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今天的课上得不错。我今天不仅在听你上课，还在看你的情绪。我看不出家里受灾带给你的一点影响。一个教师同普通人一样，会有个人的烦恼，会有家庭的琐事，但是教师与别人不同之处，就是一旦走上讲台，这些就应统统丢在脑后，丝毫不能影响教学工作。你做到了，相信你以后能做得更好。”这番话是45年前的5月13日，我作为实习生在杭师附小上了一堂常识课《声音是怎样来的》以后，指导老师、我的恩师徐珊给我评课时说的。

  上那堂课的前一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实习的杭师附小，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周一要上的课，教案还未获准。我是实习小组长，便帮助同学修改教案，一遍遍地试讲。当晚霞映红西边天空的时候，指导老师许瑞芬终于在教案上签了名。我和同学都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徐珊老师来找我了，他告诉我邻家失火，殃及我家。家人都住到母亲单位去了，他让我回去看看，第二天的常识课可以不上。

  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好不容易找到庆春路旁一条小巷里的母亲单位，躺在床上毫无气力的母亲听说我第二天还有课，马上叫我回校，好好上课。于是，我又一人摸黑徒步一个多小时，走回学校。同学已经安寝，我在被窝里轻声抽泣了一会儿，再把常识课教学的各环节想了一遍，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按原计划上了课。怎么上的课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徐珊老师那浑厚的男低音却时时萦绕耳际。如果说，杭州师范学校三年的师德教育，让我爱上了小教事业，那么，徐珊老师的实习评课，是对我最朴实、最令我难忘，并让我终身受益的师德教育。

  1963年8月，17岁的我成为杭师附小的教师，一直工作到1998年，我被调入教师进修学校。现在我已经退休，但是在附小（现今的学军小学）的往事却仿佛就在昨天。

  曾记得，附小教导处，是一个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可供三人坐的办公桌，一个大约60厘米宽，180厘米高的文件柜，墙上挂着一个有无数小口袋的褪色的蓝布质地的全校课程表。教导主任徐珊老师每天至少18个小时坐在办公桌前。学生思想教育、少先队工作、各科教学……没有他不能指导的。他让我具体感受到老一辈优秀教师扎扎实实的教育教学技能。

  曾记得，我到附小第一年，顾培怡老师是我的第一位恩师。我对她又敬又畏。当她知道我生于1946年时，哈哈大笑起来：“小妹妹，我1946年到附小工作，你刚生下来，我对襁褓里的你说‘小宝宝，不要哭，长大和顾老师一起工作’，谁会相信？你看不就成现实了吗？”顾老师敬业执著的精神，精湛的教学技能，热心的传教品行，让我受用一辈子。

  曾记得，每当我要上公开课时，语文大组长韩群老师，不仅帮我分析教材，还为我做铺路石子，我的每一堂成功的课里都有她的智慧和心血。

  曾记得，每晚六点至六点半，年轻教师又弹又唱，小打小闹，好不快乐。六点半一过，纷纷备课、批改、看教学杂志——没有规定，没有领导，附小的年轻人懂得要自觉走“又红又专”的路。

  曾记得，“文革”期间附小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两派争斗。但是，不用多说，老师们自觉遵守一条“规则”：教师之间的矛盾，绝不带入到学生间，在教育问题上，我们永远是一致的。虽然“大革命”轰轰烈烈，但教学照样扎扎实实。“文革”后，第一次全市毕业生统测，我们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一切为了学生，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这是学军小学教师的座右铭。

  我在学军小学35年，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学军小学这个温暖的集体，我对学军小学充满了不尽的感激与怀念。

  学军小学百年华诞在即，作为曾经得过她抚育而成长的我，曾经为她贡献青春和一腔热血的我，真诚地希望，她在新的时代站在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