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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抑卮 “拨伊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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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抑卮 “拨伊铜钱”
2011-10-20
  积善坊巷8号蒋抑卮故居

  文/傅国涌

  羊坝头那座老楼(现中山中路261号)是杭州人熟悉的,这是浙江兴业银行当年的营业大楼,中西合璧、别具风格,历经八九十年的风雨考验,仍安如磐石地屹立在十字街头。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拨伊铜钱”

  浙江兴业银行的掌舵人蒋抑卮有一句口头禅:“拨伊铜钱”。

  1909年2月,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一起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这是周氏兄弟生平第一次的文学努力,此举得到蒋抑卮的支持,先垫出印刷费,否则,鲁迅当时不可能有钱印书。初集印了一千册,二集只印五百册,可惜回音空荡,初集在东京群益书店只卖出21本,二集卖出20本,在上海蒋家开的广昌隆绸庄寄售,这本书的命运也是差不多,据说也卖出20册上下。因为收不回本钱再印第三集,于是只好中止。剩下的一部分书就保存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和上海的凡将草堂藏书楼。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有一篇叫《蒋抑卮》,对此有详细追忆。大约1908年初冬,蒋抑卮到日本医病,在日本期间,白天无事,他经常跑到鲁迅的住处谈天,“因为人颇通达,所以和鲁迅很谈得来”,周作人“那时只是在旁听着罢了”,蒋抑卮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是遇到什么稍有窒碍的事,常说“拨伊铜钱”(绍兴话就是“给他钱”的意思)就行了吧。鲁迅因此给他了个绰号叫“拨伊铜钱”,其中毫无恶意,“只是举出他的一种特殊脾气来,做一个‘表德’罢了。天下事固然并不都是用钱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这‘格言’如施用得当,却也能做成一点事情来。”(《知堂回忆录》)

  从1912年到1928年,鲁迅日记中至少有42处提到蒋抑卮。1915年7月15日,“得蒋抑卮信并明刻《嵇中散集》一卷。”鲁迅当时热衷于收集嵇康的资料,蒋提供了许多帮助,鲁迅日记多有提及。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36年鲁迅去世后,蒋抑卮送去了“文章千古”的挽幛,悼念千古一人的老朋友,并资助出版《鲁迅全集》。

  蒋抑卮的“拨伊铜钱”之名不虚,1902年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期刊《浙江潮》,他捐款100元作为开办费。1939年,张元济、陈叔通、叶揆初等在上海发起合众图书馆,蒋抑卮捐了5万元股票作为图书馆的创办费,以及97593卷、共34463册图书。在他身后,剩下的全部藏书200箱都捐了,前后共计捐出古籍5.5万多册,已归入上海图书馆。

  蒋抑卮对教育事业也有赞助,曾以个人名义设立“凡将草堂小学基金”,以其父母名义设立杭州孤儿院教育基金,并一直想捐资设立一个奖励“以研究丝织为专务、著有信誉”的“本国人学术团体”,这一愿望他生前未能完成。“拨伊铜钱”,对于他而言决不是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

  蒋抑卮其人

  蒋抑卮(1875-1940)生在杭州,他家自高祖时就已从绍兴迁居杭州积善坊巷,从事酒肆业,到他父亲蒋海筹手里开始经营丝绸生意,陆续开办绸庄、织造作坊,声誉渐起,到1908年,已将业务拓展到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一带,积资三百万以上,成为杭州丝绸业巨子。

  蒋抑卮是次子,小时应童子试,补钱塘县生员。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对青年蒋抑卮刺激很大,他于1902年10月东渡日本,进入武备学堂,因为体弱,才改学经济,初通金融之道。1904年,因患耳疾辍学回国。

  浙江兴业银行诞生于1907年,背景是当时的争路权运动。

  1898年,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秘密签订向英借款修建苏杭甬铁路的草约。1905年,美商又取得了浙赣铁路的申办权。消息传来,浙江士绅汤寿潜等人拍案而起,坚决反对。当年7月浙江铁路公司成立,招股筹款,要自建铁路,呈报商部。然朝廷以为“外交首重大信”,表示可以向外商借款,以路作押,准许江浙绅商附股。丧权卖路的消息令群情激奋,保路拒款运动由此而起,“杭州的挑夫、上海的名伶、绍兴的饼师,甚至各佛寺的僧人、教堂的教徒,以及拱宸桥的妓女,莫不竞相入股”,浙路股款迅速筹集到近2300万元,铁路工程也随即开工(到1909年8月,沪杭全线在嘉兴接轨通车)。

  如此一笔巨额的铁路股款,杭州的票号、钱庄都难以承受,保管运作成了问题。此时蒋抑卮从日本回来,汤寿潜听取他的建议,考虑设立银行。1906年10月,“浙江兴业银行”成立,取“振兴实业”之意。这是中国金融史上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

  1907年5月27日,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保佑坊惠民巷口挂牌试营业,并获得钞票发行权。最初发行的面额有1元和5元的。兴业银行的创办,蒋抑卮无不躬身参与,这是第一代银行家在筚路蓝缕创建中国近代金融业时作出的表率。

  挤兑风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2日夜,汉口、汉阳大火,人心浮动,次日汉口各银行、钱庄相继停业。消息传到杭州变成了“汉口兴业银行倒闭”,谣言像是长了翅膀,迅速扩散,杭州的储户顿时起了恐慌,兑钞提存,纷至沓来。

  其时,杭州总行发行钞票约60万元,活期存款50万元,各种票据30万元,而库存的现银仅30多万。蒋抑卮让他父亲将家中存银,用担子挑到银行去,有意招摇过市,以求达到安定人心的效果。然而收效几无,仅10月14、15日这两天中,杭州总行兑出现银达70多万,库银为之一空,多方求援,从大清银行杭州分行、两浙盐运使署借得巨款35万元。到10月18日,几乎已将发行的钞票、活期存款全数兑尽,剩下的只是浙江铁路公司的票据。好在营业一天没有停过,兴业创业以来第一场惊心动魄的挤兑风潮终于过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汉口商民东下上海,手持汉口分行的兴业钞票,要求上海分行兑现,为顾全信用,不能不兑,资产负债之数相抵,缺额近85万元。其时,一方面湖南已响应独立,一方面清廷大军南下,前途尚不明朗,上海人心惶惶,金融界尤其如此。有人提出暂行休业,蒋抑卮独持异议,表示“必须维持营业,取信于市”。事实上,这一天,他们的库存现银只剩下3万多元了。巡捕房主动来问是否开业,如仍开业,他们可以派巡捕来维持秩序,他毅然决定继续营业,先拿出私产应急,然后到处奔走筹款,结果竟借到巨款。

  11月5日,杭州光复,汤寿潜被推为都督,蒋抑卮向汤求援,正好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要用银元发饷,汤下令全数交给兴业杭州总行运到上海,银子一到,挤兑人潮就散去大半,辛亥革命之际兴业面临的挤兑风潮彻底平息。

  自武昌起事以来,蒋抑卮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到银行,直到深夜12点回家休息,连续二十几天,天天如此,至此他才松了口气。

  在时代转型的风浪中,票号全军覆没,不少钱庄、银行倒闭,一些银行的“暂行休业”成了永久休业。以“拨伊铜钱”为口头禅的蒋抑卮,似乎是个天生的银行家,他掌舵的兴业银行之所以应变不乱,在变幻莫测的风暴中顺利地挺了过来,有惊无险,靠的就是他的不避风险、运筹奔走,从此信誉鹊起,受到金融同行的推重。

  1940年11月18日,蒋抑卮在上海病故,他在这个热爱的世上活了66年。世上已无蒋抑卮,作为金融报国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拨伊铜钱”,徜徉在杭州中山中路或积善坊巷,可还有人记得中国第一代银行家的这个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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