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冯天虹 整理 邹杭定
20年前，一个春雨绵绵的夜晚，在浙江省音乐厅，我与汤永立等四人共同举办《追寻年轻的梦》音乐会。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独唱舞台。尽管，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那天晚上，音乐厅里人头攒动。音乐厅经理连忙叫工作人员准备好折叠椅，放在过道备用。
歌友吴允焘，在音乐会前专门爬上良渚五郎山，采来一捧迟开的映山红。映山红是山坡崖畔最普通的小花，即使生长在贫瘠的土壤中，它照样也能顽强存活开花，在春风里轻轻“歌唱”。父母叫我天虹，我给自己起名“映山红”。
当我拿起话筒，唱起《小背篓》，不禁思绪万千，往事一幕幕，像电影的慢镜头，一一在我眼前回放。
我对唱歌的热爱，在我一记记捶稻草时，已悄悄埋下
我出生于1952年。我的父母亲都来自于当时的杭州郊区——母亲是袁浦人，父亲是周浦人。父母年幼时，抗日战争爆发，两个瘦弱的孩子各自随着家人逃难。他们一路逃到金华，和家人走散，不幸中的万幸，他俩都被送进了当地的儿童保育院。
父亲聪明好学，有文化，还会写诗，17岁在保育院当上“小老师”。母亲被保育院送到南京读护士学校，后来，因为得了甲状腺肿大，书读不下去了，申请休学回到杭州。
抗战胜利后，他们在杭州重逢，结为终生伴侣。父亲调来杭州儿童福利院工作，母亲在上城区酱园弄小学（现小营小学）做老师。
大概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母亲要到临平去工作，父亲调到瓶窑大观山果园，于是全家搬去了良渚乌龟山。没过不久，父亲工作又有变化，有时一周才能回来一次。母亲索性从临平退职回家照顾我们。可是仅靠父亲五十几元的薪水，日子过得艰难。
为补贴家用，我11岁时，母亲带我学编草鞋，她一面捶稻草，一面讲有趣的故事给我听，至今，我还记得《追鱼》《洛神》，这些都是那时候听来的。
母亲有空时，还会教我唱歌，唱《歌唱二小放牛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她教我唱《松花江上》时，听到那凄凉悲壮的曲调，我低下头来，不觉泪眼汪汪。
现在想来，做过老师的母亲对女儿很用心，在那样的条件下，用润物无声的教育，尽量满足孩子对求知的渴望。
在我家，不仅母亲会唱歌，父亲也善音律，他会拉二胡，《二泉映月》拉得如泣如诉。他还弹得一手娴熟的风琴。可惜家徒四壁，难得听到父亲那行云流水般的琴音。
那时，学校里有《儿童时代》杂志，上面常有新歌介绍，并附乐谱解说，这让我琢磨乐谱的兴趣倍增。于是，我自学识谱，组织同学排练歌舞演出节目，这也让我变得自信。
可能因为从小受父母熏陶，我对唱歌的热爱，如同种子一般，在我一记记捶稻草时，早已悄悄埋下。
结婚了，我有了一台“赤膊佬”收音机
遗憾的是，我没能继续读中学。为能赚到一点工钱，不在家里吃闲饭，什么事我都拼了命去做。
13岁时，母亲去供销社买来劈竹子用的斫刀，又找到竹匠师傅，教我们姐妹打竹篮子去换钱。
我与姐姐借来一部手拉车，来回几十里路，去鸬鸟山区四岭水库拉回一车小竹。在鸬鸟陡峭的山坡上，姐姐拉着一车小竹在前，我用力推车在后，向彭公竹木检查站一步步走去。太阳已经下山，小姐妹俩单薄的身影，在空无一人的山路上慢慢移动。
春天来了，不知名小花开遍田头地角。我四处托人寻找打零工的机会，到建筑工地去搅拌砂灰，跟几个姑娘去大观山农场采啤酒花，还爬上云雾缭绕的茶山采茶叶。那些年里，我到处奔走只为一份临时工作，也是在四处打工中，我认识了在大观山农场工作的王纪仪。
王纪仪大我七岁。母亲问我，他究竟好在哪里？我认真地告诉母亲，他是一个劳动好、勤快肯干活的人。
22岁，我结婚了。一床一桌和箱橱五斗柜，再加上一只没有木头外壳的“赤膊佬”收音机，就是我们新婚的全部家当。
这只“赤膊佬”收音机是朋友组装的，喇叭搁在大号搪瓷茶杯上充当音箱，机器简陋到连调谐电台的旋钮都没有，全靠用手拨动可变电容器，小心翼翼来调出电台。如果一不小心手抖一抖，刚调出的电台就被抖掉了。这只“赤膊佬”传出的歌声，给喜欢音乐的我带来莫大的安慰。
那些年，我们最爱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晚上，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收听上海台的精彩音乐节目，王玉珍唱的《洪湖赤卫队》、郭颂的《新货郎》、才旦卓玛的《翻身农奴把歌唱》和《北京的金山上》，这些歌曲，我都是从电台里学会的。昏黄的灯光下，吃完饭我们先不收拾，静静坐在饭桌旁，欣赏那些美妙动听的歌曲，成为一天辛劳后最好的精神享受。
这台“赤膊佬”收音机，一直忠心耿耿，我们用了六七年，直到温州亲戚送我们一台“8080四喇叭”收录机。
从临时工到技术员，我在大观山培育“翠冠”
结婚第二年，我们有了儿子王纯汀。好事接踵而至，我终于转为大观山农场的正式工，分到果树队里整枝护理、嫁接育苗。我认真做事，跑腿勤快，记录科研数据又特别认真，还有教授专家点名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科研项目。
跟在专家身边，一来二去的，我愈发感觉到自己知识贫乏。1981年，我报考了中央农业技术广播学校。
一开学，就遇上从未学过的化学，天书一样。因为唱歌要识谱，我只认得与乐谱七个调子有关的英文字母，对化学原理却一窍不通。
困难没有办法多，我在房间墙上贴满了化学元素符号纸片，时不时上前去默默读两张，碰到不懂的地方，逢人就问。终于渐渐搞懂了化学分子式，考试得了92.5分，攻下了这只“拦路虎”。
后面那些与化学有关的土壤肥料学、植物生理学与遗传育种学等，都被我一一跨越了。1985年，我以各科平均90.5分的好成绩，拿到了中等专科学校的毕业文凭，成为果树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
我以自己的努力改写了人生履历，文化程度一栏从此不再填写“小学毕业”，扬眉吐气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大字。站在人群中，我觉得自己不再矮人一截了。
有了学历和专业知识，参加育种科研机会多了。培育一个新的果树品种，从人工授粉到开始挂果，起码得三四年，还要经过筛选嫁接，总得五到七年时间才能成功。
我参加培育过“翠冠”梨，这是用本地优质梨头，与日本梨花粉杂交后，选育出来的优质品种，这种梨皮薄汁多富含维生素，甜度高，果型大。当春天桃花谢了之后，大观山漫山遍野的梨花盛开了，到处梨花如雪，是山野中最清新的春色。
至今在杭嘉湖的果园，还可以看到我们精心育种的“翠冠”梨挂在绿树枝头。
在农场，组织大型文体活动有句行话，一年“文”，一年“武”。“文”即为大型文艺会演；“武”为运动会，包括游泳锦标赛。那时的我能歌善舞，跳起舞来一点都不比唱歌逊色。有一年，我们根据农场生活自己创排了舞蹈《果园的早晨》，舞蹈最后一幕，是我轻轻一跃，跪在舞伴俯身的背脊上，这个舞蹈动作，要做得干净利落，在今天看来也是有难度的。
“唱唱歌老开心了，一唱就把肚皮里的郁闷之气吐清爽了”
就在我以为人生的小船终于驶进风平浪静的港湾时，1998年春节刚过，我收到农场下岗内退的通知。
虽然内心不服，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份工作，去了亲戚开在祥符的头盔门市部做会计。每天收一大包花花绿绿的钞票后，再骑车去银行存款。熬过一年，我辞去工作，经熟人介绍，跑到刚开业的钱江小商品市场，买了一个摊位开花店。
我之前没做过生意。进货看不准，价格报不好，买家嫌花差，辛辛苦苦没钱赚。我从早到晚灰头土脸，守着个摊位寸步不能离，家里事顾不上，生活更是过得颠三倒四。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变得很灰暗。
半年后，生意有了起色，可我却依然开心不起来，坐在逼仄的店里，常常面对着川流不息的路人发呆。我想，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做到第十一个月，我彻底想通了，不顾旁人劝说，我将这个摊位转让了。邻居大姐见我眉头紧锁，劝我去浙江省老年文艺大学唱歌，她说：“唱唱歌老开心了，一唱就把肚皮里的郁闷之气吐清爽了。”
报名应试那天，我唱了首《我和我的祖国》，等我唱完，老师竖起大拇指说，你是女高音呢！
就这样，没啥悬念，我一步跨进了老年大学合唱团。
我喜欢合唱，那是最美的一种人生体验。优美的合唱如诗如画，能将听众带入一个纯净无瑕的音乐世界。在歌声里，团员默契互助，合作包容性特别好，这是任何乐器都无法替代的。
合唱非常讲究共性，作为女高音声部长，我站在前排中间位置，双眼紧盯指挥上下飞舞的手，聚精会神近乎到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因为，指挥的手是合唱的灵魂。
一个学期唱下来，我因乐感悟性好，被老师选中去山东威海参加合唱比赛。我们以一首《我爱你中国》参赛，获得金奖。
唱高音时，要软腭抬起，像打哈欠
小时候，常有大人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总是脱口而出，想做上台唱歌的演员。我从没想过，人过五十后，还能离梦想更近。
进了合唱团，我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发声方法、练习气息和其他唱歌技巧。
练声乐要靠悟性和下苦功，为了找到唱高音时软腭抬起的正确位置，我拼命体会打哈欠和软腭抬起，直至感觉恶心。外出乘车时，我从不坐下，就站着悄悄练习腹式呼吸。我深知唱歌需要学习，光靠先天音色好，是走不远的。
那段时间，我学习到了痴迷的地步，放弃了唱歌以外所有活动。听老师上课，我总是紧随她走，即使去隔壁班级上同一堂课，我也是听了又听，仔细琢磨。我舍不得放弃任何一次学习机会，甚至在母亲病重之时，我仍然挤出两小时离开病房，匆匆跑出去听课。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非常内疚，心中对不起妈妈。
2002年秋，我陪同家人去广西南宁。在那里碰到母亲的朋友，南宁市艺术学校的刘老师。她邀我去她家与学生们一起练唱。钢琴伴奏响起，我迅速跟上，居然一直唱到High C。刘老师听说我只在老年大学学了两年，连说可惜了，如果早几年能够相遇，她一定不会放过我这棵好苗子。
2004年，我随杭州师范大学音乐系退休老师张先庆去了杭州西湖合唱团，这是一个完整的混声合唱团队，我担任女高音声部长。一年后，我参加了“浙江省首届中老年演唱大赛”，独唱一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夺得大赛金奖。
我把当年在工作上的干劲用在唱歌上，好在家人都支持我。当时，我丈夫还在工作，儿子已经考上大学，我虽内退，但有生活费，经济压力不大，我就专心致志地唱歌，去实现一生的理想。
我想去帮助更多的歌唱爱好者从容地走上舞台
时间继续向前。十年中我出了个人专辑，圆了我的音乐梦，还成为杭州音乐家协会会员。更加令人振奋的一件大事，是2010年夏天，我和王纪仪一起跟随“杭州民间老年文化交流代表团”出访德国。
老王也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放风筝。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他是杭州市拱墅区超大型风筝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农场工作时，他就偏爱制作风筝，后来积极参加各类大赛走出国门，放风筝放出了名堂。
在这之前，我们夫妻俩从未出过国。我们去访问的吕讷堡，是德国著名的“盐都”，距汉堡不足四十公里。我作为代表团女高音独唱演员走进吕讷堡成人教育学院、吕讷堡农场和欧德曼中学等地登台演出。
在历史悠久的欧徳曼中学，我们与学校合唱团同台共演。我先演唱了《玛依拉变奏曲》，又与同伴合唱了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名曲《乘着歌声的翅膀》，赢得阵阵掌声，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激动。吕讷堡成人教育学院的鲍雪阿特女士紧紧拥抱我们，“你们的演出使我感到骄傲！”
我的先生王纪仪在全体团员协助下，放飞“卡通狐狸”“彩蝶纷飞”和“立体旋转”等优秀风筝作品。第二天，吕讷堡市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德友好放飞风筝的照片。
音乐分享无国界，民间交流传友谊。访问德国回来，我对音乐的理解又更加深了一层，我想去帮助更多的歌唱爱好者走上舞台，让音乐与歌声，走进我们平凡的生活。
我已渐渐成熟，不再满足于个人的成功，而是更加致力于团队的建设与共同进步。
所有团员都是评委，谁都可以上台指出不足
2016年，我们聚合了杭州爱好声乐的一些歌友，创办了“好时光”声乐团，大家一起练声唱歌，切磋技艺。一年后，在杭州市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三江杯”大赛中，“好时光”获得中老年组金奖（女声四重唱）。真开心！
比得奖更重要的是，因为唱歌，因为比赛，会看到差距，我又有了不断努力的动力。2018年，我们“好时光”在余杭“山沟沟”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邀请了杭州许多音乐人与合唱团交流，有的声乐团还专门排练了节目前来参加。
如今，我们“好时光”声乐团成立第十年了，团里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57岁，许多团员间的交往和了解早就超过了20年。
我们平时就在滨江区党群服务中心排练。每一次排练，坐在台下观众席里的团员都是评委，谁都可以上台指出不足。
2025年秋天，“好时光”声乐团举办了《声颂中华·乐映山河》专场音乐会。又一次站在台上，满场歌声回荡，我忽然了悟，这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音乐欢聚，这是我用一辈子的经历，用心写就的一首人生之歌。
曲终，人未散；放歌，情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