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人工智能学会的展厅，来自杭州各家人工智能企业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陈列其间，像一座微缩的科技馆。
记者 傅凌波／文 步恩撒／摄
在中国智慧信息产业园，杭州市人工智能学会的所在地，“95后”赵星伦用三间连通的办公室，搭建起了他理想中的微观世界。
最左边是一间会议室，不时有来自高校和企业的面孔在这里交流对接；中间一间是学会的展厅，来自杭州各家人工智能企业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陈列其间，像一座微缩的科技馆；而推开最右边的玻璃门，画风一变——桌上摊着电路板，地上堆着测试工具，几台机器人半成品靠在墙角，这是赵星伦创办的具身智能企业。
三间房，三种气息，对应着赵星伦身上的三个鲜明的身份：杭州市人工智能学会的秘书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兼职导师，以及一家AI公司的创始人。
“很多人看到机器人都会觉得很高大上，但我创业的第一个项目是智慧厕所。”赵星伦笑着回忆。
2017年，趁着创新创业的热潮，他带着团队把传感器装进公厕隔间，让空气质量数据和厕位状态在云端流淌。随后几年，“未来乡村”“未来工厂”项目一个接一个找上门来。他自嘲自己当时像一个“技术包工头”，哪里有需求就往哪里赶。
2020年，赵星伦凭借物联网技术在环境监测与治理领域的应用，获得了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十大未来之星”的称号。
然而，这种日子并没有让他感到兴奋。
“做久了项目集成，就像个搬运工，永远在别人的逻辑里打转，而不是核心技术的创造者。”企业挣钱了，他反而陷入了迷茫。他意识到，如果不想一直做技术的跟随者，就必须停下来。
“我们决定停掉所有工程项目，沉下心来做自己的技术平台，哪怕自掏腰包几百万元也要转型。”
他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将目光锁定在机器人二次开发上，试图破解多品牌机器人协同作业的壁垒，同时尝试用生成式智能赋予机器人更自然的交互能力。
这次转型，让他从一个“技术包工头”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业者。
在创业的同时，赵星伦也迎来另一重要的身份——杭州市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
他从大学时期开始创业，长期接触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对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学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做那个懂技术也懂市场的中间人。
“在学会里，我更像是一名‘技术翻译官’。”他发现，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上，沟通常常比技术更难跨越，高校老师追求算法创新，企业需要的是可用的高性价比产品；企业家以为AI无所不能，结果投出一堆“伪需求”。
为了打破这种隔阂，在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指导下，赵星伦带着杭州市人工智能学会团队专心做好三个定位：需求对接的“店小二”、创新生态的“连接器”、公益科普的“主力军”。
在产业一端，组织“杭州人工智能企业行”等系列人工智能活动，带领公众走进科技企业，零距离体验AI技术，同时推动杭州与长三角多地的跨区域对接。他的任务，是把晦涩的技术语言翻译成商业界听得懂的“大白话”，再把市场的痛点翻译成技术能解决的逻辑。
“既要让企业找到技术，也要让公众看懂AI。”杭州市人工智能学会每年举办近百场科普活动，近年来承办杭州市科协“杭州数字素养讲堂”“人工智能+X应用场景科普”“科普+传统节日”等系列主题活动。“AI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幻影，它是可以摸得到的现实。”他希望在公众心中种下一颗颗理性的种子，让他们明白技术的边界与可能。
如今，他不仅自己创业，还回到母校，成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课堂上教授创新创业课程的兼职导师，带着学生参加各类科创大赛，在真实的商业场景里摸爬滚打，累计指导学生斩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金奖、挑战杯全国金奖等20余个国家级奖项。
他每天的时间表被切成三块——上午在学会处理事务，下午给学生上课或辅导项目，凌晨还常常和团队一起调试机器人代码。“时间不够用，那就管理好它。”他笑着说。
在迎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赵星伦给自己贴上了“创新生态奋行者”的标签。
在他看来，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人工智能第一城”，核心在于生态。“很多人工智能企业，骨干团队几乎都是95后甚至00后。一个城市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包容的创新生态。”
回到智慧信息产业园的那三间房。会议室里，下一场校企对接活动已经排上了日程；展厅中，新入驻的机器狗正等待首次亮相；最右边那间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赵星伦的团队正围在一台测试中的机器人前，讨论着下一行代码的走向。
三间房，三种节奏，三个身份。在代码与泥土之间，在学术与产业之间，这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正在用行动搭建一座看得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