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第1版）村党支部书记、主任余悦坐在村民代表旁，认真记录着每一条建议：五彩稻田、荷花池等景观需打造网红打卡点，稻香餐厅标识亟待优化……这样的面对面交流，早已成为孙家畈村的常态。

“老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余悦在淳安县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作交流发言：“我对照‘发展带头人’要求，去年主动承包村里的荷花池，种荷花，卖风景，引客流，并开办微信短视频账号‘大墅底下小悦悦’，发布短视频40余条，其中一条视频播放量超千万，不仅让更多人认识了孙家畈，更直接带动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5万元，成功实现‘流量’变‘销量’。”

“我知道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想，乡村振兴最终要依靠青年的力量，即使再微小的努力都值得点赞和鼓励。”余悦深知，“我有很多短板与不足，但我有带动村民共富的决心，有为民谋福利的真心。”

徐军，枫树岭镇党委委员，年轻、干劲十足。见到他时，他正忙着联系一个有返乡意愿的游戏主播：“这个主播很年轻，是本地人，在外闯荡了一些年，如今想回来创业。”徐军很是开心。

作为淳安县首家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孵化器，位于枫树岭镇的大下姜乡村振兴创新创业中心，最近几年吸引了62家注册企业，业务涵盖特色农产品开发、文化艺术传播、医疗科技、栀子精深加工、茶叶精深加工以及直播电商等领域，初步形成多业态协同、多主体联动的创新创业发展格局。

徐军说：“创新创业中心通过专家指导、政策激励以及金融助力等方式，让乡村梦想客‘来了就有房，来了就有伴，来了就有梦’。”

生活发生巨变，信心逐渐积聚。争做“四种人”，这通俗易懂却重若千钧的话语，成了党员干部的一种信念。

价值引领，用自己的方式写下生动的注脚

如果说下姜村和大下姜的实践是“点”与“面”的探索，那么“四种人”不仅是精神指引，更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价值坐标。它重塑了干群关系，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富裕从愿景走向现实。

在“四种人”要求的感召下，淳安的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这种信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转化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

淳安县委组织部的同志深有感触：“光靠热情和觉悟是不够的，必须有刚性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2017年，淳安县委出台《关于践行“四种人”要求锻造勇立潮头铁军排头兵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发展带头人、新风示范人、和谐引领人、群众贴心人”的具体实践。2018年，在农村、机关等全面推行“四种人”支部堡垒指数和党员先锋指数考评管理，先锋党员、警示党员一目了然。

当我们把目光从枫树岭镇投向更广阔的山乡，会发现每个村庄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四种人”写下生动的注脚——

在城东社区，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其敏用三个小故事形象诠释了什么是“新风示范人”：建垃圾主题公园引导居民养成分类习惯，打造“暖蜂驿站”温暖快递小哥，腾出场地建设婴幼儿成长驿站解决年轻父母带娃难题。“做社区工作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把一件件小事做实做细做到群众心坎上。”吴其敏说。

石林镇岭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方玉萍用一套“三员急递”机制给出了“和谐引领人”的样本。村民之间有矛盾纠纷，村干部、民警、网格员同步到场，各展所长：讲政策、释法理、以邻里亲情柔性疏导。去年以来，快速化解纠纷12起。“没有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就是用心用情化解矛盾，把小事做实，积少成多，就能引领村庄和谐发展。”

在海拔更高的胡家坪村，王阜乡党委委员、副乡长罗春贵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群众贴心人”。这个户籍人口仅473人的小山村，人员居住分散，最远的自然村到村委楼要步行两小时。留守老人吃饭是最大的难题——2024年村里建起老年食堂，党员义务送餐上山、送到田头。村干部还实行“全程代办”，从建房审批到医保缴费，从代取快件到陪同就医，全年代办240余件。

罗春贵对自己身份的理解朴素而深刻：“我是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我又不是官，是最基层的普通干部，绝不能有官气官威官样。”这话有点“矛盾”，却恰恰点出了基层干部最可贵的那份自觉——既要扛得起责任，又要俯得下身子。

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淳安的经验，放到杭州其他区县还管用吗？城市社区和偏远山村，能共用同一套“话语体系”吗？

2026年初，杭州市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在新一届村（社区）“两委”班子中开展践行“四种人”要求 推动“六干”开局的实施方案》，将“四种人”要求推向全市。这份方案没有简单照搬农村的做法，而是区分了“村”与“社”的不同场景，强调城市社区要突出“红茶议事”“业主开放日”等载体，农村则要深化“网格议事”“樟树下议事”。

杭州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四种人’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它的价值引领。每个村社都要找到自己的‘四种人’路径，而不是照抄下姜村的‘作业’。”

在履职能力提升上，杭州市构建“基础+专题+特色”课程架构，组织优秀书记、主职后备进党校学习。在激励约束上，推行“两委”干部任期纪实管理制度，动态开展“五维分析”。在减负赋能上，选派新一批农村工作指导员，组建“帮帮团”集体到村报到。

从下姜到“大下姜”，从淳安到杭州，这20年，是一份嘱托的传承史，是一群人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史。而“四种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它写在田埂上、写在社区的驿站里、写在村社的长廊闲谈中、写在每一个被看见、被尊重的普通人脸上。

这，或许就是“四种人”要求最动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