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城
吴焯参与编纂《西湖志》
吴焯《老子骑牛图》
九曲巷
孙 侃
清泰街佑圣观路口往东，步行百步余，即可向南拐入一条烟火气极浓的小巷，是谓九曲巷。这里曾是清代中晚期杭州著名私家藏书楼瓶花斋的所在地。
进献《四库全书》三百余卷藏书，声名赫然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下诏，将《永乐大典》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编纂工程由此开始。编纂的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历时七年，各省均向朝廷进献，共征得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
浙江的进书中，杭州瓶花斋藏书达305种，数量列在知不足斋（清代徽商鲍廷博在杭州棚桥北睦亲坊设立的藏书楼，后迁至桐乡乌镇杨树湾）、开万楼（清代徽商汪启淑在杭设立的藏书楼，原址在今上城区东、西横河桥附近）之后。经馆臣比勘拣选，《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瓶花斋藏本152种，其中抄录42种，入存目110种。与宁波天一阁藏书被著录475种，获誊抄仅96种相比，其获誊抄比例并不算小。乾隆帝颁旨奖誉时，瓶花斋列在二等第一，并获赐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进呈的善本中，《说文篆韵谱》《历代制度详说》还得到御笔题诗。
清中期的杭州瓶花斋在藏书家和文人墨客中声名显赫，主要原因是藏书之巨，这与藏书楼主人吴焯嗜书如命、千方百计搜罗有关。清代仁和（在今杭州市拱墅区武林、庆春、天水、长庆、潮鸣街道一带）人、学者张熷《吴绣谷先生行状》云：“先生藏书不下数万卷……稍隙，辄坐瓶花斋，签帙纵横，手自点勘，至夜分乃罢。”把瓶花斋主人吴焯爱书、搜书、研读藏书及与文人交流的情状，写得淋漓尽致。清代杭州藏书家丁申在《武林藏书录》“绣谷瓶花斋”一节中也有类似记叙。
瓶花斋在清中期的盛名，已溢出杭州，各地藏家多有仰慕，甚至前来会聚宴咏。清代文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罗列当下重要藏书楼时，只列出4家，瓶花斋名列其中：“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说明了当年瓶花斋之盛况。
小山堂是清代仁和人赵昱、赵信兄弟的藏书楼，以藏书宏富、校勘精良著称，吴焯与之过从甚密。赵昱曾如此描述吴焯：“绣谷藏书颇矜惜，不轻借人，独许予钞，予所藏多绣谷亭本。予偶得善册，先生见之亦必取以勘定。”（转引自丁申《武林藏书录》“绣谷瓶花斋”）可知吴焯的藏书轻易不外流，还经常跑到藏书家朋友那里，校勘研读藏书。“书不外借”的做法，无疑使得瓶花斋藏书愈积愈丰。
为万卷书出尽资财，构筑连屋
瓶花斋因何得名？是因为吴焯曾在庭院内植有小琼花。小琼花又名瓶花、琼花、扬州琼花、蝴蝶木等，花形如瓶，为传统名贵花木。南宋周密《齐东野语》中记载，宋孝宗淳熙年间曾把琼花移栽到杭州皇宫中，可见此花具有相当的观赏价值，曾为雅士贵族所追捧。
据清代阮元、杨秉初《两浙輶轩录》引仁和人、清藏书家、校勘学家朱文藻所言，瓶花斋“在九曲巷口，与汪氏振绮堂南北衡宇相望”。又据清代教育家、学者柯汝霖所撰《武林第宅考》载：“吴尺凫瓶花斋在荐桥，见《药园诗稿》。”清代文人、学者厉鹗《踏灯词》有“诗人家住荐桥街”之句。厉鹗与吴焯是好友，交往紧密，记载应不会有误。柯汝霖另云：“按药园在城东……内有瓶花斋、青萝书屋、鉴阁、霏红台、香白榭、听雪亭、寒翠楼诸胜。瓶花斋为药园之一。”
清代城东通指今东河两岸及附近地段。
据清代文人丁丙、孙峻《武林坊巷志》所载，“荐桥”与“九曲巷”均属于“芝松坊”。荐桥今已不存，具体位置在今中河柴垛桥以北，九曲巷在今清泰街与西湖大道之间，佑圣观路东侧。考虑到250年来城市不断更新的因素，街巷位线必有迁移，但瓶花斋的大致位置应不会错。
上文曾引柯汝霖“瓶花斋为药园之一”句，药园诸多亭阁之名也列其中。这里所称“药园”，为吴焯祖父吴名溢所筑。厉鹗《东城杂记》有载：“药园在东城隅，与皋园相望。”
皋园原址在今金衙庄，为清代以至民国期间杭州三大名园之一。此载点明了吴焯祖父吴名溢所筑药园的具体位置，与吴焯后来所筑瓶花斋也不太远。瓶花斋并非药园之一，吴焯之所以把自己的诗稿以“药园”名之，是因为其叔伯均在此园读书发迹，而吴焯童年时期就多次受到父兄师友的熏陶和教导，对此园念念不忘。
山阴人、清代诗人金埴《不下带编》中，对瓶花斋筑成的时间有着确切的记载：“壬午、癸未间，红兰亲图瓶花一幅，赐寄吴子尺凫焯于瓶花斋。风致天然，白描神品。尺凫，钱塘才士。斋，其新筑也。予与尺凫，三十年契好，常得游息于此。”
“壬午、癸未间”即指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1702-1703），“红兰”指清宗室爱新觉罗·岳瑞，号红兰主人。瓶花斋新筑而成，红兰亲自作瓶花之画，以示祝贺，亦可窥见瓶花斋筑成之时，文人雅士前来贺喜的盛况。
三代人接续经营藏书楼，擅名东南
吴氏家族原籍安徽歙县，约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杭城。张熷《吴绣谷先生行状》称吴家“以盐策起”，钱塘人、清代学者、藏书家汪沆《吴太学家传》中，亦有“君家故业鹾”之句，而在雍正《两浙盐法志》中，吴名溢亦列名于商籍。由此可确证吴氏家族乃盐商出身。
明万历年间，众多徽州盐商迁居浙江和江苏，两淮、两浙盐场成为明清徽商最活跃的区域，扬州、杭州等地汇聚了大批徽籍商人，在此继续从事盐业贸易。因有丰厚资产作为保障，部分士商转为藏家，交结文人。
吴名溢为前明诸生。康熙《钱塘县志》载其传略云：“吴名溢字我匏，崇祯二年补钱塘诸生……晚年构药园于城东，与严沆、查继佐、柴绍炳、关键、丁文策、袁于令、祁豸佳、吴山涛辈觞咏其中，有《药园盍簪集》。”明末复社方兴未艾之际，太仓、宁波等地有文人前往苏州集会，吴名溢都参与其中。明清鼎革后，放弃科举考试，沉迷六经。
吴名溢之子维桢，康熙《钱塘县志》同样有其传略。“遭岁荒，辍业，年十六事居积，奉养二亲，垂白同孺慕。”这里的“事居积”，指的是从事盐业贸易。“垂白同孺慕”意即做到了对长辈的孝道和对晚辈的慈爱并重。可知吴维桢是一位循规蹈矩、追求完美道德之人。吴维桢生有七子，吴焯为其第二子。
吴焯（1676-1733），字尺凫，据传他九岁能诗，弱冠后则以“诗古文擅名东南”，中年后始为词，厉鹗称赞他的词作水平与宋代词人周邦彦、张炎等人相当。他还熟知杭城古迹，曾撰《武林金石考》。雍正九年（1731），受聘撰修《浙江通志》《西湖志》“古迹”一门。著有《药园诗稿》二卷、《渚陆鸿飞集》一卷、《玲珑帘词》一卷、《南宋杂事诗》一卷等。
吴焯有三子，长子吴城、次子玉垣、季子玉墀。起初，吴焯让长子吴城继承盐务，但吴城中年以后，对从商不耐烦嚣，遂将此事让玉垣经营。
除瓶花斋外，吴焯晚年又在祖父留下的药园内植古藤一株，每至花季柔条下垂如璎珞，便在其侧筑一亭子，取名“绣谷”，春秋季节在此招客赏吟，自号“绣谷老人”。吴城、玉墀辑家传书目，亦名曰《绣谷亭熏习录》。后人因此常以“绣谷”指代吴氏藏书。晚年的吴城常趺坐于瓶花斋，以整理乡邦文献度日。
藏家文人的交流平台，唱酬繁多
与瓶花斋同处“芝松坊”的，还有另一家著名私家藏书楼，即位于馆驿后的汪氏振绮堂。“馆驿后”的地名源于明代武林驿的改建。明洪武七年（1374），武林驿迁址至该地，后形成街巷并有“馆驿后”之名。
振绮堂藏书楼由仁和人、曾任刑部主事等职的汪宪（1721-1771）设立，在清代杭州藏书界地位显赫。汪氏家族三代藏书至六万五千余卷。朱文藻为之编撰有《振绮堂书录》10册。乾隆下诏为《四库全书》征书时，其子汪汝瑮进呈秘籍多种，获赐《佩文韵府》1部。
朱文藻回忆，瓶花斋与振绮堂相邻，“两家皆嗜藏书、精校勘，常各出所藏互相借抄。余馆振绮堂整理书籍，因得常诣先生（指吴城）讨论古籍，间亦预觞咏之会。”可见藏书楼间往来频繁。而“芝松坊”及相邻之“松盛坊”内，其时居住有毛先舒、柴绍炳、严沆、杭世骏、许宗彦等名流，其中许宗彦鉴止水斋、杭世骏道古堂与汪氏振绮堂，均为杭州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间的交往十分紧密。
吴焯筑成瓶花斋后，“瓶花斋雅集”当自此始。其时，厉鹗等一批被后人称为“浙派”者开始渐有文名，吴焯便以前辈身份与之结交，而瓶花斋成为宴饮交流的重要场所。朱文藻《厉樊榭先生年谱》载，厉鹗于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七年间（1714-1718）居住在汪舍亭、汪沆父子之听雨楼。听雨楼在“松盛坊”区域内之“横大方伯里”，与瓶花斋相隔不远。《樊榭山房集》中可见到不少厉鹗与吴焯、吴城父子同游、唱和之作，交谊之深渗透在字里行间。
雍正元年至二年（1723-1724），吴焯、厉鹗、赵昱、赵信、沈嘉辙、符曾、陈芝光，共赋《南宋杂事诗》七百零一首，并由瓶花斋刊刻。从该书“凡例”可知，这批诗作是为补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馀》之缺，其实是一部以吟咏南宋都城杭州旧史为题材的诗歌总集，以搜集、记载掌故轶闻为主。无疑，这正是瓶花斋雅集的成果之一。
事实上，杭郡之地向来有诗文结社之传统。据全祖望记载，“有明革命之后”，诗社“唱酬最著者有四社焉”，其为“西湖八子”“南湖九子”“西湖七子”，最后则为“南湖五子”。杭世骏亦云：“‘西湖八社（指西湖八子等八个诗社）’而后，风雅衰息，几二百年。”至清代中期浙派出现，诗社也呈鼎盛之势。杭世骏曾云，“余被放归田，于南屏开设坛社，金江声观察、丁钝丁隐君，周辛老、厉樊榭两征士牵连入社。”说的是他所组织的南屏诗社雅集。其实不仅是在南屏山，此时西湖、南湖（此南湖指艮山门内白洋池，干涸于清末）皆有诗社，但日常唱和聚会，离不开瓶花斋等搭设的平台或提供的物质帮助。
吴焯去世后，瓶花斋雅集等活动主要由吴城张罗。吴城的年龄与厉鹗、杭世骏、全祖望等相近，众人会聚在瓶花斋的次数颇多。吴城在开设门庭、张主词林方面承继其父风格，且不乐仕进，专心著述，沉湎藏书，瓶花斋之盛况得以维持。
后人漠视收藏，家业式微
向朝廷进献305种藏书之时，瓶花斋已经露出衰败之相。此时，吴焯、吴城父子均已过世，瓶花斋藏书由吴焯三子玉墀经营。因此，当朝廷征缴图书之际，此事便由玉墀出面，进呈的瓶花斋藏本也被标注为“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玉墀把人生目标指向仕途，但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举后，本该继续参加会试，却因屡战屡败，终于灰了心，不得不当了八品的安徽太平县教谕，后升任天柱县知县。当他转为从六品的同知，只能远赴贵州任职，此时的他已是晚年了。洪亮吉《吴司马玉墀洗砚图》有“盘盘嗜古三十年，岁宴不知门外事。忽然四十作慢郎，骑马远复来炎荒”之句，对其走上仕途发出慨叹，隐隐中也对瓶花斋的无人打理表达伤感。
表达伤感的还有玉墀的好友应澧，他以一句“一官远去，瓶花斋连遭邻火，藏书散失，十无二三”的叹息，记下了瓶花斋不无凄凉的结局。玉墀远宦他乡后，吴氏后人中，只有吴城之孙荀龙还有可能继承家风。荀龙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任乌程县教谕。《杭郡诗续辑》中，称他能“取先世藏书读之，一时有小万卷楼之目”，只说他喜读书，却没有他经营藏书的记载。
嘉庆二年（1797），吴玉墀去世，瓶花斋藏书更是乏人过问。此时的吴氏家族生计日绌，家业已趋式微，也顾不上灰尘蒙面的藏书了。由于邻居火灾殃及瓶花斋，藏书大批散失已不可避免。清中晚期藏书家黄丕烈所作宋本《新定续志》跋，记载了从故家手中买得一批旧志书之事，“卷中有‘吴焯尺凫’‘西泠吴氏’图章，当是瓶花斋物也。”且价格便宜得让他惊异，可推断嘉庆五年庚申（1800）前后，瓶花斋藏书已大量散出，直至散佚殆尽。
当代藏书家林申清考证，瓶花斋藏书“散出后多归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德清许氏鉴止水斋和同邑汪氏振绮堂”。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曾撰文述及，《嘉靖上海县志》流传在世的仅有一部，为汲古阁的旧物，原是杭州吴氏瓶花斋于乾隆初年（1736）收藏，道光年间由上海藏书家徐渭仁在嘉兴买来，这说明瓶花斋最重要的藏书也已散落在民间。
此外，清代藏书家张鉴撰于道光十四年（1834）的《秀水计氏泽存楼藏书记》中，亦转述多位藏家有关瓶花斋藏书散落在德清、南浔等多地的情况，钱塘丁氏兄弟（丁丙、丁立中）的八千卷楼也收藏多种瓶花斋藏书。
而遭火灾的瓶花斋建筑，在失去藏书后历经多次修葺，勉强存世，直至1936年仍在。1936年的《杭州府志》卷七十八“物产”条中云：“小琼花……即今瓶儿花也，亦呼瓶兰，又呼瓶花。康熙间吴尺凫征君斋庭有之，故曰瓶花斋。今老屋犹存，庭柯无恙。秋结朱实累累然，如山柿而小。此花此果，皆非经见者。”
此时的瓶花斋旧屋仍默然蹲踞于都市一隅。在岁月的流逝中，此旧屋究竟消失于何时，已不得而知。
本版图片由孙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