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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记者 李忠 摄
曹家齐
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南方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中国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趋势。隋朝统一南北后,南方经济对于整个王朝的重要性开始显露出来,故隋炀帝主持开凿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隋开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东北到涿郡,东南到余杭,成为贯通南北的水运交通动脉。然隋朝国祚短促,没能充分享受到大运河带来的福利。隋开运河,实际惠及的是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代。10至13世纪的两宋王朝,其国家的财政保障、国家安全,以及统治秩序维持等立国之计,甚是仰赖当时之运河。宋代也因此被称为“运河中心时代”。
宋朝国家对运河的仰赖
宋朝对运河之仰赖,与先后定都开封和杭州密切关联。周、秦至汉、唐各代,中国王朝的都城多在长安和洛阳,唯六朝都在建康。但无论建都何处,易守难攻的地理之险是必须的选项。但从五代开始,北方王朝的建都地则逐渐舍弃长安和洛阳,向东和东南、东北转移,从此结束了中国王朝定都长安、洛阳时代,开启了中国王朝建都的新格局和历史新时代。五代之中,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四个皆建都开封。北宋继立后,仍然建都开封,称为“汴京”,为时163年。后又有伪齐和金朝短期在此建都。此后,南宋建行在(实际上的都城)于大运河的终点临安府,元、明、清三朝皆建都北京(明初短期建都南京)。
开封与长安、洛阳相比,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北宋建立之初,曾为定都洛阳还是开封,展开过讨论,但讨论的结果,仍是放弃有险可守的洛阳而都开封,主要考虑的是开封便利的水陆交通,便于运输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的粮食入京。而漕运东南地区物资的交通线正是大运河的汴河、扬(江苏扬州)、楚(江苏淮安)运河(又称淮南运河)和江南运河各段,基本是隋朝的通济渠以南各段。正如北宋文学家秦观所说:开封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是四方物资与人员的荟萃之所。因为没有大山的间隔,而各条黄河的支流汇聚于此,因此成为一个交通枢纽所在。
唐代建都长安后,关中地区的资源渐渐无法满足需要。为解决这一问题,唐高宗时便着重营建东都洛阳,武则天时称为神都,以之作为能够满足中央官兵和民众物资需求的新的政治中心。这是因为,洛阳居于隋开大运河的中心,便于漕运东部和东南产粮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尽管唐玄宗以后努力改革漕运制度,将一定数量的物资运抵长安,但洛阳至长安因受三门峡的阻隔,运输成本相当高。又由于唐代后期战乱不断,洛阳以东的运道亦渐渐湮阻,而处于平原的开封的地位日益凸显。故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皆以开封为首都,并先后称为东都和东京。宋朝立国后,在有险可守和能够满足京师物资供应这两个不可兼得的选项中,还是选择了能够满足京师的物资供应这一条件,继续定都在开封。
北宋定都开封后,带动全国交通格局之变化,开封因而成为全国的交通重心,汇聚全国各地的物资。如史书所载,在淮河与长江以南所征调的粮食,经过扬州和淮南一带仓储的收纳,就调拨专门的船只装运驶往开封,为此,朝廷专门设置发运使一职管理此项事务,不仅是粮食,各种运往开封的货币以及绸缎、军需、杂物都归发运使负责。陕西各州府的粮食与物资也是如此,陕西来的物资由黄河三门峡沿流进入开封,入汴,以达京师,山东等地的物资由广济河而运送至京师,开封东南区域的物资则由惠民河而输送进首都,都有专门的官吏负责押送。
大运河对两宋国家的重要性
南宋定行都临安府,虽然是考虑到江南有“重江之险”,利于防御金人的进攻,以及杭州周围的经济支持,但交通仍是其考虑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便是杭州位于钱塘江口,北连江南运河,南有浙东运河,便于运输各地的物资入京。正如陆游所说的那样:朝廷之所以能够驻扎在杭州,正是因为有这条运河的原因,运河贯通南北,从隋朝一直到现在,都是国家的大利,这真是一种天数啊!南宋宁宗(1194-1224)的时候,大臣也还在说:朝廷最后安顿在杭州,各种所需要的物资都依赖各地的输送,但输送的渠道却主要是大运河,唯有运河才能最便捷地将大宗物资送入临时首都。
两宋先后定都开封和临安,其后果从大的格局上看,是中国交通重心的东移和南移,造成在漕运上对运河的更多仰赖。北宋尤其突出。如当时文学家秦观的论述:宋朝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政权游离于兵权的状况,天下的强兵劲卒也聚集在首都周边,而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无论是食物还是衣物、住所都依靠政府的供给,这种情况,已经跟唐代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大相径庭,开封坐落于平原地带,无险可守,但大批的军队就构成了一种另类的“险要”。而京师的兵民之众,更加重了对外来物资的需求,而保障这一需求的主要交通线就是运河,尤其是汴河。
北宋时期,汴河基本承袭隋开通济渠,与相连的淮南运河、江南运河等,成为漕运东南物资的交通大动脉。关于汴河的对于北宋国计的重要性,太宗至道元年(995),参知政事(副宰相)张洎说:十余万士兵,几十万战马齐聚开封,加上好几个被我们灭亡了的政权的贵族和平民,其数量已极其庞大。然而中原的年岁未必都能连年丰登,但首都无论如何不至于饥寒交迫,其原因就在于大运河能使四方的物资“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这真是“漕引江、湖,利尽南海”,汇聚了一半的天下财富啊。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名臣张方平也说:兵以食为命,而兵力聚集在京师周边,粮食一大半需要依靠运河的输送,朝廷每一年对输送进入开封的物资都有定额,不仅是军队,开封的官员、市民以及各色人员都依赖通过运河运往开封的粮食与各种商品,因此,运河在今天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绝对不是一条浅浅的水渠。
运河对两宋都城的实际输送
北宋时汴河漕运东南地区的粮食逐年增加,最高达到800万石,但从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以后,600万石是一个大致固定的漕运量,另外还有钱292万缗、银90万6千两、绢165万匹。这个漕运量基本上是汴河最大的运输能力。600万石漕粮中,两浙路占四分之一。从当时的漕运量来看,南方供应京师物资的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据学者全汉昇先生《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统计,除上供黄金一项,北方诸路,占到61%外,其余都是南方占绝大多数,如白银,南方占99.6%;钱物,南方占85%。
南宋时,运河,特别是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对于宋朝国计,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陆游称:自天子驻跸临安,四方的赋税输送以及邮传的往来、军队的调运、商贾的往返,杭州成为一个聚散地。根据《淳祐临安志》的记载:城外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镇江等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船,皆由此河达于行都。”关于浙东运河的地位,《西溪丛语》称:“海商舶船,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
运河对于两宋国计之重,必然关联两宋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为保障运河的漕运安全及效率,宋朝建立了发运司、排岸司、催纲司等一系列职官体系,形成围绕编纲组运而展开的转般法、直达法,以及押纲、催检、程限、安保等繁密而复杂的管理制度。其中甚至与整个王朝的盐政及平籴制度密切结合。而运河的水情及航运效率,更关系着政局的安危。
可以想见,北宋时期,运河之上,除北方冬季结冰的数月外,常年呈现运输繁忙景象。南宋时期,汴河和御河等河段地区为金朝所据,不再发挥以往的重要作用,但扬楚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特别是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盛况当更胜于前。航行在运河里的船只,不仅有漕运钱粮布帛的官纲船,亦多贩运茶盐等货物的商船,更不乏往来于运河之上的赴任、罢任官员及其他行旅。因此,运河上繁忙的物流和人流,也拉动了沿线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御河、汴河、扬楚运河、广济河、惠民河、浙东运河等运河,流经七个路,近三十个州(府)军,带动着沿岸农业及工商业的发展。其中除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行都临安外,大名府(河北大名)、应天府(河南商丘)、亳州、宿州、泗州(今属江苏盱眙)、楚州(江苏淮安)、扬州、真州(江苏仪征)、润州(江苏镇江)、常州、苏州、秀州(嘉兴)、越州(绍兴)、明州(宁波)等运河沿岸城市,均是州府治所,这些本属传统政治、军事型城市,因其处于运河沿岸这一优越地理位置,被大量物流带动的商品经济,改变成政治性与商业性兼具的综合型城市,从而连贯成两宋运河沿岸经济带。
运河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频繁的人流和物流,亦影响到运河沿岸的民俗与文化,使运河成为宋代民俗与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宋代大运河不仅是宋韵文化的重要研究议题,更堪为理解宋韵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对此,我们将另文作具体介绍。
(作者系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职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