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东阳中兴寺塔旧影
临安功臣寺塔现状
钱镠登云台题记拓本 浙江省博物馆 藏
口述 魏祝挺 整理 徐晓玲
我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爷爷和爸爸都在原浙江农业大学任教，我从小在浙大华家池校区长大。
西湖的山、湖边的塔是我从小看熟、去玩耍的地方，只是没想到这会成为我日后研究的事业。
2024年5月，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成立，作为“吴越国”的一员，我和吴越塔的故事，在这之前，已早早开始。
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我爸带我去逛西湖
我很幸运，生在杭州。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我爸带我去逛西湖。
西湖边的文物古迹很多，我最喜欢的有两大类：一是古塔，二是摩崖造像。
童年里，我最熟悉的塔是钱塘江边上的六和塔，我经常爬到塔上去玩，爬上爬下很有意思，还可以望到远方。
印象最深的是凤凰山的圣果寺造像——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小孩儿哪里知道这是什么像、什么年代的。那时候文物保护还没有现在这样规范，对古迹完全没概念，就是纯玩。我可以沿着台阶上到三尊坐佛的跟前，摸一摸，合个影。
虽然，我自小流连西湖，文物古迹看得不少，但其实没有特别的感觉，即便进了大学。
我在浙大本科学的是国际政治。周末要么去植物园，要么跟同学去毅行，没有目的地逛，看山是山，看塔是塔，看过就算了。后面，我又考上浙大研究生，师从刘瑞芝老师，学日本语言文学。
那时候的我沉浸在文学里，爬凤凰山还要写首仿古诗，我眼里的文物古迹只是文学和历史的“背景板”，我关心的是诗文，不是石头和塔。
人在他乡，开始对访古有志趣了
改变我的，是去日本交换留学的那段日子。导师是个中国通，研究白居易。每次上课，他都会讲一首白居易的诗，指定一个人发言，只有把这首诗里提到的所有典故讲清楚，才算过关，如果模棱两可，下次继续。
轮到发言的人都很紧张，从被布置任务到上台，至少得准备一个月。那段训练很辛苦，却也实打实地打磨出我检索文献、考据细节的功底。
人真的很神奇，之前在杭州，西湖边那么多的文物古迹我就匆匆而过了，习以为常。但是在日本留学时，一有空，我就去逛博物馆、看古迹。东京、京都、奈良的古建名迹与大小博物馆，几乎都被我走遍了。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对访古有志趣了。后来回想，应该是我那时有一点知识储备，稍微能看懂一点东西了。
最大的转变契机，是2009年暑假，我在奈良国立博物馆看的一个展。
那年，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与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联合举办了一场特展“圣地宁波——日本佛教1300年的源流”。这场大展汇聚了中日两国历代珍贵佛教文物。我人在他乡，看了很多的佛像、佛画，虽然看不懂，仍觉得很好看、很精致，又因这个展跟浙江有关，很亲切。
我当时完全没料到，十几年后，我会作为浙博的代表，和上海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的人一起，把当年展览图录翻译成中文版《佛教圣地宁波——日本佛教1300年的源流》（上海书画出版社，2025年10月）。
在日本的这段经历，让我这个原本只爱文学、历史的学生，慢慢对文物、古迹有了兴趣，并且第一次无意识地与吴越国发生了关联。
我被吴越国迷住了，干了两件“豁出去”的事
2010年，我从浙大毕业。能进入浙江省博物馆工作，纯属“撞大运”。
当时浙博正在筹备对日文化交流项目，急需日语专业人才，馆里破例开设日语岗位，面向日语语言文学硕士招聘。我恰好专业契合、条件匹配，顺利入职。
我本来没想过要做研究，只是找一份稳定工作。
入职的头五年，我一直从事外事行政工作，和吴越国、佛教考古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往后人生大概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了。
2011年，我参观了黎毓馨老师策划的吴越国主题大展《吴越胜览：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
我此前学国际政治与日本文学，总感觉相关研究浮于表面、悬在空中，找不到落地的治学门径。看完黎老师的研究，我豁然开朗：以文物证史、凭实物说话，才是踏实厚重、自成体系的研究正道。
黎老师还有一次令人敬佩的学术经历。2014年，他远赴河北定州开展文物调研，从库房整理出一批从未公开展示的佛塔地宫藏品。这类藏品长期封存库房，缺乏系统梳理，资料零散、定级模糊，专业甄别与实物整理本身难度极大。
是黎老师促成了这批稀世文物首次南下浙江亮相，落地办成《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展》，推开了南北佛塔文物互鉴、学术互通的一扇大门。
受到黎老师治学路径与学术情怀的感召，我下定了决心——今后要潜心钻研佛教考古，做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
2014年，我干了两件“豁出去”的事：
其一，考入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攻读我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师从李志荣老师。李志荣老师极重田野、实测、全面普查，不空谈文献。她说，做一类文物就要跑遍所有实例，穷尽一手材料再说话。
其二，我主动申请从外事行政调到历史文物部，正式踏进文博研究的大门。
我要把文献里出现过的所有吴越国塔幢都找出来
虽然调入了浙博历史部，但我没有急着做吴越国的研究，反倒沉下心，扎扎实实做了五年钱币研究，在整理钱币、释读铭文、判断年代、比对文献资料的沉淀历练中，把文物辨识、器物分期、史料考据这些专业基本功打磨扎实。
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摸清了浙博“吴越国”的家底——文物藏品、历代拓片、老旧文献与尘封档案，不少都是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少有人触碰的珍贵资料。这也为我后来做吴越国研究积攒了底气。
2015年底，我最终确定了以吴越国塔幢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方向。身处杭州，最多见的就是吴越国遗存的佛塔和经幢，我给自己定下研究基调：偏向史实研究，把文物当起点，落脚点是时代、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
历史层面的深度研究，仅依靠馆藏文物远远不够。瓷器、钱币、书画这类可移动文物，即便工艺精湛、形制雅致，可供历史考证的信息依然十分有限。而佛塔、造像、摩崖石刻等不可移动文物，天然承载着地点、年代、人物与事件信息，是鲜活的实物史料，最适合补证吴越国历史脉络。
传世文献中关于吴越国的记载本就稀少，留存至今的塔幢，堪称最可信的石头史书。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把文献里出现过的所有吴越国塔幢都找出来，现存的、毁掉的，全都整理清楚。
我找的文献范围很广，从历代正史、方志、笔记、金石志，到老照片、近现代调查报告，几百种书一本本翻，把散在各处的与吴越国塔幢相关的信息一条条捞出来。
这个时候，我就挺感谢自己当年在文科专业中学到的知识，也让我领悟到，播下的种子总会在恰当的时机开出正确的花朵。
杭州曾有两座吴越巨塔：城南宝塔和城北宝塔
在搜集宋代史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杭州两座尘封千年的吴越国巨塔——杭州城南宝塔和城北宝塔。
两座宝塔都高达370尺，都是纯木结构建筑。但在后世史料中，这两座参天宝塔如同不曾存在一样。通过反复论证，我确认了这两座宝塔的存在。
后梁贞明二年（916），钱镠在吴越王宫旁建造了一所大木塔，供养明州阿育王寺真身舍利。这座塔位于子城之南，故名城南宝塔。它与位于子城之北的城北宝塔，都是八角九层的巨型木结构楼阁式塔。从钱塘江上西望凤山，山下的杭州子城两侧，南北双塔凌云，王宫殿阁罗列其间，成为吴越国都的标志性景观。
后周显德五年（958），城南大火塔毁，寺中僧人舍命抢出舍利。北宋乾德三年（965），第五任国王钱俶于原址重建了祖父始建的城南宝塔，依旧是九层八面，雁塔凌云，还在塔前建造了两座大石幢，刻经镇护。
一千年后的今天，木构的真身舍利塔早已灰飞烟灭，石制的双幢却依然耸立。“崇雁塔于九重，卫鸿图于万祀”，吴越国王钱俶的美好祝愿，依然清晰可见。
2026年3月，历史人文纪录片《吴越国》开播，第四集《见塔》，特别根据我在书中的考证和描述，重现了吴越国杭州双塔凌云的历史场景，这是杭州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惊鸿一瞥。
作为研究吴越国的杭州人，看到这一幕想过多次从未见过的景象，极其感动。
从调查整理这座吴越古塔开始，我触及到一千多年前一个个真实生活过的人
要说真正让我在吴越国研究领域站稳脚跟的，是东阳中兴寺塔。
这座始建于北宋建隆二年（961）的古塔，于1963年倾颓损毁。塔中出土的珍贵文物自此封存库房，相关考古整理与研究报告，始终未能正式编撰刊布。
2018年，东阳博物馆和黎毓馨老师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我，我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核心材料”。
东阳中兴寺塔是我的“幸运星”。当时如果给我一个特别简单的塔，没有文献信息、文字信息的，我做不出成果；如果给我一个比这更复杂的塔，以我当时的水平和能力，我可能也做不出来。
一切都是刚刚好。
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我经常往东阳跑，在库房里一件件清理，看铭文、断代、比对文献，我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二次考古”。
从1963年中兴寺塔倒塌到2018年，过去整整55年了，重新去辨识这些铭文，我发现了大量信息，把此塔建造的前因后果以及跟吴越国其他佛塔、吴越国王、高僧的关系都做了详细分析。
中兴寺塔里出土的上百种文物，包括了石碑、舍利容器、佛像、佛经、铜镜、金银器、玻璃器、瓷器、钱币等。最珍贵之处，在于它留存着现存唯一一块近乎完整的吴越国造塔记原碑——《婺州东场县中兴寺新砖塔舍利记》，这是连大名鼎鼎的雷峰塔都无法比拟的。
雷峰塔虽为吴越国钱俶所建，却从未出土过正式的造塔记碑，其建造细节仍有很多未解之谜。而中兴寺塔的这块原碑，文字清晰、信息完备，将建塔时间、主其事者、造塔缘由一一载明，彻底告别了“靠风格猜年代”的考古困境。
这些碑刻和出土器物，记录了数十位吴越国供养人共同建造佛塔的历史，包括杭州的吴越国王钱俶、天台的国师德韶、东阳的僧人和信众。这些承载了虔诚祈福和美好祝愿的佛塔，就这样一座一座，建造在了吴越国各地。
这些都是正史中不曾触及的社会史、艺术史，是最真实的历史材料。从调查整理这座塔的文物开始，我触及了一千多年前吴越国一个又一个真实生活过的人，以及他们的历史。
因研究中兴寺塔，我也被关注到了。2020年，浙江省启动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考古学家郑嘉励老师找到我，邀请我加入调查工作。这个插曲为我提供了切入吴越国另一个研究领域的契机，自此除了吴越国塔幢之外，吴越国石窟也成为我重要的研究对象。
脚手架提供了我近距离领略吴越国石作技艺的机会
2020年开始，我真正全身心投入吴越国研究。我闭门不出，全力梳理文献、补充实地调查资料、增补内容，尽量摒弃明清二手史料，主要采用宋元早期文献，结合实地踏勘验证，在我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专著《吴越国塔幢研究》。
我非考古与古建筑科班出身，跨学科研究之路，步步皆是挑战。初涉塔幢研究时，面对散落浙闽苏皖的遗存、真伪难辨的方志记载、唐宋之际建筑形制的演变，常感无从下手。
我循着文献线索，遍历杭州、苏州、湖州、台州等地，踏勘六和塔、保俶塔、闸口白塔、梵天寺经幢等现存遗迹，也寻访了诸多仅存文献记载的塔幢旧址。
近十年间，闸口白塔、梵天寺经幢、灵隐寺双石塔与双经幢，先后因修缮等原因搭设了脚手架。借着这难得的机会，我逐层登攀，对建筑细节一一拍摄、精准测绘，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近距离考察让我得以直观领略吴越国精湛细腻的石作技艺，厘清了诸多造像图样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同时也证实，这批塔幢并未留存营造题记。可以说，正是脚手架提供的近距离观测条件，才让深入研究成为可能。
杭州的湖山因《太平年》热闹了起来
工作在浙博，有翻不完的史料、看不完的馆藏、寻不完的古迹，还有一路遇到的好老师、好伙伴。我常常想，但凡换一座城市、换一个单位，我都不可能顺利走上这条路。
事实上，长久以来，吴越国研究都算是“冷门”，现在能受到这么多关注，要感谢热播剧《太平年》，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部剧才知道吴越国的。杭州周边的湖山热闹了起来，来来往往都是寻迹吴越的各种研学团、旅游团。
说起石窟，大家熟悉的都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北方的名窟。但很少有人了解，吴越国在杭州也留下了大量石窟造像。
很多人来灵隐看飞来峰，目光只停留在藏传佛教造像上，却忽略了吴越时期的石刻。
我整理了一条吴越佛教艺术的探访线路，经常带着古迹寻访爱好者走遍南北两山。路线从吴越王宫出发，经梵天寺经幢登上凤凰山，游览圣果寺造像、排衙石与钱镠诗刻；接着走访慈云岭钱弘佐造像、石龙洞造像、吴越郊坛题刻、天龙寺造像；再往西去到九曜山造像。顺着虎跑路进入满觉陇，石屋洞五百罗汉、烟霞洞十八罗汉依次映入眼帘。
一天之内从凤凰山走到南高峰，一路打卡十几处吴越塔幢、石窟与题刻，现在这条路线热度很高。
这些年，关于吴越国的大规模田野调查差不多告一段落，目前存世的所有吴越国古塔我也几乎全部实地勘察过了。我始终坚持一个理念：我不是为了研究塔本身而研究塔，我是希望借助塔、造像这些静默的古迹来还原、订正、补充吴越国的历史。吴越国的文字史料太少了，古迹，就是最可信的历史。
而我，愿意一直做它们的解读者，把塔中包含的历史和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如今每逢周末空闲时，我也会带着九岁的儿子在西湖的山水间访古。就像小时候，我的父亲带着我去逛西湖。每每看到西湖边的佛塔，儿子会问我，这些塔是什么时候造的？我说是一千多年前的吴越国，爸爸在研究它们，但还有很多谜底，等着我去揭晓。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