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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山路28号,一座城市的精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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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山路28号,一座城市的精神轨迹
2011-05-19
  1912年白楼落成时全景。
  20年代孤山总馆工作人员在编目。
  陈训慈
  抗战流亡途中设立“前哨文库”,借书军民络绎不绝。

  【红楼·白楼(上)】

  中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是浙江图书馆。——毛昭晰

  文/ 韩 斌

  

  以孤山路28号为界,往东行,有浙江美专旧址(中国美院前身)、西湖博物馆旧址(浙江省博物馆前身),以及著名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往西去,有西泠印社、俞楼、六一泉……孤山,一个弹丸之地,随意漫步,都可遇见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魂。

  孤山路28号(旧称外西湖25号),就是这样的一个精魂。

  它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的铸铁大门总是半启,门前没有古雅的匾额也没有显眼的标识,只在围墙上嵌一块窄窄的铭牌:“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孤山路馆舍)”。

  门内庭院深深,满眼绿意。以外墙颜色命名的白楼、红楼,以及不远处孤山峰顶的青白山居,构成了图书馆的全景——单凭这文字里建筑色彩的缤纷,也能想见这古老庭院的瑰丽。这三座建筑都来历不凡,其中的白楼,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建筑。

  事实上,“公共图书馆”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由传教士带入十九世纪末的老旧中国,对当时的读书人造成不小的精神震撼:西式图书馆所具有的“公共、开放、共享”的特质,颠覆了中国传统藏书楼“藏而不用”或难用的观念。由此,探讨强国之路的文化人形成一种共识:“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图书馆。”

  百年光阴,除了特殊年份里被迫短暂闭馆,孤山路28号一直在如常开放,安静、雅致,带着一点岁月的沧桑。花开花落,春去春来,一代读书人走了,一代读书人又来。面对西湖,多少人的内心因为书籍的慰藉而春暖花开,多少人的命运因为书籍的滋养而绝地重生?

  孤山路28号,你见,或者不见它,一座城市的精神轨迹,早已在那里植根。

  1911年5月,脱胎于旧时皇家行宫遗址的白楼动工

  根据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学者毛昭晰教授的考证,中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就是浙江图书馆。它的雏形,是建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杭州藏书楼”。

  1900年(光绪26年)11月,具有维新思想的杭州士绅邵章、胡焕获得杭州知府朱启凤的批准,在城东菜市桥畔“东城讲舍”旧址上创办了杭州藏书楼。1903年,“省级领导”浙江学政张亨嘉及巡抚聂缉槻向朝廷奏准,将民营杭州藏书楼扩充为官方色彩的“浙江藏书楼”,在城中大方伯里(今解放路上)购得民房,改建馆舍,开放之日,门楣上悬挂的是光绪帝为之手书的匾额:“敦彝牗慧”。

  “藏书楼”对外开放,民众可定期前来借书、阅书,已经具有新式图书馆的特质。

  到了1909年,清政府颁布图书馆章程,规定第二年各省一律要办图书馆。已经运作六年的浙江藏书楼当即和浙江官书局归并,当年七月首先打出了“浙江图书馆”的牌子。

  “浙江图书馆”的馆名在近百年里数次更易,民国时期“省立图书馆”的条石匾额,朴素无华,今天还能在孤山馆舍的碑廊中寻到。1953年再次定名“浙江图书馆”,直至今天。

  由民房改建的图书馆,终究受格局之限。哪里才是最适合建图书馆的地方?四处打量,孤山康熙行宫旧址、文澜阁旁一块“极为广阔”的空地,叫人眼前一亮。1911年(宣统三年),浙江提学使袁嘉穀、浙江巡抚增韫接连向朝廷提议,“若于圣因寺行宫余地建馆储书,俾与文澜阁毗连一气,尤足扬文治而昭盛概……无登涉之劳、尘嚣之虑,相地勘筑此为最宜”。

  从杭州藏书楼到浙江图书馆的一步步成型,这个过程也印证了最近一部畅销书《辛亥:摇晃的中国》(张鸣著)所描述的一个现象:清末的新政改革,其实做得还不错,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只是,古老的中国如行进中的蒸汽火车,终究要扳到另一个轨道上。

  1911年5月20日,脱胎于旧时皇家行宫遗址的白楼动工了,待到1912年夏天落成,杭州街头已是民国世界。白楼的建成只用了一年时间,却跨越了一个朝代,它见证了历史大变局到来之前的暗流激荡。

  1912年,钱恂叫人把红楼的围墙挖开,把红楼白楼连在一起

  耗银19067两,建筑面积1878平方米的“白楼”(因为外墙用白灰粉刷,故有此称,后人又称“白洋房”)——是那么的精美大气。一切尽量按照图书馆的功能设计:两层楼的西式洋房,遍布采光明亮的百叶窗。进门为正厅,中间一架楼梯直达二楼,天花板是宽敞的玻璃天窗(似乎是那个时代的潮流)。白楼落成,原来的大方伯里馆舍改为“新民路分馆”(1963年划归杭州图书馆),孤山馆舍作为浙江图书馆总馆,于1913年3月25日正式开放。

  孤山自此又生成一种更大的风景,增添了一道更浓的文化意蕴。

  伴随白楼出世的还有一份大礼:文澜阁归了浙图,所藏《四库全书》也转移到白楼储藏。文澜阁靠着孤山山脚十分潮湿,易生白蚁,已经不适合作为藏书用了。

  在白楼西侧,一堵围墙之隔,此时已建有一幢正方形的两层楼西式洋房,因为外墙用红砖砌就,人称红楼,又称“红洋房”。红楼建于1906年(光绪32年),本是清政府为迎接德国皇太子威廉来杭而建造的国宾馆,所以建筑风格也是德国古典式的:上下层四边各环绕一圈回廊,回廊廊柱间以拱形墙饰连接,充满异国情调。国宾馆建成了,德国皇太子却没来。此处渐渐成为权贵阶层的宴请场所。民国成立,军政要人趋之若鹜,视之为西湖边的私家会所。在白楼施工期间的1911年11月,浙江省参议会提议并通过把红楼拨给浙图使用,但掌权的军政府没有执行,红楼照样歌舞升平。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如果秀才认死理呢?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1853~1927年),就是这样一个牛气哄哄的书生。

  钱恂有资格牛。他是前清外交官,帮张之洞办过洋务,出使过荷兰和意大利,一脚横跨中西。老先生叫人把红楼的围墙挖开,把红楼白楼连在一起,又叫人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搬到红楼过渡。这自然惹恼了一班要人,来向教育司说话了。

  教育司司长是沈钧儒,主管社会教育的是朱逖先、沈兼士、钱玄同——都是星光灿烂的学者啊,却都怕钱恂。原来钱玄同是钱恂教养大的小弟弟,而朱和沈是章太炎的学生,太炎和钱恂则是老友,学生怎么敢去问老师呢。

  沈钧儒就找手下的张宗祥,说你去一趟如何?张宗祥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日后,他将成为“浙图”馆长、西泠印社社长。张说:“去是可以,不过有一个问题要弄明白,就是这一幢洋房,是供人聚饮赌博的好,还是藏书的好?”沈说:那当然是作为正用好得多。“这就行啦!”张宗祥去了一趟孤山,请钱恂写了一通亲笔书,说明这房子的用途。沈钧儒便在军政府的政务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旁人竟也没话好讲,从此就定红洋房为馆屋,再没有异议。

  在正式记录中,直到1916年,才由省长批准,红楼成为浙图孤山馆舍。但是张宗祥记载的这段插曲(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听来尤为生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是比较有种的。这个“有种”,将是孤山路28号的一条重要的精神脉络,也是浙江读书种子、文化种子得以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

  19世纪30年代,陈训慈筹划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事件

  1932年是孤山路28号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大学路新馆建成开放,孤山路馆舍珍本古籍的特色从这一刻起得到明确:以恢宏壮丽的罗马式建筑为标志的新馆,馆藏中外现代书籍,象征着现代化的外来文化;雅致清丽的孤山馆舍馆藏《四库全书》及其他珍本古籍,象征着中国传统的文明典藏。一中一西,相得宜彰。

  1932年,孤山路28号迎来了新任馆长陈训慈(1901-1991)。陈训慈有位身份显赫的大哥陈布雷,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智囊”、“文胆”。然而陈训慈为人却十分低调。时人形容他身形瘦小,一双招风耳朵,待人异常谦和,就像他家乡的宁波汤团,糯糯的。糯米汤团最有韧性,浙江图书馆就在这位毫不起眼的瘦弱书生手里,迎来了它的繁盛岁月。

  陈训慈的出彩之处,在于他既有学问家的气质,又懂得经营之道。“近代图书馆已不能坐而论道,被动待人上门,而当主动深入社会,以为推动一切事业之主力”。他的主张,在今天听来都极富生命力。

  在陈训慈时代,浙图推出的公共服务措施,在国内都是开创性的,有些创意甚至超越了时代,今天也不一定能够做到。例如“通年日日开放”:取消星期一休息的旧例,开放时间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整整12小时。例如开办“省内通讯借书、市内递送借书”——这不就是今日网购图书、快递送货上门的前身么。

  至于创办学术品质一流的《文澜学报》,举办声势浩大的“浙江省文献博览会”,以今天的话来说,便是积极对外宣传、提升品牌形象。1936年11月,筹划多时的浙江省文献博览会隆重举办。为了“以广声气”,陈训慈邀请了浙省学者领袖190余人为委员,马一浮、邵斐子、竺可桢、林风眠、柳亚子等文化名人都欣然共襄盛事。这次展览为期18天,展出珍品书籍两万多件,观众7.6万人次,参观者来自南京、北京、上海各地,成为西湖博览会以后,民国杭州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文化事件。

  19世纪30年代的浙江图书馆生气勃勃,就连钱塘江轮渡上都有浙图提供的通俗读物。1935年,图书馆的读者人数达到258600人次,读者人数、图书借阅都创下了民国时期的历史最高峰。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所有的热情与梦想都戛然而止。可是苦难也能孕生伟大。属于孤山路28号的传奇,便从苦难中诞生了。

  19世纪30年代,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合力进行了一部书的长征

  七七事变一起,日本飞机时时来沪杭线上空骚扰,空气异常紧张。陈训慈让总务组赶制木箱,做好迁移准备。1937年8月1日晚,陈训慈请全馆职员都赶往孤山路馆舍,全体帮忙,点书装箱。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88箱珍本善籍,整整装了两天两夜。4日清晨,《四库全书》离开孤山,运往江干码头,包一大船,前往富阳。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离开,要到八年后,才会历经惊险,重返故乡。

  也幸好及时撤离。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九个人从上海来到杭州寻找《四库全书》,想运回日本。

  文澜阁《四库全书》(俗称“阁书”)真是命运多舛。这部皇家巨典,从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战乱而损毁,到此后半个多世纪浙江学人的拾遗补抄,已经历了种种磨难。刚刚在白楼安顿下来,又被战火逼上了颠沛流离之路。这一走,由杭州而避浙西,三迁龙泉,入福建,进贵阳,藏身于高山之巅的山洞四年之久。一路行来,山道崎岖,激流险滩,危情连连,险象环生。护送者鸡鸣而起,披星投宿,含辛茹苦。

  在民族危难时刻,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为了保全文化的种子,合力进行了一部书的长征。后人将这段壮举称之为“民族文献保卫战的铁血传奇”。传奇是用一笔笔的细节写成的,这细节落在实处,却是一地鸡毛:阁书的安全,人事的安排、经费的请领、防潮设备的改善,守书员工的生活维持,这一切烦琐的功夫,都有赖陈训慈的主持和维护。“八载深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是谁之力与?曰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

  诚如毛昭晰先生所言:“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几经周折而竟然能够安然无恙,这多亏了陈训慈先生和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悉心保护。他们是抗战时期文化战线上的英雄,他们所做的重大贡献,我们这些后辈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如今不仅是浙图的镇馆之宝,更成为浙江文化的象征。

  陈训慈先生解放后担任过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资料室主任,小小一间图书室,人们常见他拿着鸡毛扫帚,勤力打扫。在旁人看来,他不免谨小慎微:走路循着墙角,好像生怕踩死蚂蚁。浙图古籍部前任主任、文物鉴定专家余子安先生“文革”时常去拜访靠边站的“牛鬼蛇神”,与陈训慈结下忘年之交。据他的理解,老先生的走路习惯,实则是遵照古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左传·昭公七年》),意思是一个人越步步高升,越要谦虚谨慎。

  “文革”后期陈训慈住在龙游路15号,与沙孟海是邻居。全家只有一间屋,生活清苦。图书室每个月的报纸要装订成册,先生常常抱着厚重的报纸,自己挤公交车到印刷厂装订,一丝不苟。

  1991年,先生以90高龄辞世,晚年苦尽甘来。

  2011年,这脉沉静浓郁的文化香火,会一直延续着往前走

  2011年初春,一个微雨的清晨,我走进孤山路28号,满目葱茏,空气清新得可以滴出水来,仿佛置身于一座园林之中。想起杭州作家李杭育的描述:“西湖群山春夏时的浓绿,绿得你眼睛发酸,骨子里都叽叽地出泪。”当年红楼白楼连成一体的老照片上,庭院里还是光秃秃的。真正印证了一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孤山古籍部现在收藏的是1949年5月之前的古籍文献、民国图书报刊。白楼是普通古籍书库和读者阅览室;红楼是古籍编目室和修复室;青白山居是珍本书库。三座建筑都被列入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红楼现在是国家级的古籍修复中心,二楼大通间,几个女子正埋头修补古书。一部大书,一天修不了几张。虫蛀的,要以竹纸修复,再用榔头敲平整;霉烂的,先用毛笔蘸清水洗净,再拓上薄如蝉翼的皮纸。还有老鼠咬过的,受潮的,都要一点点仔细做,一层层慢慢揭。一本古书修好,压书机压实,穿线换面,装订成册,这才能送进书库,编目存档,与读者见面。

  修复部主管叫阎静书——这个名字,好像天生就是来吃这一碗饭的。她已经修了三十年的古书。她说,做这一行,急不来。人要心灵手巧,更要守得住寂寞。“纸寿千年,书的灭亡不可逆转,我们只是尽量延长它的生命,多一代人、多一百年来看到它。”

  窗外,有大朵大朵的绣球花独自怒放,白色花朵沁出微微的绿意。1967年,杭氧厂青工余子安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美景吧。只是当时整座馆舍人去楼空。“文革”期间,机构瘫痪,全馆人员进五七干校学习,孤山路28号被迫闭馆将近四年。寂寞空庭春欲晚,即使那样荒芜的岁月,也断不了读书的种子。“文革”十年,青工余子安经常跑到孤山,向图书馆的朋友悄悄借得中国通史、古代汉语、四书五经,疯狂阅读。高考恢复时,他已经完成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积累。他说,我不考了,大学的知识,我都掌握了。后来,余子安成为国内著名的碑帖专家、文物鉴定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很多图书馆被迫烧书,浙图古籍部却一本都没有少。据古籍部老主任金初生回忆,他们事先得到消息,红卫兵要来冲馆。职工们马上找出普通版本的古书,装了一三轮车,车头插上红旗,职工戴着红臂章跟在车后,边跑边喊口号:“打倒封资修!”从孤山出发,到杭州城里游了一圈。对外说,书烧了,已经送到造纸厂化纸浆了。其实嘛,一本也没有烧。“红卫兵都是小鬼头嘛,也好骗,信了。”

  这就是一脉相承吧,让人想起钱恂拆围墙、陈训慈护阁书的情景。再宏大的历史事件,杭州读书人做起来,都透着智慧,透着韧劲,势必要办得妥妥帖帖。

  1977年10月,孤山路28号重新开放。从1978年到1988年,小小的白楼共接待了十一万三千人次的读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1985年拍摄的纪录片《求知若渴》,记录了那个时代图书馆前的盛况:“嗬,这么多人排队,他们在干什么呀?是去音乐茶座?看来不是。是买什么紧俏商品吧?也不是。”

  与曙光路浙图总馆的热闹不同,古籍部给人的印象比较小众,读者以老先生居多。出人意料的是,此刻,坐在白楼阅览室里的都是年轻人,有来看民国报纸的微缩胶卷的,有来查古书的,一边往手提电脑上输入。这样的情景让人愉悦,让人确信,这个万绿如梦的书香庭院,这脉沉静浓郁的文化香火,会一直延续着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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