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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苑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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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苑碎片
2010-11-18

  罗苑

  文\许丽虹

  冬日黄昏,一家古珠店,我手里拿着一支红漆斑驳的缠线板,与老板闲聊。

  “这是以前文化家庭的缠线板。你仔细看,它的花纹都是古器物的拓片,这是谷纹璧,这是云纹璜。”突然,他想起什么,说,“你有空去看看平湖秋月的房子,它的门窗上雕有好多古器物拓片。”

  后来我真的去看。

  “平湖秋月”御碑亭往西,有三栋建筑,分别是月波亭、梅鹤轩、湖天一碧楼。九十多年前,这里是高高围墙圈起来的私家别墅——罗苑,杭州人习惯叫它“哈同花园”。那三栋建筑便是罗苑建筑中的一部分。

  湖天一碧楼现在是咖啡屋,木制的窗棂槅扇,一楼的55扇门窗上都刻着图案,果然与别处不同。传统的门窗雕刻一般都是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以仕学孝悌为主题,而这里刻的都是文物图案,殷商、西周、两汉之钟鼎彝器及甲骨文的拓片。这在杭州,恐怕找不出第二家。

  楼里楼外飘着浓郁的咖啡香,我问服务生:“你知道门窗上刻着的是什么吗?”他摇头答不知,又说,“这是个一百多年的老楼,都是老东西呗。”

  是的,没人知道了。那是罗苑的遗留。

  【罗苑】 谁敢在平湖秋月建私家别墅?

  “英商哈同于西湖平湖秋月西首建别墅。哈同于本月二十日晚,车由沪来杭,翌日八时偕其夫人及姬觉弥君先行进屋,爆竹鼓乐一时齐奏,次由吴山仑圣学校教员洪吉二君率领学生装二十一人行三跪九叩礼,往贺者均由上海搭车而来,男女约二三十人。”——摘自1919年8月《申报》

  西湖自古以来便是宝地。敢在平湖秋月建别墅,谁?英商哈同。

  后人回忆民国奇人吕公望时,不约而同说到一个细节:1916年吕公望担任浙江督军兼省长时,哈同曾托人央求,说如果能许他在西湖畔建一私宅,愿以上海租界中自己一幢花园别墅酬谢。吕公望回答道:“杭城决不许外国人造屋,遑论西湖!”

  1916年,哈同已经61岁了。既然他在上海能将花园别墅一幢一幢送人,为什么还想来西湖边造屋?一切源于他的夫人。他夫人罗迦陵既不年轻漂亮,也无显赫家世背景,哈同却对她奉若神明。因为,哈同相信她有旺夫相。

  哈同出生于巴格达。5岁时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加入英国籍。21岁只身闯中国香港。22岁辗转来到上海,在沙逊洋行供职。奇怪的是,哈同一到上海,便像游子归家一般。他热爱中国文化,是爱到骨子里的那种。35岁时,他遇到中法混血的罗迦陵,虽为一女佣,但哈同相信中国古老的相面术,立即与她结婚。婚后哈同开始步步高升。

  1901年,时局动荡的上海,很多拿不准形势的洋人纷纷出逃,哈同夫妇选择留下,而且趁机贱价买进大量地皮,创办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哈同当年在上海滩的创意,会令今天的房地产商们“望洋兴叹”。他出资60万两白银,从国外运来铁藜木,自外滩到西藏路,把整条南京路全部铺成了平展展的木面马路。此举顿使南京路成为远东乃至世界闻名的商业街。哈同占有南京路地产的44%,立马成了十里洋场“一只鼎”。

  1904年,53岁的哈同在静安寺路购地300亩,花费70万两银子,兴建了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又叫哈同花园)。与我们今天的别墅追求洋味不同,爱俪园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园林。罗迦陵记起前几年游日本时,冈山“后乐园”的山水让她极为陶醉。那时乌目山僧说,这是仿杭州西湖所造,爱俪园无法办到。当时,罗迦陵就起了念头,要在西湖边建自己的楼阁仙苑。

  哈同的交际功夫堪称一流。光绪皇帝的皇后与罗迦陵是干姐妹,孙中山曾在爱俪园住过,章太炎与汤国梨的婚礼是在爱俪园举行的。到了民国时期,许多军阀都是他的座上宾。路路通,左右逢源,在他们夫妻俩这里,似乎毫不费力。所以当吕公望回绝他们在西湖边建别墅时,他们很是惊讶。

  1917年春,哈同夫妇游杭。此时吕公望已离职,继任者为北洋军阀杨善德。杨善德可是他们的“老朋友”了,还与哈同结成儿女亲家。因此,夫妇俩这次就亲自勘址来了。他们先看了岳庙附近,再看了金沙港,均因不能临湖而放弃。最后,相中了平湖秋月旁的一块地。经风水先生一测,是富贵之地,当场拍板。杨善德以官方出面,逼那块地旁的莲花庵、西湖春茶楼等搬迁,看看地方还是太小,就打桩3000根,硬是将临湖的水榭伸出湖面3米多。后面,沿马路竖起了两丈多高的围墙。

  前一年吕公望回绝哈同的话是随口说说的吗?不。杭州不是通商口岸,当时政府确有明文规定“外国人不得在西湖置产”。因此在筑造过程中,杭州街头出现不少匿名帖,谴责督军勾结洋人,出卖天堂。杨善德是武人,动作很大,即派巡警四处侦查,工地四周步哨林立,闲人不得过往。一年不到,哈同的西湖别墅就顺利竣工。

  为了避嫌,哈同夫妇将房产权做在养子“罗友良”名下,并取名为“罗苑”。但是,杭州人大多直统统称其为“哈同花园”。

  1919年8月21日,哈同夫妇入新屋,行三跪九叩礼,就是《申报》所报道的情形。但由于触犯众怒,遭杭州市民反对,罗迦陵也不太敢来此居住。

  8年后,1927年3月22日 ,《申报》消息:“今者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留守处,即设于罗苑,记者往访政治部之某女士,得因畅览无余,临湖数阁,犹擅佳景。素抱闭关主义之罗苑,今乃以供军队之需,也梦想所不至也。”

  罗苑,终被国民党军队收回。

  【国立艺术院】 年租金仅一元银币

  “西湖罗苑,侵占湖岸,并占徐烈士墓道,去年浙江克复后,经省政府决议,将罗苑没收,拨归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更名为浙江大学)为研究院院舍,后国立艺术院,由中央指定办在浙江,当时该院即向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租用,业经订立租约……”

  ——摘自1928年9月1日《申报》

  海外作家木心在《鱼丽之宴》里写道:“……每当春秋佳日,坐划子游西湖,温风拂面,波光耀目,那清秀恬静的白堤上,艺专学生正在写生,A字形的画架,白的画衣,芋叶般的调色板,安详涂几笔,退身看看,再上前,履及剑及,得心应手——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中,这便是陆地神仙……”这个“艺专”,便是“国立艺术院”,后更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1927年,心心念念“以美育替代宗教”的蔡元培,在北伐的硝烟中,力排众议决定创建“国立艺术院”。他说:“人人充满占有欲,社会必战争不已,紊乱不堪,故必有创作欲,艺术以为调剂,才能和平。”

  当初选址时,曾有五个备选地:南京、上海、杭州、庐山和青城山。据说,蔡先生的意思是:南京金粉气重,上海名利气重,庐山、青城山风景绝佳,然交通极不便利。于是,最终定在杭州。

  蔡元培相中了西湖孤山平湖秋月边的罗苑。当时,罗苑已被省政府没收,拨归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更名为浙江大学)为研究院院舍。隆冬时节,蔡元培带着27岁的校长林风眠,面会浙大校长蒋梦麟,商借罗苑。蔡元培时任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在教育界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蒋梦麟当然买账。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地付租金一元银币。

  而此时,罗苑虽归浙大所有,但尚驻有第一军留守部队。书生斗不过军人,部队拖延多时不肯搬走,最后还是浙江省政府军事厅出面干预,才得以解决。

  1928年1月26日,《新浙大事记》记道:“国立艺术院在杭州成立。院长林风眠,地址择在西湖孤山之阳的哈同花园罗苑。”

  而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是在1928年4月10日补办的。当天,蔡元培偕夫人由南京来杭州,主持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典礼后,蔡元培有个令官方大跌眼镜之举:他同夫人没有下榻新新饭店,而是在葛岭脚下林风眠简陋的木房子里住了五天。他摆明了要为林风眠撑腰。之后,又将他的长女蔡威廉留在了该校教书。

  正是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国立艺术院办得生气勃勃,成为中国美术界的摇篮。1929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这年秋天入学的新生特别多,有九十多名。这是以往的美术学校从未有过的盛况。老师们风华正茂,学生们意气风发。校内叫得上名字的公开社团,就有艺术运动社、音乐研究会、书画研究会、艺专剧社、一八艺社等22个。

  音乐系的洪士铨说:“音乐系的教室在白堤靠外湖一侧,为罗苑中一长形普通平房,用六角形及圆形拱门隔成三个方块,除中间为通道外,两侧均为琴房,约六、七平方米,进了门第一个方块的左侧为钢琴课室兼基本系科教室,第三个方块右后侧为一个突出湖面的湖中亭,为小提琴课室,上课时,亭内琴声悦耳,亭下游艇荡来,艇上游人对于我们能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学习音乐叹为仙境。”

  仅仅十年,国立艺专在罗苑播下的美学种子,一粒粒生根发芽,长成大树,成为新中国美学界的栋梁。

  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艺专西迁内地。

  【浙大宿舍】 罗苑的家庭生活

  “哈同花园前租于艺专,现已收回,并租得艺专仓库数间……师范学院在哈同花园,文理工在大学路。”——摘自竺可桢日记1945年11月26日

  桂花飘香时节,我与周黔生先生坐在梅鹤轩喝茶。桂花随风而下,飘落在茶杯里。

  我们坐的地方,一颗大樟树浓荫铺地,茂密的枝干齐齐伸向湖面。周先生说,我小时候,这棵树没这么大,我家就住在这个位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江大学准备复员东归,竺可桢校长派人到杭州整顿校舍,将罗苑收回,贴上浙江大学封条。日后,三十多户浙大老师住进了罗苑。周家是其中的一户。

  秋阳下,周先生带我自东往西回忆当年的罗苑。

  最东边,即现在的月波亭,是孟宪承先生的家。亭子当家?不,当年这里是一幢独立的两层小楼。孟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学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他个子不高,平易近人。周先生小时候经常在湖埠头钓鱼,有时钓来的小鱼儿就送给孟师母的猫儿吃。

  往西,就是现在的梅鹤轩,当时也是二层楼,住了好几户人家。现在梅鹤轩前的八角亭,当时也是二层小楼,不过房屋面积较小,多扇百叶窗朝向西湖。周先生的父亲周淮水曾住在这里。1949年4月,杭州气氛有些紧张。寄居在周淮水处的他表侄,在此被湖上来的流弹击中受伤。一个星期后即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

  周先生提醒我看八角亭的地砖,小方块,拼成花纹,是那种民国时期特有的带点西洋味又尚未完全西化的风格。周先生说,据他观察,这可能是唯一保存下来的罗苑地砖。

  过去是临湖水榭,原来这里是平房,房屋一半伸出在湖面上,透过地板缝,可以看到下面的湖水。周先生全家回杭团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

  再往西,就是现在的湖天一碧楼,这里仍保留了楼房格局。当时这里住了二十多户人家。

  桂香浓郁逼人,而周先生的回忆已渐行渐远。

  “我家旁边,有一个湖埠头,罗苑内人家淘米、洗菜都在湖埠头,引得鱼儿纷纷来争食。那时我经常在湖埠头钓鱼,小伢儿也就钓几根小鱼玩耍,鱼钩是自己用火钳将大头针弯出来的。有一回钓到一条汪刺鱼,用手一抓,鱼背上的鱼鳍戳得我手心出血。

  “罗苑没有自来水,所有人家用水都是西湖水,水源近在咫尺,取之不尽,我家房屋突出于湖岸,可直接用水桶从窗外吊水,方便至极。罗苑对面的国立艺专,用水也是到罗苑的湖埠头来挑,每天清晨,好几个壮汉来回挑水,天热时赤膊上阵,露出宽广的肩膀和发达的肌肉,他们个个结实,健步如飞,为儒雅、柔情的罗苑带来一股阳刚之气。”

  居住罗苑的孩子大多在里西湖小学读书。周先生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小学老师坐交通船去湖滨,当船行经罗苑前的湖面时,他与姐姐看见了船上的老师们,兴奋地连声呼叫“陈老师……”老师们开心地挥手回应。

  罗苑的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既有楼台亭阁,也有开敞式大阳台和百叶窗。罗苑里的先生们平时着装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类是西装革履;另一类是中山装或长衫。沈思岩和妻子杨增彗同为浙大音乐教师,常常在家里举办周末舞会。他们家是西式的,琴房兼客厅大约有30多平方米,地面是花色地砖,客厅外面宽敞的走廊也铺满花色地砖。每当周末傍晚,有沙发、桌子等家具搬到走廊上时,人们就知道今晚有舞会了。留声机是老式的,上方有一个金黄色大喇叭。走廊上,大人和小孩争相观望。

  “每天,有校车上午送罗苑宿舍的老师们去刀茅巷校区上课,下午送回。车头上赫然四个大字‘浙江大学’,很气派。说起校车还有一件趣事,俞子夷先生长须长袍,平时只坐黄包车,每天,车夫准时在罗苑大门口等候俞先生。一天,他可能有事想早一点到学校,就去乘校车,校车刚启动,他让车夫过去喊司机等一下。哪知司机不理会,黄包车往左挡,汽车就往右开,黄包车往右挡,汽车就往左开,终究眼睁睁看着汽车扬长而去……”

  我和周先生正聊着,旁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按捺不住,插话说,“当时就是这样的,浙大的学生,穿着长袍,别个校徽,我们多少羡慕啦!那校徽是三角形的,紫红色,上面一只黄色的条纹鹰,最上面白色竖字‘浙大’。” 他一边说一边学着穿长袍的样子在桂花树下拉开架势,那样子引得我们和路人哈哈大笑。

  倚靠在湖天一碧楼前面的平台石栏上,放眼望西湖,只见水光山色扑面而来,湖上游船点点,对面雷峰塔和吴山宛如仙境一般。我叹道:住在这个地方,今天想来多么不可思议啊。周先生说,六十多年了,一直忘不了这个地方,现在我还经常回来看看。

  然而,罗苑的生活终有一天结束了。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当年寒假期间,罗苑的浙大老师们相继搬迁。周先生全家搬迁到之江校区。他还记得,搬家那天他与父亲坐在卡车上,母亲坐在驾驶室内,恋恋不舍地离开。罗苑大门内挂着一块牌子,上书“浙江大学罗苑宿舍”,门牌是孤山路18号。

  和周黔生先生告别后,我又去了梅鹤楼看门窗上的雕刻。我发现有些拓片图案上有简介及落款,比如“适庐藏器”、“觉弥”。回家连夜翻查资料,适庐是王国维的同乡好友邹安,王国维从日本回乡后,一大家子要靠他养,邹安劝他到上海哈同花园落脚,不但衣食无忧,还可研究园内所收藏的多达1000余片的甲骨。王国维在哈同花园住了八年,全力于甲骨文金文古史的研究。综观其学术上的成就,以这一阶段最为辉煌。

  至于觉弥,此人是哈同花园的大管家。他原名潘翥云,偶然发现自己与造字圣人仓颉同日出生,传说中仓颉姓姬,他就改姓姬,取名觉弥,且从此对文字学有了特殊兴趣。说服哈同夫妇在园中创办大学,收藏及出版经典图书,定期搞古物陈列。

  难怪罗苑的建筑会刻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印记,面对这些历史碎片,终于有了一点头绪。蹲在地上艰难地拍那些木雕时,边上卖棉花糖的人直冲我笑。他说他在这里三四年了,从没看到有人注意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可是三千余年的文化线索,是让国学大师沉醉终身的文化种子,是与斜对面“浙江省博物馆”相呼应的文化信息。

  资料上说:1956年杭州市拆除哈同花园围墙,并扩建和改造了八角亭、湖天一碧楼和四面厅,这些一同组成了今天的平湖秋月景点,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财产。

  如今,梅鹤轩终日游客喧哗,大厅里卖玉米棒、豆腐干、茶叶蛋、方便面,气味混杂。那些门窗,每天早上卸下来随便靠叠着,用麻绳一拦了事。门窗雕刻上,水渍、污渍、划痕到处都是,朝南的18扇,画面均已漫漶不清。其中一扇,后补的红色油漆已遮掉了部分墨绿色的拓片线条。

  它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沦落的?在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门窗间,那些古风神影,那些文化源头,我们真的已经漠然无视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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