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说 孙裕增 / 杭州市历史学会理事、赵抃研究专委会执行主任
本图由AI生成，仅作示意参考／王璟 制图
赵抃 画像
表忠 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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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抃去世后，苏轼含泪写下《赵清献公神道碑》，称他“兼有东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笔墨之间，是敬仰，更是传承。
■ “一琴一鹤”是赵抃为官的底色：清白如琴，高洁如鹤。他用一生诠释，造福一方，不在表面光鲜，而在润物无声；为官一任，不在一时喧嚣，而在百年思念。
首席记者 郑晖／文 郑超／视频
记者 倪宇翀 实习生 周一宸／摄
西湖柳浪闻莺内，一座钱王祠，藏着吴越千年的风骨。
沿着钱王祠甬道前行，五道功德牌坊依次矗立，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
电视剧《太平年》热播后，钱王祠游人如织。但许多游客不知道，这座祠里，还藏着另一位北宋名臣赵抃（biàn）的苦心。
“没有赵抃，就没有这块碑。”杭州市历史学会理事、赵抃研究专委会执行主任孙裕增，背着一只印有“一琴一鹤”图案的布袋，带我们走到静立一隅的《表忠观碑》残石前。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五月，素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州。
此时，距离钱氏纳土归宋（978年）已近百年。赵抃发现，吴越国王钱氏的多处陵墓、庙宇及家族坟茔已荒废。他深感钱镠三代有功于社稷、有德于百姓，于是奏请朝廷修坟建庙，将龙山（今玉皇山附近）一座废佛寺改建为“表忠观”。
为了这座观更有分量，他请来好友苏轼撰写碑文。有趣的是，苏轼并未自己发挥，而是原文照抄了赵抃的奏章；全文不足千字，将钱氏家族维护国家统一、纳土归宋、使江南免于战火的功绩，梳理得清清楚楚。这份“偷懒”之作，也因苏轼沉厚雄健的楷书，被历代诸多书法名家和爱好者推为“苏轼楷书第一”。明嘉靖年间，浙江巡按胡宗宪将“表忠观”从玉皇山迁至西湖边灵芝寺旧址，改名“钱王祠”。
孙裕增认为，赵抃奏建表忠观，一是为了主动梳理历史政治遗产，深刻汲取历史经验；二是揭示永保区域安定之要害，传承外交谋略和境内治理方略；三是着意旌表士族贡献，观察和分析吴越执政得失。
斗转星移，世事变幻，宋代所刻的《表忠观碑》现已下落不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杭州知府陈柯重刻《表忠观碑》，流传至今尚存三片，碑身高223厘米，宽101.5厘米，厚26厘米，字迹清晰，弥足珍贵。
“事实上，赵抃第一次知杭，是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孙裕增向记者娓娓道来：“那会儿他对百姓宽厚，结果盗贼趁机作乱。他没有一味姑息——对情节轻微的，他劝化教育；对那些为非作歹的恶徒，他铁面无情，黥配他州。宽严相济、一张一弛的方法，使得盗窃团伙纷纷瓦解，为恶之人四处逃逸。很快，杭州境内就安宁太平。”同年十二月，赵抃调离杭州。
“赵抃一直注重个人修身养德，每日要焚香告天、日省吾身，养成了清正、刚直品格。”孙裕增谈到，赵抃治理杭州，施政以宽简为本，取消茶税、羊税和各类弊政，微服出访做基层廉政监察，后人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宋史·赵抃传》称赞说：“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
更难得的是，他举贤荐能，苏洵、周敦颐等三十余位贤臣皆出其门下。孙裕增感慨：“为官者，不贪己功，而为国储才，这才是真正的远见。”
赵抃去世后，苏轼含泪写下《赵清献公神道碑》，称他“兼有东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笔墨之间，是敬仰，更是传承。
如今，在钱王祠，我们仍能见到《表忠观碑》的拓片与残石，文中那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道尽了吴越国七十二年的太平岁月；全篇不足千字的碑文，沉默千年，却依然在讲述一个关于担当与远见的故事。
一块表忠观碑，半部杭州史，连接着钱镠的安民之德与赵抃、苏轼的润城之功。
历史上清官很多，但赵抃是以“铁面御史”之誉被写进《二十四史》的唯一一人。他两知杭州，政绩不显赫于一时，而泽被于千载。
而今看来，赵抃的可贵在于，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显绩”，而是默默做“潜绩”，奏建表忠观，为后世留存历史记忆与治理智慧；宽严相济治盗，是平衡稳定与教化；取消苛税、以工代赈，是让百姓真正得利；举荐三十余位贤臣，是为国家储备长远力量。
“一琴一鹤”是他为官的底色：清白如琴，高洁如鹤。他用一生诠释，造福一方，不在表面光鲜，而在润物无声；为官一任，不在一时喧嚣，而在百年思念。
赵抃离开杭州六年后重游，“杭人德公，逆者如见父母”（指百姓感激他的功德，迎接他的人如同见父母一般）。民心，才是政绩最真实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