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进了杭师附小（学军小学前身）。低年级校舍在今一公园附近，旁边是美琪电影院。高年级校舍就是今南山路中国美术学院，当年杭州师范学校的南侧。校园环境优美，有小花园，有清水池塘、假山花卉，十分悦目。

  我在杭师附小留过级。我太贪玩了，打弹子、刮洋片、滚铁环，什么都玩。还喜欢说脏话，被老师用毛笔蘸上红墨水，在嘴上画个圈，以示闭嘴。外面的世界太吸引我了，有时拎着菜篮子到闹市口的茶店前听说书，济公、金台传、血滴子，听得忘了时辰。回到家就埋头看小人书，知道绘画高手叫赵宏本……就这样稀里糊涂过日子。结果大考一塌糊涂，留级！

  这当然是咎由自取，但回想起来，老师也有一定责任。教美术的老师上课很凶，谁走神，就叫你“吃笃栗子”（中指屈起猛叩学生后脑勺），体罚花样很多，谆谆教诲太少。

  解放后，学校的教育面貌一天天进步了。校园生活非常丰富。我们吹着号打着鼓，行进在膺白路上，浩浩荡荡地欢送杭师参军参干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们去街头演活报剧，“打死美帝野心狼”，马路口围满了群众。记得有一次，国民党飞机在我们操场上空盘旋，撒下传单来，老师大叫：“不要去捡！”还有一次操场集会， 童友三主任给我们讲“唇亡齿寒”的故事，说美国那些电影全是大腿舞，看不得！

  教体育的张煜老师身材高大，走路慢悠悠，眼含慈光，让我感到特别亲切。这缘于一次经历：我们在大操场上体育课，我和同学追来逃去，我拣起地上一粒小石子朝前掷，不料正好落在张老师头上。闯祸了！我低着头准备挨骂。张老师却不愠不怒，语重心长地说：“每个人自小就要懂得自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错就改，改了就好。”生活即教育，这番话我铭记至今。

  又有一次, 张老师见我跳远时，脚在空中划动了两下。很兴奋，说我这动作好，合乎科学道理。我受张老师影响，特爱运动。

  在这样充满温暖鼓励的环境下，我这个“皮大王”、“吵包”也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

  我们这批孩子后来出了不少人才：蒋绍愚成了北京大学古汉语研究的领军人物，程娴是东北某大企业的高级工程师，肖继何是诸暨某医院院长……

  师恩难忘，难忘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