岁,自己要是不回到他们身边,陈高心里会惴惴不安。

陈高干了整整十四年的程序员,终于要放下键盘,重返乡野了。他收拾好行囊,没有选择坐火车,而是徒步踏上了徽杭古道,一直走到黄山才搭上回乡的汽车。“我一路辗转,就是为了让离开的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到家之后,陈高在19楼社区的最后一个帖子上写道:从此以后的生活,可能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黄土里找活路了。

“在我们村子,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已经趋近饱和了。所以,我打算用‘互联网+’的电商思维,在老家搞绿色农业。”早在返乡之前,陈高就做好了一个植根传统农业的新商业计划,他包下了村子里一块高山上的坡地,大约100亩,一年只需要3000元的租金。

如今,陈高在林地上种起了果树。除了试种的一片核桃树,还有9000多棵油茶树。这是一种综合利用价值极高的经济树种,虽然第一批油茶起码五六年后才有收成,但今年陈高打算先把自己的品牌和销售平台搭建起来,然后以合理的价格向外收购茶籽,榨成茶油之后进行二次售卖。另外,他还在养殖喝泉水的本鸡,眼下生鲜领域正是电商眼中的蓝海。

“每天,我都得拿起锄头到地里刨刨敲敲,才能安心。”或许有一天,陈高能用自己的农耕模式,连接起断裂的城市与乡村。

样本三:钟摆族 于建刚/30岁/浙江桐乡

于建刚的理想生活不是避开车马的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再说,未来会不会再回到城市,一切还不一定呢。

在过去的三年里,于建刚一直维持着“钟摆族”的生活模式,往返于上海和桐乡两地之间。每周一到周五,他在上海做品牌策略咨询工作,周五下班后坐四十多分钟高铁回到桐乡老家,自己下田插秧、收割,帮着妻子母亲喂蚕、制被、带孩子。

不是被城市的高房价逼迫,也不是甘心献身事业的执念,于建刚是迫于现实和理想上的双重压力,从农村到城市再返回农村,而后又复归城市。“几经辗转,我的心理也曾一度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

于建刚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北京奥美工作。“从表面上看,工作体面,薪酬不低,但是我一直徘徊在北京的老底子文化之外,很难融入这座超级大城市,假装本地人太累了。”

2011年春天,于建刚辞职了。先和当时的女友、如今的妻子梅玉惠参加了乡村建设试验的北京小毛驴农场,后来又一个人在中国各地农村轮转调研。

一年之后,两人携伴回到桐乡。一开始,夫妻俩的“梅和鱼”乡村实践项目开展得并不顺利,小毛驴的CSA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即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也不适合当地的实情。这时候,梅玉惠发现自己怀孕了。迫于生计,于建刚又回到了上海从事广告业相关工作,开启了“双城生活”。

于建刚所在的正河浜村是中国最主要的蚕桑产区之一,他很快就在这个产业中看到了传承和复兴的可能。夫妻俩从相熟的养蚕人那里收来茧子,经过煮茧、剥茧去蛹、撑绵兜、晒丝绵、拉被子等五道手工工序,制成手工蚕丝被、睡袋和枕头。目前,于建刚计划扩大“梅和鱼”的产品线。“最后一代养蚕人”的故事在继续,传统的“桑蚕羊”生态链体系也被带活了。

最近,于建刚承包下了村子里一块二三十亩的土地,夫妻俩的生态农场计划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早在2011年他们刚刚返乡的时候,村里的土地都被承包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块土地来之不易。“未来,这里一边改造自家桑林,一边用于手工护肤原材料的种植,总之会用环保无害的可持续方式去规划。”这是于建刚正在慢慢实现的愿景。

“桐乡离上海很近,我从小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城乡差异冲击。但是不论做NGO(非政府组织)还是乡村建设,都不应该与商业化和城市化完全对立起来。而我回到乡村,并不是告别城市,还会利用城市的资源和渠道,带动我的乡村项目和家乡的传统农业。”

于建刚今年30岁了。这是一道无法逃避的人生门槛。眼下,儿子4岁,夫妻俩的“梅和鱼”项目也走上了正轨。“在去年年底,我就向领导表明了自己的返乡意向,下个月我就正式离职,结束朝九晚五的工作了。”其实,从上个月开始,于建刚就改变了自己的“钟摆”节奏,每天往返于双城之间。

“当然,告别上海,我也有自己的担忧——乡村的创业环境不比城市,而且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也无法避免。”不过,城市是“超我”,乡野才是“本我”,于建刚的理想生活不是避开车马的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再说,未来会不会再回到上海,一切还不一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