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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图”大学路馆舍的时光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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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图”大学路馆舍的时光秘境
2011-06-09
  1932年,陈训慈(前排左六)就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在大学路馆舍前与全体职员合影。
  大学路总馆礼堂。
  30年代的流动书架和流动书箱。
  左侧台基上刻着蒋梦麟的名字。

  文\周华诚

  1996年夏天。我记得阳光很耀眼。我骑车在大学路上,把车子锁在路边的梧桐树下,往一扇大门走去。传达室的大爷照例要检查证件,我于是掏出借书证晃一晃。右拐,穿过院子里各种高大树木枝叶遮蔽的阴影,一幢大建筑的红色一角显露出恢宏气势。我迈过十三级长长的石阶,穿过铁锈红色高大的铁门,走进浙江图书馆的大厅:一股舒适的凉意顿时包裹了周身。

  15年后,我在大学路上从头到尾,折返两次,不得不向修车摊老伯探问。老伯手一抬,老浙图?喏,对面就是。我顺指望去,马路对面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这场景怎么一点都不像?

  大学路102号,我从围墙大门走进去,果然,那幢恢宏的大建筑依然矗立在那儿。长长的十三级台阶依然在那儿。只是建筑和台阶的对面,如今是一家医院的门诊部;大树蔸下停着不少汽车,很多人走来走去,这院子已然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一座楼,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典范

  让我们隔着80年之久的时光,打量一下这幢大建筑吧。

  这是一幢二层仿西洋古典柱式建筑。立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呈工字形。一二层中间均为大厅,左右翼和内室是阅览室和书库。底层是宽阔高大的台基,通长的十三级踏步,1.66米高的台座,均为花岗石砌筑,显得结实厚重。

  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刚毅雄伟的16根巨形多立克柱。这16根拔地而起的石柱,把图书馆的前立面塑造出了恢宏的气势。在高高的檐壁上,有着蔡元培先生所题的“浙江图书馆”五字墨宝。

  莫说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便是以现在的眼光来评价,浙图大学路馆舍这幢建筑,都可以说是代表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典范,也是我省为数不多的优秀近代建筑。作为国内最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大楼,且保存较好,历80余年为图书馆使用,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段评价,是学术刊物《浙江建筑》上一篇正儿八经的论文里的观点。

  该馆由原浙江都督汤寿潜捐资建造。设计方是当时著名的“庄俊建筑师事务所”。庄俊,我国最早留学美国、学习建筑工程学的建筑师。该所是在上海挂牌创办的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建筑师事务所,打破了外国建筑师在上海独霸建筑设计的一统天下局面。至今上海的不少金融建筑,像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等,都是庄俊的手笔。

  1929年,图书馆由原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奠基开工,至1931年3月竣工,经过内部布置,于1932年9月正式开放使用。有“北大之父”之称的蔡元培先生题写馆名,刘大白先生撰写落成纪念铜牌。

  两任北大校长的名字

  我国传统的图书馆建筑,都是以藏书为主,很少借阅的功用,像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宁波天一阁便是如此。鸦片战争以后,始建具有近代公共图书室性质的图书馆建筑,如北京的京师图书馆、南京的江南图书馆,并渐渐开始设置供读者使用的阅览空间。

  到了20世纪初,欧美图书馆文化影响我国图书馆事业,基本形成了藏、借、阅、管的独立系统。读者与图书分离,互不交叉干扰,如清华大学图书馆、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

  大学路图书馆便是出于这个时期。蔡元培一生从事教育事业,非常注重图书馆建设。他认为,要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天下之英才,办好图书馆是重中之重。

  “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凡是有志读书而无力买书的人,或是孤本、抄本,极难得的书,都可以到图书馆研究。中国各地方差不多已经有图书馆,但往往只有旧书,不添新书。并且书目的编制,取书的方法,借书的手续,都不便于读书的人,所以到馆研究的很少。”

  1921年9月,蔡元培自海外考察归来,当北大师生问及感想时,他说:“有两个感想:一是外国学生最注重体育;二是外国大学生学问完全由自动研究而来,自动研究才有创造力,图书馆与自动研究学问有密切的关系。”

  他深深体会到图书馆事业的重要。1929年,蔡元培在中华图书馆协会首次年会致欢迎词时,精辟地指出:“图书馆影响古往今来一切学术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一份影响世界历史的百人名单中,有五位是中国人,他们是孔子、孟子、孙中山、毛泽东和蔡元培。蔡元培于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任北大校长,之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比他小18岁的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职务,一直干到1945年10月。

  在去北大接任校长一职前,蒋梦麟在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当了三年校长。

  浙江图书馆就是在老浙大的校区内。图书馆奠基时,校长蒋梦麟挥锨铲下了第一锹土。现今,蒋梦麟的名字仍刻在左侧台基的石头上;而蔡元培的名字,则与他的题字一起,高镌在图书馆的正面檐壁上。

  隔壁邻居郁达夫的脚印

  与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几步之遥,有郁达夫的故居“风雨茅庐”。在“风雨茅庐”筑成之前,郁达夫也租住于场官弄的老房子。郁达夫爱书成痴,颇能择枝而栖,选择在这里落脚,说不定正是新落成才两年的图书馆吸引了他的目光。

  1932年秋,浙图前院的法桐树叶转黄,37岁的郁达夫常在这幢楼前踱步沉思。郁达夫瘦瘦的,常穿一件蓝色长衫,默默地从场官弄家中走出来,便进到图书馆去了。

  1932年10月14日,郁达夫因肺病复发,住进西湖医院水明楼,作《水明楼日记》,至11月10日止。在这不足一个月的时光内,他也数次来到浙江图书馆,披阅有关图书文献:10月28日:“上午上图书馆去看《湖州杂志》,碧浪湖的大略情形,已晓得了。”

  10月31日:“午前将《碧浪湖的秋夜》写完,共一万字,到杭州后,将近一月,写到如今,成绩只这一点,合前作《迟桂花》,只三万字而已。”11月2日:“顺便又去浙江图书馆看了些书,买包慎伯文集《小倦游阁》一册。”11月3日:“午前在图书馆中过的,将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四日以后,至十二月廿四五日止的旧报翻阅了一下,抄来关于郭松龄的事迹不少,大约从明天起,可以动手做《蜃楼》了,预定于二十日中间写它完来。”

  痴迷读书的郁达夫,也痴迷图书馆。次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移居杭州东隅的大学路场官弄63号,这样便与坐落于大学路的浙江图书馆真正成了近邻。此时,郁达夫与王映霞这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婚期正处“七年之痒”的当口,据说郁达夫劝说王映霞一起迁居杭州,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王映霞是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曾有江南第一美人之称。心烦意乱之时,想必图书馆可以作为郁达夫一处躲避世事纷扰的清静处。1933年,郁达夫在《移家琐记》中写道:“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备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备局的匡外的。……‘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

  从此,浙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读者们经常可以一睹郁达夫的风采。郁达夫常在院内漫步沉思,也在馆内做过讲演,他来过多少次,已经没有人知道。但馆前长长的台阶和沉沉的铁红大门,又曾记否?

  1935年7月,郁过夫开始毗邻浙江图书馆兴建“风雨茅庐”,房子完全是由自己设计的。11月19日,他在《冬余日记》里写道:“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油漆干后,是要搬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

  此时的浙江图书馆,全国赫赫有名,郁达夫一定感到坐拥书城的幸福。他在1935年8月10日于《学校生活》发表“怎样消夏——唯有读书好”。虽然“风雨茅庐”尚未建成时,郁达夫便漫游福州,并接受福建省府参议的工作,他自己真正在“风雨茅庐”居住的时间甚少,但从他在家中藏书数万册的规模及苦心经营来看,似有与西湖和浙江图书馆长相厮守的意思。

  如果说,在伦敦图书馆的地面上,至今留有马克思的脚印,那么,在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的阅览室里,一定也留下了郁达夫的两行脚印。

  一条路,许多读者心灵的秘境

  大学路这么一条不太宽的路,在民国之前叫菖蒲巷、蒲场巷。之所以会被称为大学路,正是因为这里有了全省第一所大学: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初名求是书院,几经更名,1928年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旧址普慈寺,现存大殿,坐北朝南,面宽五间。

  如今走在大学路上,很少有人知道浙江大学的前身就在这里,浙江图书馆的分馆也不太有人知晓。1994年至1997年,我在环城东路25号的浙江省卫生学校读书,从学生宿舍去食堂吃饭,就要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叫“老浙大横路”。到了休息天,偶尔会与同学一起在大学路附近游荡。直到好久以后,我才发现咫尺之遥的大学路上竟然藏着一座那么壮观的图书馆。溜进去观察,如入世外桃源,从此以后每到周末,便会带着书本悄悄前往,独自坐在高大空旷的阅览室里,听着周遭读者窸窸窣窣阅报翻书的声音,觉得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一天,在过刊查阅处,我见到一位老先生,借阅了解放初期的一堆旧报纸合订本,那些报纸的纸页早已泛黄,老先生戴着老花镜一页页地翻过去,我也饶有兴致地凑过头去。那是我第一次在内心对图书馆这种公共文化建筑充满惊讶和崇敬之情。我认为图书馆收藏的纸张简直就是人类文明的过往。它努力地抵抗着时间对于记忆的磨损和摧毁。

  还有很大一部分读者是冲着阅览室里齐全的证券报刊去的,9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应该叫做“计算机”)还只进化到286、386的程度,对家庭来说那只是一堆贵得离谱又笨又重的金属,丝毫没有什么用处,至于网络,多数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所以,到图书馆去获取最权威和深度的证券分析和投资信息,真是一个便捷的途径。我看到好多读者一边阅读证券报一边在笔记本上认真地做着笔记,很好地诠释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深刻含义。

  因为一次次来到大学路的浙江图书馆,我开始学着写作。投了无数稿之后终于很稀罕地拿了稿费,就在图书馆附近的小餐馆里,炒了一个小菜喝了一瓶西湖啤酒,喝完再走进图书馆时惊奇地发现,头也晕了,于是在长长台阶的树阴下席地而坐,空空旷旷,安安静静,觉得图书馆——这个地方真好。

  再来时已是15年后。浙江图书馆于1998年搬迁曙光路新馆,大学路馆舍开始闭馆。很多老读者对这里有感情。每日到图书馆来也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心灵秘境。在闭馆的几年中,他们不停地给图书馆写信,以至于大学路图书馆在停用七年后,于2005年12月28日恢复开放两个阅览室。

  大学路馆舍惟一的女图书管理员郑文每天上午非常忙。她要把每一份报纸盖上蓝色的印章并且上架,擦拭每一张桌子使其一尘不染,用拖把清洁每一块地面,给窗台上统一放置的她自己养的数十盆花草浇水。下午相对轻松一点,但还要做一次报刊整理上架工作。这里总共有1150种期刊和118种报纸。自从1985年电大图书馆专业毕业后,她一直在这座图书馆上班,日复一日,度过了26年时光。对于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建筑,郑文也感到很自豪——

  “外面的长台阶是冬天最适合晒太阳的地方。”

  她说的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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