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在预备铃声响起来之际，我从家里飞奔下楼，跃过学军小学分部（现文三街小学）旁的一个流水沟，直奔教室。我的学生生涯便是这样开始的。

  当时编班编入4班，同学大多是杭大教工子女，而且集中在杭大河东宿舍的1至4幢。再加上自己有个双重身份（父亲是杭大教师，母亲也在学军小学任教），编入4班时便因为人头熟这点小“优势”，临时在班里充当起了班干部。担任班主任的唐淑华老师，她有一个让我们许多年后回忆起来都很青春的发型——短发中扎了一个小辫。唐老师的笑脸，也是在我们成年后在回忆中才能感受到的一种温馨而踏实的笑容。

  我的任职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优势”而长久。我非常“出格”，平时常和同学打打闹闹。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在课间扭成了一团，结果撞倒了第一排的桌子。因为课桌之间离得近，后面的课桌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倒下了。我傻了眼。这一次严重“事件”，直接导致了我的“下课”。不过，或许是生性顽皮，不做班干部，反而落得个轻松。

  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学不久，天气还很热。一天早上，上课铃声早过了，第二排徐兵的位子还空着。我纳闷，他是住杭大校内宿舍的，算离校较远了，不会迟到吧。这时候唐老师走进教室，告诉大家：徐兵前一天在游泳时溺水身亡。

  那时我们对死亡没有任何概念，但这是我们班上空出的第一个位子。我望着那张空位发呆：这个平时并不多动的小个儿徐兵，在水中的姿态会怎样？

  这种悲哀的情绪并没有停留多久，那张空位很快有新同学坐了进来。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大家还像平时一样上课听课，下课打闹。那时的学业并不紧，很多时候下午不上课，或下午放学时间早。我虽不担任班干部了，但担任着学习小组的小组长。我们住一幢的同学有8个，放学回家后，大家都在走廊上集中做作业。有一次，我和同学张新茂扭成一团，结果把同学严云云家的煤饼炉撞成了两截，害得严家晚饭都没法做。当晚，为了早点去杭大操场上看电影，我在母亲的训斥下，草草地去严家做了检讨……

  班上有个叫何薇的女同学，平时喜欢写诗。她的才气，我无论如何也是比不过的，可在当时的特定时代，她成了我写小字报的第一个对象。我记不得当时写了些什么，但小字报贴出后，我好不得意。后来我还写过唐老师的大字报。在贴出大字报的那晚，母亲回家来问我咋回事，我才感觉到自己“坏事了”，第二天一早便去揭下了大字报。

  四年级时，我们班又有一位叫魏小明的同学溺水身亡。这一消息我们也是第二天才知道。唐老师在课堂上低沉的声音，让我感到难以承受。魏小明和徐兵是在同一个游泳池出事的，都是在发烧时去游泳。或许正因为这样，我在小学里一直没学会游泳，每一次学校组织去拱墅游泳池游泳时，我也只是在浅水池泡泡，唐老师戏称我是个“秤砣”。直到读完高中，有一次我（因为近视）把深水池当做浅水池跳了，“秤砣”终于浮了起来……

  我的少年时代有太多的愧疚，无论是对老师的，或是对同学的，甚至是对自己的。但唐老师潜移默化的教导，无疑成了我的一种财富。她教语文，后来我发现我对文学偏科很严重。我以为其中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包括那位叫何薇的同学，她的“风华雪月”同样影响了我。很多年后，我出版了自己的书，但我仍然感到有几分愧疚。

  1976年9月，我们在学军小学读完初一，升入学军中学。不久，便惊闻毛主席去世的噩耗。对于死亡，我们已经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听闻。当时全校学生在操场上哀悼，我挺直身子，有一个瞬间感觉自己的全身在往上长。

  从学军小学毕业后，小学的同学会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了。同学相会，自然对母校有许多回忆，尤其是对老师的回忆。时间久了，我们都改变了许多，许多回忆或许会变得淡薄，但总有一些回忆会留下来。这些回忆可以寻出我们成长、成人的轨迹。透过记忆的时光隧道，我们仍然能看到过去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