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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北山街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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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北山街84号
2009-02-06
上世纪三十年代,葛岭上的围墙清晰可见
  无名氏(左)在赵宅前
  葛岭山道
  汤宅边门

  关于这座城市,我们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

  那些只有星光与夜黑才知道的秘密

  文\仲向平 韩 斌

  北山街84号在哪里?你寻遍整条北山街,或许也找不见。倒是蒋经国、史量才、张静江、杨虎城……这些民国传奇人物的名字,沉静地出现在沿街历史建筑的铭牌上,无声地显示着这条街的分量。

  北山街84号当然真实存在,而且面积很广——东起玛瑙寺,西至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北至葛岭山脊,南至北山路,是一个占地几百亩的民国时期的别墅群。

  你找不见它,半个世纪以来,它被漫山的浓荫遮蔽。你进入不了它,它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出入的地方。

  “北山街84号”,更像是一句时代的接头暗号。中年以上的杭州人,多数能接上“口令”:噢,那里是省委的干部宿舍。热心肠的,还会添一句:“历届省委的主要领导,都住在那里呢!”

  那绿荫掩映的深深庭院,那块门牌号码,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百姓来说,充满了神秘感。至于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多数已浑然不晓了。现在你知道了它的背景,恐怕反应也是淡淡地一声“哦”。“90后”们更冷静了吧:关我什么事啊,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当参差百态成为社会的常情,时代就是这么进步了。

  政治气氛淡化了,真正的好奇却浮上心头。能够在西湖边,尤其是北山路安家置业,绝非等闲之辈——上世纪二十年代,当市中心庆春街的地价为每亩1500块银元时,北山街的地皮已经高达5000元/亩,相当于今日的“高尚住宅”、“尊贵楼盘”。

  都说西湖边的每一座庭院都是有来历、有故事的。报界大王史量才与秋水山庄,民国时期两届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与静逸别墅,这些北山街上的名人逸事,近年来已被大力发掘。北山街84号有二十多座别墅,却多数与它的主人久隐湖光山色之间,个中故事已经鲜为人知了。

  总有蛛丝马迹可寻。起底别墅旧主,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名字: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旅法华裔画家赵无极,人称“刘半城”的江南首富刘镛后代……皆是这片庭院的前朝旧影。

  根据旧时文人墨客的描绘,当时葛岭南坡山麓的这片庭院,晴可观桃红柳绿,雨可眺空谷烟云,耳可听莺歌燕舞,鼻可闻草木花香。“清如别墅”,“葛岭别墅”,“梅宇别墅”……仅听听名字,也是一幢幢极富诗意的华屋美宇。

  1949年5月以后,这片别墅群落被作为浙江省委的干部宿舍,妥善保存至今。

  曾经有人入内细细游览,出来后神情恍惚。说是:“好像回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呢。”

  在现代人的想像里,“三十年代”的气场,就是那样的吧:飞檐翘角的中式庄园,繁复典雅的西式洋房,中西合璧的青砖小楼,或雄浑,或清幽,闲散地布局于山脚、林间。不经意间,转角处有石笋斜出,上书“刘界”,竟是块天然界碑;一抬头,山崖上凿刻着“郑宅”,笔法苍劲。一切人工的痕迹,都被巧妙地融入到自然里。

  绕着别墅的院子往外走,一条条蜿蜒山道,接起参天古树,萋萋芳草。那是杭州最古老的山道,曾是古人往来葛岭的必经之路。风吹林梢,有轻微声响,是古人骑毛驴踏过山道的足音么——不知哪朝哪代铺下的青条石,古朴、残破,磨平了棱角,积满了落叶,那是被阳光拍打、被雨水浸润的时光的痕迹。有关老岁月的记忆,依然鲜活如新。

  汤宅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处

  一扇月洞形的小红门。门外延伸着块石垒砌的围墙。这样的围墙可以用来猜字谜:打四个字。谜底是:固若金汤。

  一大丛绿色植物,枝繁叶茂地从墙头探出,到门前弯下累累枝条。可以想像,春天花好时节,墙头春意的热闹。这油画般的小景,是汤宅的边门。

  汤宅的主楼,是一幢青砖叠砌、洋瓦盖顶的西式别墅。占地面积三千平方米,当时的门牌号是葛岭路30号。

  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这里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如今,这里的花园绿草如茵。固若金汤的围墙绵延百米,左右墙角的“汤界”界碑,依然清晰可见。

  

  汤恩伯这个名字,看过老电影《战上海》的,多半熟悉——随着卫兵一声高喊:“汤司令到……”一个脑满肠肥的军人走进了镜头。如果还要再加一条说明,解放战争中在孟良崮被歼灭的张灵甫整编74师,就是汤恩伯的主力部队。

  汤司令汤恩伯,浙江武义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官拜国民党陆军上将、陆军副总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要职。据说,汤宅是汤恩伯在第13军军长、陆军中将任上建造的,为的是在家乡有一处落脚点。

  电影里的汤司令是个脸谱化的反面人物,生活中的汤恩伯,充满了人性的矛盾。他曾是日本人畏惧的抗日名将,以南口血战和台儿庄会战被称为“抗日铁汉”。然而他的部队军纪非常坏,河南老百姓以“水旱蝗汤”,来形容“汤军”是河南的四大灾害之一。他对蒋介石死忠,对自己的恩师、国民党元老陈仪敬若父执——“恩伯”这个名字,也是为了感恩陈仪而改。可是,当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见大局不利,劝其倒戈之时,他却毫不犹豫地告发了老师,又天真地希望蒋介石会保陈一命——在他看来,忠孝不能两全,只好大义灭亲。陈仪难逃一死,他大为惶然,四处营救而无力挽回,只能为恩师做最后一件事——当蒋介石要他亲自处决陈仪时,他坚决地说了“不”。

  至此,汤司令黯淡的结局已经注定。1954年,55岁的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闻讯,淡淡地说:死了也好。

  汤恩伯是国民党驻守上海的最后一轮军事长官。电影《战上海》里有个电台女声,总是在妖里妖气地播报:“长江防务,固若金汤……”然而大势已去,军心与人心,皆一溃千里。

  倒是留下一座固若金汤的宅院,从此西湖的茶烟日色,又添了一道渔樵夜话。

  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汤宅起草。历史的深意,总叫人回味不已。

  

  毛泽东悄然来到杭州,是在1953年12月27日这天。随同前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见《王芳回忆录》)。

  毛泽东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毛泽东被安排住在刘庄,办公地点,则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亦即汤宅。当时住在30号楼的是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启龙。他坚持让出来:“把最好的房子留给主席和他的秀才们!”

  1954年元旦以后,宪法起草工作正式运转。每天午后三点,毛泽东从刘庄出发,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84号30号楼。起草小组在主楼工作,主席则在别墅前的平房办公,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曾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浙江省委书记的王芳在回忆录里说:“当时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

  “主席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烟灰缸堆满了烟蒂。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主席的茶杯总是空的,他喝光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 ”

  那年冬天,杭州大雪。西湖银装素裹,天地静美不言。在前往84号的路上,毛泽东下得车来,兴步湖畔。雪地上,留下了一串坚实的足迹。

  30号楼的工作持续了两个半月。毛泽东和他的秀才们先后拿出了初稿、二稿、三稿。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宪法的四稿。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的工作圆满结束。

  毛泽东一生来杭40多次,这是第一次,也是住得最久的一次。以后他每次来杭,总说:“到家了!”——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他住得那样长。

  赵宅 那些只有星光与夜黑才知道的秘密

  “汤界”西侧幽弄深处,为著名华裔画家赵无极的旧居,从前的门牌号码是葛岭路24号。

  赵无极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画家林风眠的高足。1948年以后定居巴黎,在国际画坛是大师级人物。赵氏旧居建于1931年,一幢二层楼的西式花园洋房。赵氏夫妇赴法游学,请好友“无名氏”来别墅居住。无名氏曾在《旅杭二十载记》中记述:“明年冬(1947年)乃迁葛岭赵宅,宋半闲堂遗址也。传贾相(贾似道)战蟋蟀于此,今环佩已不可闻。此宅二亩七分,花园占其过半,风物明媚,林木葱茂。凌霄耀宇,紫藤绕屋。春放玉兰,冬吐雪梅。后窗向翠峦,前轩临西子。湖山秀气,纷披室内,烟波浩渺,悉漾眼底,诚亘古绝色也。人世倥偬三十载,平生渐入佳境矣。”

  别墅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拆除,现仅存门房等遗迹。

  

  没有无名氏,赵宅让后人缅怀的,大约只是“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身份。可是无名氏来了。于是,一段浪漫悱恻的爱情故事,在赵宅的“亘古绝色”里,“又缥缈,又空灵,又诗意”地展开。

  无名氏并非无名。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个真名叫作卜乃夫的南京人,以“无名氏”为笔名,创作了《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画》等多部爱情小说,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作家。1946年迁居来杭后,他创作的小说多以杭州为背景。他觉得,杭州是最好的恋爱故事的发生地。

  那是1951年的5月,正是西湖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他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作家,隐居在大时代的夹缝里,发誓今生要写成一本大书。她是一个柔静贤淑的女生,面带忧郁——她读书很好,心气很高,却因突患结核,心情一落千丈。遵照母嘱,她从上海来到西湖边哥哥的山庄里散心。

  两人本是旧相识。或许,在他和哥哥赵无极谈天说地的过往日子里,默默在一旁添茶续水的妹妹,已经暗暗留心、喜欢上了他?都不重要了。要紧的是当下,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一些美妙的事,终于可以发生了。

  三十多年后,无名氏在台湾,和女作家琼瑶说到这段往事:“那时,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和她恋爱了”——

  因为结核病,她的脸色总是黄黄的。可是在他眼中,“世上的女人只有典黄的脸庞才是美的”——爱情,总能叫人迷了眼。

  他喜欢剪胡子。她帮他剪,一面剪,一面听他说话,也不插嘴,只是笑。这胡子左也剪不完,右也剪不完,竟然剪了三个多小时。

  早上,他和她出门,她说去洗个脸。他拉住她:“不要洗了,你今天的脸上,留着昨天的梦痕,美极了!”于是,她整天很开心,没有洗脸。 

  她洗头,喜欢头上裹着白色大毛巾,穿着蓝花睡衣,拖鞋劈卜劈卜响,跑进盥洗室,风姿如同阿拉伯女人。后来,她走了,他便起劲地搭拉个拖鞋,成天劈卜劈卜,和她的拖鞋声一样响……

  “可惜我与她在一起,只有85天。”1951年8月,赵无华病情加重,不得不返沪医治,两人依依一别,竟成永诀。

  “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至八月二日,在清幽的葛岭山麓,我和无华做了三个月活神仙。”无名氏无限留恋地写道。  

  无名氏一直生活在杭州,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赴台湾定居。离开北山路后,他搬到卖鱼桥,华光桥河下15号,一座“七十二家房客”式的老式民居里。生活清苦,家中仅一桌一凳一煤球炉。也曾坐牢,也曾下放,寂寂无名,却恪守了自己的诺言,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终于写就一部260万字的煌煌大书,《无名书》。

  很多很多年以后,他已苦尽甘来,他也垂垂老矣。在一个清晨,他提笔写下一个字,“华”。

  “华:当我写这个字时,就像弹一个黑色琴键,一片又幸福又宁静的乐声,泉水样地涌现在四周。”

  “我的年龄大得有点可怕了。可是这个早晨,我还能向你写这样一封永不投递的信。这就说明,你对我的情感奉献,给予我怎样一种巨大的生命活力……”

  那个名叫赵无华的女孩,就这样得到了永生——她长长的卷发,高高的胴体,温柔的声音,以及寝室内长长的紫色格子窗帷,黑色书架上景德镇瓷瓶的蓝色,瓶中新鲜康乃馨的红色,都被永远定格在1951年的夏天。而他,仿佛依然坐在那间大客厅的纱窗畔,轻轻在纸上挥笔。

  在他生命中,在葛岭山麓所经验的一切,是记忆最深刻的核心——那些只有星光与夜黑才知道的秘密。

  义庐 孔子也向往的生活

  84号别墅群中,“义庐”依山而建,地势最高。西面就是葛岭古道,环境清幽,景致最为自然。

  “义庐”是一座两层、四开间、两进深的花园洋房,建于1930年。建成时,块石砌基,青砖筑墙,洋瓦盖顶,飞檐翘角,中西合璧。最初的门牌是葛岭山麓28号。

  为什么叫“义庐”?因为主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三个好朋友,向往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情义,在西湖边合资营建了一座别墅。一个“义”字,表达了“有福共享”的慷慨。

  这是人生最洒脱的梦想吧:择一山清水秀之处,与知己好友比邻而居。那是孔子都向往的生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和趣味相投的朋友沉醉于自然山水之间,尘世烦扰洗涤一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陆人希,义庐建造者。江苏太仓人氏,25岁投身建筑界,后成为上海滩成功的营造商。

  1929年,杭州举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征用了北山街大量的私人别墅、寺庙庵堂,做陈列馆,建造了工业馆、大礼堂、跳舞厅、博览会桥等建筑。北山街现在的格局,也就在那时被确定下来。陆人希就在那年来到杭州,负责承建西博会的部分场馆。

  那样日夜对着西湖,略微有些资本的,都会动心不已——杭州,显然是一个太值得人居住的城市。

  博览会场馆完工了,陆人希的梦想也落到了实处。他和两位铁哥们共同凑资两万多银元,在葛岭置地两亩。造房子的工作,当然归专业人士了。陆人希亲自丈量土地,踏看地形,设计图纸,督工监理,快乐地忙碌着。一年以后,一座漂亮的花园洋房在葛岭山脊落成。三兄弟相视而笑。在上海为事业和家庭打拼的一切辛劳,都在这面对西湖、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得到了回报。

  后来,陆人希成了上海南洋建筑公司的老板,江浙皖等地都有他的建筑作品。业务越来越忙,西湖别院,渐渐冷落,遂出租给他人居住。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幢洋房的租金还达到每年二十四石大米,价值不菲。

  这是一个残缺的,有待继续拼图的故事。

  比如,“义庐三结义”中的另外两位,姓名、身份已不可考。前些年,陆人希的幼子、一位空军少将,曾来杭州寻根。然而因为当时太过年幼,对于父辈的往事,他也不甚了解。

  空军少将是从一堆杭州的老照片中,一眼认出了:“这座房子就是我家呀!”

  来到故居门前,少将两眼湿润。小时候,他和同学到西湖上划船,同学常常手指葛岭,笑说:看,你家到了!

  那时,葛岭山上光秃秃的,没有那么多树。从西湖上望去,山上一幢幢洋房,颜色各异,如彩色积木,识别得清清楚楚。

  少将后来参军去了北方。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如何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严格说来,杭州不是他的故乡,只是童年的暂栖地而已。可是他说,六十年来,它是我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西湖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欧式建筑,舆论并不以为然,讽刺“西湖穿了西装”,不搭调。愤青郁达夫更是痛恨西湖博览会桥,恨不得炸了它——这座桥后来果然不存。

  然而有个叫青木正儿的日本汉学家,却发表了这样一通感想:“西湖的一角好像中国的缩影,欧式建筑渐渐中国化,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与西湖完全协调的景观。全中国的文化也如此。”

  现在看来,这是最中肯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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