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萧山县志》图志卷中的萧山城墙图
日军攻占龛山山头
龛山最西头
孙 侃
钱塘江口南侧沙地最形胜之处，有一座主峰高299米的山脉，因山形像一座神龛而得名“龛山”。龛山为航坞山之支脉，为萧山东部最高峰，曾与赭山对峙如门。宋时与北海塘一起抵御江潮，明代为抵御倭寇的军事要冲，抗日战争期间在此发生可歌可泣的“龛山会战”。登上此山，能远眺汤汤江水东归入海，又似乎能听见进攻杀敌的嘹亮号角盘桓在山间。
临江巍峙，
寒光铠甲频传灭倭捷报
“县尉卑官禄米微，教听黄绶着戎衣。贼中何事先寒胆？海上连年未解围。”“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这是明代文学家、山阴人徐渭（1521-1593）所撰《龛山凯歌五首》中的“其一”和“其二”。它以纪实的手法，表现了倭寇侵扰的严重和战争形势的严峻，讴歌了明军夜袭倭寇的英勇。徐渭的这组诗写的是发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龛山之战。与其他的抗倭诗歌一起，当时在全国乃至海外广泛传播，为扬国风、壮军魂、鼓士气、助战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龛山为航坞山之支脉，航坞山古时临江濒海，曾是重要港口，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在此筑防坞对抗吴军。《越绝书》载：“杭坞者，句践杭也。”“句践航三百石，长于此山下，负卒而渡故名。”山因此得名，也叫杭坞山、王爬山、王步山。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在龛山顶上设“龛山寨”，驻守地方军。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参将汤克宽在此驻兵。
林碧川、沈南山为首的海寇团伙，频繁往返于日本，勾结倭寇，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入鳖子门，袭掠萧山及浙东等处，先后被浙江提学道佥事李如桂、参将卢镗所率兵部和会稽典史吴成器所率兵部击败，退守至萧山的丁村、杭湖、陈家湾一带。据清张廷玉《明史·日本传》载，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553-1555），倭人大举入寇浙东西，江南江北同时告警，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纵横数千里，杀戮战伤者近四千人，在东南沿海如入无人之境。
在此情况下，时任直浙总督的胡宗宪和兵部郎中王畿进驻龛山之巅。多路明军多次与倭寇开展决战，最终将倭寇逼退至陈家湾。次年，胡宗宪、汤克宽再度率兵在龛山迎战，一战共歼灭倭寇500余名。
倭寇虽然有不小的伤亡，但嚣张气焰不降反增，嘉靖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又连续进犯萧山，上岸杀人放火。其中三十五年（1556），萧山知县魏堂在此驻乡兵240余名，全歼入侵倭船80余艘。但因倭寇人多，多次抗击都未能彻底消灭，朝廷于是委派总督胡宗宪再次统领驻浙军队，全力以赴抗倭。
倭寇十分狡猾，冒充商船队乘夜色进犯萧山县城，见兵备甚严，回船靠航坞山，分兵侵犯龛山里和瓜沥里。胡宗宪闻报大怒，命参将吴成器、总兵汤克宽率兵拒敌，并在烟墩山点烟堆为号，四面八方的明军围剿倭寇。倭寇不得不退守土城（今瓜沥镇工农村盛家坞）内。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倭寇200余人，无一漏网。
这一次航坞山全歼倭寇后，倭寇再也不敢进犯钱塘江两岸。
擦亮剑戟，屯兵筑城形成强大壁障
龛山中街至今仍有一个叫“营房口”的地方，“吴越钱武肃王屯兵于此（民国三年《萧山县志》）。”清代文人、萧山人单隆周曾有“高台吹火窥鼋屿，尚父开营挂锦衣”之句，诗中的“尚父”指吴越王钱镠。当时吴越国屯兵龛山的目的，是为了镇守浙东。其时，今绍兴为吴越国的“东府”。
据载，“营房口”的得名，还可能是因为这里曾为戚继光军队的兵营。为了抗倭，绍兴府曾设“三卫五所”驻扎城防，三卫即绍兴卫、临山卫、观海卫，五所即三江所、沥海所、龙山所、三山所、余姚所，其中绍兴卫总屯兵5600人，下辖三江所，萧山的瓜沥里属三江所，而龛山即在三江所之前沿。
龛山抗倭直接引发了萧山城垣的营建。由于倭寇猖獗，萧山城厢又与倭寇多次登岸的龛山、鳖子门很近，嘉靖三十二年（1553）冬，知县施尧臣下决心修筑萧山城垣，至次年春三月完工。城墙跨山2座，跨河10条，历池塘12个，内外俱用石板堆砌，内部用乱石和土夯实，城基下面用松木打桩，基础坚固异常，遇到河池，则用石板叠砌与地面相平，上面再筑城。因当时石板用量甚巨，一时运载不及，竟把城中衢巷之石板全部撬起用作筑城，终于筑成了当时号称浙东第一坚固的萧山城垣。
萧山城垣共有四座旱城门、三座水门，分别建有月城保卫。旧有民谣谓萧山县城“城攀两山头，清官不久留”和“城攀两头山，萧山不出头”，意即城墙压城北萧然山、北干山二山而破坏风水，害得萧山留不住清官，出不了状元，此语当是无稽之谈，但也生动指出了萧山县城地形的特别之处，即北城墙连着两座山头。
事实上，古城城墙如此选址有其战略考虑，设于两座连亘山岭之间的缺口南麓，二山互为犄角，能形成障壁拱卫县城，而县城又成山口之关卡，防御浙东前线，二山之间恰好留出空当，纳浙东运河斜穿入城，又成杭绍商旅往来通衢。如是，使山水城市兼供军防与商旅便利，成萧邑赖以发展之根基。萧山城墙于1937年修建杭江铁路而拆除。
萧山城墙建成后的次年，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二十三日，倭寇自龛山登岸，大举入侵，突至萧山城下，见萧山城墙十分坚固，兵民有备，不得不退却。城墙发挥了巨大的防御作用，萧山民众甚感施尧臣之德惠乡里，故建有“施侯遗爱祠”一座，为生祠，即施尧臣还活着之时就已开始建祠纪念了。
施尧臣后来官至正三品的顺天府尹，高寿至当时极稀有的93岁，民间谓其积德获报。
大江北流，巍巍海塘孕育沙地名镇
龛山一带位于钱塘江大喇叭口之南，远古时曾是一片汪洋。清康熙年间以前，钱塘江水在萧山入海，均走“中门”和“小门”，即其主流通道在今赭山（又名禅机山）与河庄山（又名白虎山）之间。汤汤钱塘江水奔腾入海，龛山与江北的赭山对峙如门，此海门也叫鳖子门（越地方言谓鳖蛋为鳖子，鳖蛋小于鸡蛋，可见鳖子山极小，仅是海面上的石蛋形小山，具体位置现已不明）。
明代文人胡应麟有诗云：“龛赭回望两山屯，天削银屏障海门。”鳖子门之外便是浩渺烟波，当地人称之为北海。龛山之北的烟墩山、鱼青山、菖蒲山（今均已不存）当时都还在海中，其中烟墩山海拔62米，山顶置烽火以作航标，以便船舶来往。明代学者、山阴人朱纯《登龛山》诗云：“长江限吴越，形势一何雄。岛屿苍茫外，乾坤浩荡中。”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门”“小门”淤塞，钱塘江主流通道改走赭山以北“北大门”入海后，龛山以北形成大片沙地，统称“南沙”。钱塘江南岸的北海塘，自绍兴斗门老三江闸至西兴固陵关，龛山为其中点。越国时期，塘内里畈已有人定居，后人口渐增，聚成村落。南沙形成后，塘外也逐渐聚集了四面八方迁居而来的人们，在这里栽桑、养蚕、植棉、种麻和缫丝、织布。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此地属越州萧山县凤仪乡龛山里。元至元十六年（1279），为绍兴路萧山县二十三都五图。清雍正七年（1729），属绍兴府萧山县凤仪乡龛山庄。清嘉庆十八年（1813），今盈丰街道东半部及梅仙（今瓜沥镇梅仙村）等沙牧地划入龛山，始设立龛山乡。
龛山西麓的北海塘上，宋时形成集市，并设商埠。至明嘉靖年间，这里已成为萧山县“三市”之一的龛山市，并成“南沙第一名镇”。龛山老街形似“T”字，东西向横头称为塘上，自南至北直街分段称为上街、中街、下街，且有孙家弄、草庵弄、方家弄、泥水弄、郁瑞弄、广福弄、静记弄等10余条弄巷交织，主街号称五里长街。街路初由长方形小石板铺就，20世纪60年代后改为横方大石板，80年代又分段改筑水泥路面。街道两侧的店铺和民居，大多为一层木结构房，临街木板排门或矮墙排窗，20世纪80年代后这类木结构街面房相继拆除。
昔时，赭山、南阳、河庄等地输出的农产、食盐和输入的木材、大米，均在龛山中转过塘，这使得龛山有商贸中枢的地位。清代及民国初年，集镇上因此还设有多家典当行、地货行和南货行。民国年间，龛山集镇上的药店有14家之多，比城厢镇还多4家，可见商贸之发达。1963年，龛山改名为“坎山”，1985年4月，坎山乡改设坎山镇。20世纪90年代后，坎山镇上陆续建起振兴商业区、新凉亭商贸居住区，形成了新的商贸闹市区，但老街仍在，只是繁华已不如当年。2013年8月30日，瓜沥镇、坎山镇、党山镇建制撤销，合并设立新的瓜沥镇。
祭星乞巧，萧山花边赋予新的内涵
清末文人陶浚宣曾有《颂蚕桑赞歌》：“浙东大利辟南沙，龛赭纵横十万家。篱下桑田齐一碧，夕阳满耳响缫车。”写的是龛山一带人口稠密，农业、缫丝业、织布业均颇为发达的盛况。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萧山东乡蚕丝合作社在龛山设立，集镇上还出现了机器缫丝。民国二十年（1931）《萧山乡土志》载：“龛山在北海塘之北，为本县大镇之一。上半年的丝茧，下半年的棉花，也以此为集散地。”说明这里的缫丝业、棉纺织业也十分发达。
缫丝业、棉纺织业的发达，还衍生出萧山花边（又称萧山万缕丝等）这一传统手工艺业态，龛山是萧山花边的发祥地。花边源于意大利威尼斯。民国八年（1919）农历八月十六，上海商人徐方卿从上海徐家汇带来4个传教士，来到龛山传授花边挑绣技艺，第一批学习挑花边的妇女共有24人。可见这萧山花边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手工艺品，它是舶来物与中国手艺的完美融合。它直接用线编结挑绣花边，是在欧洲中世纪民间刺绣的基础上，与中国民间抽纱技艺交融后，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抽纱刺绣。
民国十二年（1923），挑花女工已增至四五百人，萧山第一家花边厂，即沪越花边厂出现在龛山镇上。第二年，花边老板高德良在瓜沥组织花边练习所，聘请教师，免费向本乡妇女传艺，挑花女迅速增多。至民国十九年（1930），萧山的花边厂已达30余家，挑花女工多至2万余人。这应该是萧山花边最红火的时候。此后，因“海外销路阻滞，营业惨败，萧境之花边厂倒闭者累累”。
新中国成立后，萧山花边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萧山花边是萧山轻工业的象征，是萧山乃至中国手工艺品的骄傲，曾被誉为“中国的骄傲之花”。它不仅为萧山赢得了莫大荣誉，还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因为有了萧山花边，龛山的七夕传统习俗也发生了改变，甚至成为与萧山花边密切相关的极具特色的传统节日民俗。“祭星乞巧”的节俗产生于汉代，集中流传于以萧山为代表的吴越之地，参与者多为刚成年女性，包含槿柳叶洗发、祭星仪式、月下穿针赛巧活动等。南沙一带的女子，向来有举行“祭星乞巧”的传统习俗，萧山花边业渐趋兴盛后，这一习俗被赋予新的内涵和特色，“挑手工花边”成了七夕“祭星乞巧”的重要环节。
龛山的“祭星乞巧”节俗活动，集中在农历七月初六至初七，在龛山山坡上的地藏寺举行，保留了祭星供品制作、穿针竞赛等完整流程。是夜，刚刚成年的女子亲手点上蜡烛、香，对着苍穹祭拜，还要在祖母和母亲的指引下，向“牛郎织女”敬酒，乞求织女赐予心灵手巧的本领。敬酒结束后拿酒酹地，成等距离的三点，再把剩下的酒绕着中间的一点洒成一个“心”字。接着，女孩们还要“赛巧”，即在月下穿针引线，比赛谁的花边挑织动作快。吃饺子时，若吃到了剪成剪刀、针、线板、纺车等图案的橘子皮或柳叶，即表示该女孩乞巧成功。整个仪式始终在七夕歌谣声中进行。
民俗学家吕洪年曾对龛山的“祭星乞巧”赞誉有加：“关于七夕节的民俗全国有很多，但只有龛山的七夕节民俗文化，传承保留得最好。”如今，“龛山七夕祭星乞巧”已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龛山也被列为浙江省民族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基地。
再战日军，化成禅寺展现不屈勇气
1940年2月17日起，侵华日军与中国军队在龛山、衙前一带激战，史称“龛山会战”或“凤凰山守卫战”。龛山再次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根据《抗日战争在萧山》《浙江文史记忆》等史料记载，1月22日，日军越过钱塘江，萧山县城沦陷，民国萧山县政府再次南迁河上巅（后改称河上店，今河上镇）。次日，国民党军在与日军交战中全线溃退。日军南侵临浦、尖山，西窜义桥，东犯衙前、龛山，大量使用毒气弹，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凤凰山是龛山西南角的一座小山头，原驻守龛山一带的军队是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八支队，有4000多人。后驻守绍兴的第五支队、余姚的第六支队奉命前来增援，龛山周围的中国军队达1万多人，但整体上是一支杂牌军，虽充满抗战激情，战斗力却有限。2月19日，日军向龛山发起狂攻，用大炮轰炸、铁甲车轮番冲锋，国民抗战自卫团火力不足，反击不力，死伤惨重。
后第五、第六支队撤出战斗，第八支队被打散，千余官兵战死。残余的官兵藏身于龛山丁村（今瓜沥镇坎山沿塘村）化成禅寺内。日军发现第八支队残部藏身于化成禅寺后，从丁村村内的广场上架起机关枪，向寺院疯狂扫射，从长山方向还打来迫击炮弹，不断击中寺院。木结构的寺院顿时陷入火海。
日军进攻化成禅寺是在一个多时辰后。黄昏，日军开始“打扫”战场，一旦发现穿军服的第八支队官兵，不论死伤都用枪刺在心脏上补刀，他们不留战俘。因此，化成禅寺内的所有官兵全部战死，现场景象十分惨烈。
丁村一战又称“丁村之战”，为“龛山会战”或“凤凰山守卫战”最惨烈一役，但同时也显现了浙江人在强敌面前不屈的勇气。离龛山并不太远的长山上，残高3.2米、呈长方形、内设枪眼的荏山碉堡至今仍在，东侧有军事壕沟与长山头碉堡相连，这几座碉堡均于1937年由萧山军民修建，是当年那段腥风血雨历史的有力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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