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师”
“杭师”体育老师徐云翔
“杭师”671班合影
我和黄伯龄老师（左）
我和妻子看望王爱伦老师（中）
文 王云龙
“解放了，我的儿女个个都得读书”
1958年，村坊里唯我考取县立余杭中学读初中。次年，我哥哥考取长乐林中读中专。我的三个妹妹和小弟也都在读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对孩子上学并不重视，女孩子上学的更是寥寥无几。
我父母在子女上学的问题上却观念一致。我妈说：“小时候看有钱人家孩子上学，羡慕煞；解放了，我的儿女个个都得读书，能读多高就读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父母供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全部上学，极为不容易。父亲一年到头不得闲，晴天忙庄稼，雨天或农闲在家编织各种农用竹器和草鞋。在父亲眼里，只有懒人，没有懒地。他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烧饭，吃好去自留地里干活，种番薯、南瓜、芝麻，番薯可做粉丝，是佳肴；芝麻，最多可收几十公斤；墙边路旁也寸土寸金，种上了蔬菜。
母亲养了一群鸡、鸭、鹅，还养了一头母猪。母猪待产时，父亲和母亲一宿守在猪棚里。一窝小猪生下来，母亲忙得团团转，洗猪草、斩猪草，煮大锅猪食，清理猪窝、垫干稻草……若有小猪吃得少，粪便异常，就连忙去请兽医。等到小猪出栏，母亲方能睡个安稳觉。
父母辛勤劳作，也只能勉强糊口。新学期要交学费、书费，父亲到大队贷款。大队长说：“你王宝元分红年年是倒挂户，贷款何时能还清？”
父亲扔下一句话：“勿用你操心！我三个儿子，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我家读书之事被村坊邻里说得沸沸扬扬，“王宝元真是个做煞胚，养大的子女不去挣工分，贷款读书亏伊想得出！”
但父母顶着压力，坚持供六个孩子读书。
学校只有一位黄老师，教四个年级二十几位学生
我人生中第一个老师姓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黄伯龄。
1952年春，我背着妈妈缝制的简易书包，跟着哥哥一起上学堂。
义桥小学坐落在磨子山上，是一所村办初级小学，只有几间低矮平房，依次是教室、老师办公室、寝室和厨房。
学校没有围墙，往来行人畅通无阻。南面杂草丛生的空地和开阔的田坂接壤。北面是村民聚会场所，也是学生的操场。教室里十来张参差不齐的课桌凳，黑板用一个木架子搁着，讲桌上放着粉笔盒，一个大算盘。
黄老师一人要教四个年级二十几位学生，大部分是男生。黄老师每节课都安排妥当，给一个年级讲课，其他年级就布置做作业。体育课是在操场上自由活动，我们玩得很尽兴。
男生玩几只泄了气的皮球，劈香烟壳折的三角牌，滚铁丝做的圆箍；女生踢毽子、跳绳子，也玩丢手帕、老鹰捉小鸡。
黄老师对家长和善热情，给我们上课则非常严厉。我小时候调皮，有一次上课，做完作业后我跑来跑去。黄老师非常生气，想抓住我训斥。我一犟，他的指甲抓到了我的额头，流血不止。
他拉我去办公室，用土方法替我止血。我父母知道了，没有说老师半句坏话，反而对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严师出高徒。”
黄老师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上课、批改作业、备课，放学后还要去学生家访问，还要负责村里的宣传栏，为村民扫盲。
黄老师自己生火做饭，他的家在25公里外的黄湖镇高村，平常极少回去。有一次，他的老家来人了，都戴着白孝。黄老师泪流满面。原来，为了不耽误学生课业，他的父亲去世了，他都没回去奔丧。
1996年，我与黄老师在塘栖重逢，从此常来常往。
于老师平时很严肃，可对农村来的学生十分关心
1956年，我进了余杭县直属小学读高小。
不愧是“直属”，这里学科齐全，管理规范，教师素质高。教劳动课的叶士元老师、教美术课的潘南文老师，都让我受益匪浅。
不过，我家到学校有4公里，我每天走路上下学，风雨无阻。有一次放学很晚，我走小路回家。太阳下山了，田野里杳无人迹，我害怕得边跑边哭。
受特大台风影响，有一年粮食歉收。农村学生最愁的是怎么解决中饭。有时带点冷饭、冷菜去食堂蒸，有时带几个熟马铃薯或番薯。
小孩子到底没有计划性，上午第二节课后，书包里的熟食早就下肚了。中午放学，空着肚子去逛街。等下午上课，已饿得没精打采。
班主任于烈钧老师家里也不宽裕，知道这个情况后，经常给没吃中饭的学生买些荸荠糕、熟番薯、玉米充饥。于老师平时很严肃，可对农村来的学生十分关心。
于老师后来调到余杭另一所中学当校长了。很多年以后，我在舟枕上湖小学任教时，他专门来学校，动员我和一同教书的妻子去他那里任教。但因为我父亲生病，家里离不开人，我只能推辞。可是于老师的师恩我永远记在心里。
过集体生活真开心！
上了初中，老师们对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学生都一视同仁。
当年，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曾徒步5公里去余杭县泰山公社采茶，去山清水秀的长乐镇斜坑村采茶，去临安青山水库为大坝合龙挑土，去余杭仓前镇金星大队插秧，还参加了本校操场的平整。
来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大家都乐不可支。在学校，尽管冬天床上无垫被，夏天无蚊帐，可我觉得，过集体生活真开心！
老师也总夸我心灵手巧，劳动的劲头足。
这要感谢我的父亲。父亲很勤劳，对我们三兄弟要求也很严。他常说“三个起早抵一工”，我们兄弟六七岁就放羊、放鸭、放鹅，割草，一天都没睡过懒觉。八九岁时，放早牛的任务就逐个落在了我们头上。十来岁，我们就跟着父亲去田间劳动，读书的日子也不例外，寒暑假更不用说。
那时候，中学生的粮户关系一律迁至学校，农村来的学生更是吃住在校里。但我哪有钱买饭菜票啊！每个星期天，我就去5公里外的山地捡柴，没干粮就采点野果、喝点泉水果腹。
到了星期一，我一早挑柴到镇上卖掉，再去食堂买饭菜票。
学校食堂的叔叔看我小小年纪就自食其力，就让我把柴卖给他。从此，我不用挑柴沿街叫卖了。
暑假里勤工俭学，我去余杭宝塔山下的磁土厂当小工，忍着烈日，将晒在火烫水泥地上的磁土敲碎，为下学期的学杂费做准备。
一个推着粪车去拍证件照的农民，终于进了杭州的学堂
初中毕业，我考取了设在闲林埠的杭州市青年中学。当时高中升学率很低，我们公社只录取了两名。
我能读高中，全家人甭提有多高兴了。
母亲给我做了一套土布衣服和一双新鞋。鞋子我舍不得穿，藏在书包里，上学来回12公里的泥石路光着脚走，到了学校再穿鞋。
衣服被杭州同学当作笑料，说我穿着像个大伯。裤子是叠叠裤，两边一叠，再用布带一系。有次打篮球，我一个高跳投篮，叠叠裤一下子脱落下来，几个女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我尴尬得面红耳赤，幸好里面穿着短裤。
开心的高中生活好景不长。学生的粮户关系按照新政策要迁回原籍，而我家中困难，并没有余粮能让我带米去学校。第二个学期开学前，我向班主任老师求助。老师无奈地说，照顾你一人是有可能，照顾你一学期也有可能，但学校有好多农村学生，而且你高中还有2年半啊。
回家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流泪，不知道这12公里是怎么走回家的。
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只好回家务农。每当我想起或讲起此事，总会喉咙哽咽。
务农2年半，我任劳任怨边学边干各种农活，参加过修水库挑土方，苕溪抗洪抢险，去镇上换粪，为大队办“双抢”快报，农闲晚上参加青年俱乐部活动，还担任过大队耕读小学老师。
1964年，杭州师范专科学校面向余杭县历届生招生，我被幸运地录取了。
一个从田坂里爬起来，推着粪车去拍证件照的农民，终于进了杭州的学堂，圆了求学梦！
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立志为农村教育事业奋斗终生
杭州师范专科学校是1908年创办的老校，前身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杭州师范学院。美丽的校园，完善的设施，简直是我心中的文化殿堂。
更可喜的是，读师范不用缴学杂费、伙食费，还有几元钱的助学金，可买生活用品。
班主任王应兰老师，副班主任王爱伦老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用。
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立志为农村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在“杭师”四年，父母基本上不负担我上学的费用，我也习惯了常年身无分文。我没有穿过一件毛线衣、卫生衫。夏天只有一件衬衫，睡觉前洗一洗，次日早上不管干没干，再穿上。冬天自己翻棉被、棉袄，我的棉袄没有包衫。春秋，把棉袄拆洗了，当夹衣。
我用助学金买了平生第一双球鞋，体育课和课外活动都舍不得穿，赤脚奔跑。劳动课及校外劳动更不用说了，理所当然是光着脚，美其名曰“保持贫下中农本色”，其实是怕鞋子穿破了没钱买。
我的饭票不够吃，常接受女同学接济。
但文化课、技能课，我学得轻松自如。我是671班团支部军体委员。对此项工作，我信心十足，读初中时就喜欢体育，务农时还当过武装民兵。
“杭师”对晨练十分重视。起床铃响后，同学们在操场集合，我带领全班进行队列训练，然后在田径场或校外公路上集体跑步。
我们班与661班经常比赛跑步。他们班比我们高一届，但我们是历届生，年龄、体能都有优势，再加上我这个领队中气十足，声音洪亮，气势上就压倒他们，每次集体跑步比赛都略胜一筹。
下午的课外活动更是内容丰富，篮球、足球、排球和乒乓球，这“三大球一小球”是我的爱好，特别是打篮球，几乎每天都在球场上大显身手。我还参加过杭州市环西湖10公里越野跑呢。
不光学习要好，学习雷锋也要好
劳动仍然是重要的一课。我们去满觉陇采茶，去转塘农村参加稻谷秋收，去瓶窑大观山果园参加土地平整……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来自农村的学生不觉得累，因为既得到锻炼，还能显示个人能耐。那时候，我们追求的是全面发展，不光学习要好，学习雷锋也要好。同学们争先恐后做好事。
班主任王应兰老师曾经两次派我去老余杭为集体办事。一次是我班女生沈祖生阑尾炎手术住院，我去余杭中桥公社石门村通知她的家人。一次是同学吴玉宝入团，需要政审，我去他的家乡余杭永建公社姚村调查情况。
两次去余杭，我都囊中羞涩，无钱买长途汽车票。我就去望江门一位认识的陶叔叔家借自行车。
从望江门出发，到余杭30多公里，再到同学家的村庄，少说还有5公里。每次骑自行车颠簸得屁股疼痛。
那次到永建公社姚村，途经苕溪北端堤塘。塘路两边高，中间是一条狭窄小路。自行车骑着骑着，一不小心轮胎一别，人就摔倒了。
我年少气壮，凭着一股蛮劲完成了老师交给的任务。如今信息时代几分钟能搞定的事，那时要费这么多的周折。
感谢父母，让求学成为我们六兄妹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
校园生活总是美好的，有苦有乐，有喜有忧，有笑有泪，令人回味无穷。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我和同班女同学徐仲兰被分配到遂昌县云峰公社任教。
从此，我从教40年。
我曾翻山越岭招少数民族儿童入学，也曾想尽办法为住校学生搞好伙食。我的人生和祖国发展息息相关，教过15所学校，16年以校为家，任完小校长、校级干部33年，我还评上了高级教师职称。
感谢父母，让求学成为我们六兄妹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
1965年，我哥应征入伍，到吉林长春当兵。1969年，我弟应征入伍，到福建当兵。父亲扬眉吐气：“走得远长见识，有文化就是好，俩儿子都是驾驶兵。”
1977年，大妹考上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是义桥大队的第一个大学生。这让父母更加自豪了。
兄妹六人都上学的农村家庭在过去不多见，而如今，我的外孙、孙子都在浙大读博士。“个个都得读书，能读多高就读多高”，我父母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一代更比一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