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虎。戴骏 摄
周泉虎在“生前告别会”上发言。 曹梦琪 摄
周泉虎摄影作品。
周泉虎摄影作品。
三墩照相馆。戴骏 摄
口述 周泉虎 整理 戴骏 殷锐
今年9月22日是我的71岁生日。一个月后，我在工作了40多年的三墩照相馆举行了“生前告别会”。你没听错，是告别会。
2024年6月，我被确诊为癌症，经历了几次化疗。我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想着能不能搞一场“生前告别会”，趁还能说能笑，跟有些亲戚和老朋友见个面、聊一聊，说说这个承载了我大半辈子心血的三墩照相馆。在大家的帮助下，今年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那天的告别会，每个人走到台上，在我的照片前摆一枝白色的菊花，我和大家一一握手。这是我自己的创意。有一些同志没有来，我能够理解。这种场面，心情上不一定受得了。
但我们就这样聊聊好了，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也不错的。
我爸爸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
我们家是桐庐人，爷爷是裁缝，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那时候，从桐庐到杭州要走山路，山上有狼，出门的人身上要带刀。
爷爷生了两个儿子，都在杭州做学徒。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打进来了，城里、乡下的店全部关门。我爸爸就逃难到了三墩镇，靠卖香烟谋生。
三墩镇是杭州西北面的一个小镇，明末清初就有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爸爸的杂货店并入三墩商业综合商店。这个综合商店的经营范围很大，有几家照相馆也合并进来，这就有了三墩照相馆。
我7岁时，全家搬到了三墩庙前街。这一带认识我爸爸的人看见我就说，“这个小鬼是香烟阿毛的儿子。”“香烟阿毛”是我爸爸的外号，我觉得听上去不太光彩。
我因为个子小，常被人欺负。一年级的时候，我9岁，别人8岁。老师认为我年长一岁，力气大一点，就叫我练跑步。我跑得很快，同学都跑不过我，就叫我“小老鼠”。
我20多岁的时候，还在嫌弃爸爸不够努力。等我到了30多岁，政策开放了，照相馆生意突然之间变得很好，我拼命地干活，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爸爸从前讨生活的艰辛。想到人们说“香烟阿毛”，其实这也是我爸爸的个人品牌啊——人们都知道，“红鼻子阿毛”卖的香烟，价格肯定公道。
我和我爸爸，很少沟通。但他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那是有一天吃饭时，爸爸说他当学徒的时候，总是最后一个上桌，看到师傅吃好了，马上去收拾碗筷，或者给师母抱孩子，“多做事、少说话，一切委屈都在肚子里消化”。
后来我的儿子要工作了，我也这样教育他。
“男同志里面我个头最小，长相最丑，你为啥选我”
1971年，我18岁，去了当时的余杭县良渚种子实验场。6年后，妈妈退休，我回来顶职，在点心店做馒头，每天早上4点起床。做了半年，三墩照相馆缺人，让我去帮忙。那是1978年，我25岁。
师傅是女的，比我大6岁。我后来问她，几十个人来照相馆报名，男同志里面我个头最小，长相最丑，你最后为啥选我？
师傅说，她认识我的爸爸妈妈，知道我们是厚道人家。她脾气急，想挑性子慢一点的人，容易合作。再说，照相是门技术活，需要人聪明点。
事实证明，师傅的选择是对的，我和她合作默契。改革开放初期，国营、集体、个体照相馆都在争夺市场，竞争很激烈。我们属于国营照相馆，也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慢慢成长、壮大起来的。
刚开始，师傅拍照，我在旁边看。她把照片洗出来，我来修片。一张遗像照，我一般要修一天，收顾客3块2毛钱。别小看这笔钱，当时可以买3斤肉。
有一次，一个外地人来修照片。他说，村里只有他们家有这么一张全家福，还是他爸爸的朋友给他们全家拍的。
另一个顾客拿来一张照片，说全家一辈子只有这一张合影，“麻烦你把我爷爷的照片从上面割下来，做一张遗像照”。
当时店里的照相机镜头已经用了好几十年，拍出来有点模糊。后来添了一只放大镜，照片放大后，必须马上包好，放进生石灰缸——为啥？怕它受潮啊！
我师傅做事特别仔细，照片轻易不让人碰。有时候我放大一张照片，她就在旁边叮嘱：“小心一点哦。”
师傅很节约，她调走前，店里没买过一只正宗的新座机（室内照相用的大型相机）。最后一只大座机是二手货，瓶窑供销社开的照相馆关门了，我们把旧的买回来。这只座机一直用到我后来买数码相机为止。
照相馆像门外小河里的水一样永远流着，这是我对师傅的报答
我28岁，已经能独立拍照了。有一次师傅不在，来了一位顾客，我想着练练手，就偷偷拍了一张。当时用的胶片机，照片得几天后才能拿。我们用的是双面片夹，一面叫A，一面叫B。拍完之后，我怎么也找不到A面，心里一下就慌了，赶紧把顾客请回来，又拍了一次。这回A面、B面都拍了。
师傅回来，我把这事一说，她笑着告诉我：片夹的两面其实都是感光的，“那张你以为‘丢了’的照片，其实就在你没翻过去的那一面上”。
我们买了只相机，可以出租。租一天8毛钱。有一次有人第二天来还，应该付1块6。那人说，付8毛好不好。师傅不肯，说是公家的东西，不可以这样的，还同他吵起来了。
有个做金银加工生意的银匠阿宝，他的二女儿来拍照。照相道具里有一捧塑料花，她要把花头拗下来插头上。我说，你这样要损坏的。
小姑娘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不作声了。我想，这支塑料花9分钱，拍一张照片是4毛钱，这样算下来，我们还是赚钱的。
师傅在暗房里印照片，一听到这话，就蹦出来了，“你怎么好拔花的！啊？”
小姑娘把花丢在地上，开门逃出去了。师傅去追，脚下一滑，坐到了地上。还好是大冬天，地上有厚厚的积雪。
师傅数落我，“你怎么好让她拔花，9分钱嘞。塑料花拔断再插进去，就松掉了。集体的东西，怎么好破坏的！”
2018年，有单位给三墩照相馆免费搞装潢。我说，把我师傅的照片挂在墙上吧。
师傅62岁就病故了。
2019年1月8日，师傅的师傅夏敏老先生路过照相馆。我赶紧把他请进来，为他拍了一张照。这张照片就放在我师傅照片的边上。夏师傅17岁从杭州的摄影学校毕业，三墩照相馆一成立，领导就把他调来任摄影师。
我在照相馆工作了46年。从它艰难生存，到红红火火，再到今天回归平淡，苦和甜，我都尝过。我很感谢师傅当初选择了我。照相馆能够一直发展，像门外小河里的水一样，永远流着，这就是我对师傅的报答。
田里的水平平的，月亮照下来发着光
1986年，我承包了照相馆。那时，我师傅已经被调走了。
当时乡下照相馆的师傅，全部涌到杭州去了。干啥？学拍身份证照。老师傅教我们，照相怎么拍，吊小角度还是大角度，要拍出立体感。还有一个师傅，教大家底片冲在什么位置，照片冲出来要柔和，反差不能太大。
我通过了上级部门的考试，回来后就在三墩镇拍身份证照。对别的摄影师，上级要求：先拍三天，照片洗出来看，好的，继续；不好，退出。对我，上级说，“周师傅技术好的！不需要考核。”
三墩镇上的身份证拍完了，我拿着相机，去双桥拍，去蒋村拍。每天早上7点去，有几百号人在等我拍照。晚上回家冲软片。
双桥有两家企业，一定要叫我拍完后吃了饭再走。回来的路是石子路，旁边有田，养着河蚌。田里的水平平的，月亮照下来发着光。
我从桥上骑下来，朝亮光光的地方骑，一下骑到田里去。自行车歪倒，底片全打湿了。
这下闯祸了！
赶回照相馆已经夜里1点多。掉进水田的底片全都报废了！
我心里很焦急，200多个人的照片，明天要重新拍过了。
第二天早上7点，我又出发了。两位企业家没有怪我，倒都觉得好笑。后来我还和其中一位成了邻居。
一个人最美的瞬间，就在“扑哧”一笑
照相馆生意好的时候，清早七八点就要开工，一直做到晚上，营业额有1600元。为了赚点辛苦钱，我把脑细胞都用光了。
拍婚纱照，我要先同顾客聊天，猜他们的性格。再想，这一对夫妻最好用什么方法完成拍摄。
照相馆有不同的背景布，有的人要拍好几张，拍一张换一个风景当背景。有的人不会摆姿势，我要给他想造型。顾客付了钱，我总是给足时间，想着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灯光，是不是会更好。
我拍照时还会制造故事，让顾客进入沉醉的状态中。他精力充沛，我们两个才能碰撞出火花，共同创造出一张优秀的照片。
有的人拍照，心里像有杆秤，笑到什么程度就收住了。我倒是认为，一个人最美的瞬间，就在“扑哧”一笑。
以前我学习摄影时，师傅就是这样要求的，顾客进来，摄影师几句闲聊，就能大致判断他的性格和职业。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别人一看，就能感觉“这个人可能是个工人”“那个人像位老师”。
把人照得皮肤白白嫩嫩的那种照片，让我师傅的师傅说起来，“都跟白骨精一样，哪个印出这张照片来，好叫他回家去了。”
学新东西有压力，我吃饭的时候想，睡觉时也在想
1999年，双桥公社要拍驾驶证，都要白底。但是用胶片拍，会有黄咕咕、蓝莹莹的颜色。有人建议我去买电脑，用数码相机拍。
我马上到杭州进货，电脑、打印机、复印机都买了。商家跟我说，“叫你儿子来学Photoshop。”
我儿子学了两个下午，回来教了我半个小时。我开始操作，不会了就拿起电话问，“师傅，这张照片应该怎么修？”
对方说，“Photoshop右边一排往下数第6个按钮，你点一下再回来。”
那时，学新东西有压力，我吃饭的时候想，睡觉时也在想。
守店真的很不容易。我50多岁，有一天夜里下着大雨，一个小伙子来拍照。
我让他坐好，正准备开拍。他忽然跑到我身后，一手搂住我的脖子，一手拿刀搁在我脖子上，“把你的钱全部拿出来！”
我上衣口袋里都是崭新的5块钱。我用手指弹了一下，纸钞弹到了地上。他伸出一只脚去捡钱的时候，我用力“砰”的一记，把他的手拗转，手上的刀掉在地上断了。
他感觉不妙，跳出柜台，从旁边弄堂逃走了。
我不敢追，也没力气了，打了110。这个人穿着翻领的红色汗衫，派出所找到嫌疑犯后，叫我去认人。
人们问我怕不怕，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要抢我的钱，我只好同他拼了。
这是我这辈子的全部财富
照相馆开了这么多年，几代人的记忆都装在里面。有的人，爷爷在这里拍，爸爸在这里拍，儿子、孙子也在这里拍。
有的人，一出生爸爸妈妈就带来拍照，一直拍到他参加工作。有的人，结婚后生了小孩，他还要仿照小时候的照片，给小孩拍一张。
我觉得这是一种爱的传承，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有一次，我给顾客拍了一张4寸照，按照顾客要求，印上“农村女学生和退休老师的纪念照”。收了3块多钱，当时算昂贵了。
照片上的老师告诉我，她退休后住在杭州城里，以前的学生写信给她，表达感谢。她专程到三墩来，和6位学生一起拍了这张照。
照片上一个女生在良渚的医院工作，另一个在药店工作。这些学生有前途，感恩的孩子能跑得更远。
这些瞬间，这些故事，是这个照相馆和我这辈子的全部财富。
上个月，我举办了一场生前告别会。我在台下听，大家在台上讲。
三墩镇文化站的负责人说，阿虎师傅的照相机镜头“是我们三墩镇的第三只眼睛，拍下了我们三墩镇每一个小姑娘的青春，拍下了三墩镇寻常百姓的全家福，拍下了一对对青年男女的结婚照”。
庙前街社区书记说，“阿虎师傅和他的照相馆，不仅仅是一个店铺，更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坐标。”
我何德何能，能有这么大一个场面，这么多人来参加我的生前告别会，还能亲耳听到亲朋好友对我的肯定和告别，我这辈子值了！这证实我这辈子做人总算还是不错的，谢谢大家！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