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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养老团”上了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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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老蒋(右)回来看望老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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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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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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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团”每天的伙食账本。
口述 王桂芬 整理 李郁葱 线索提供 老蒋
我叫王桂芬,今年79岁。年轻时我当过厂长,工厂出来的说话都比较直接,别见怪啊。
我知道你的来意,是要我说说杭州市郊这栋别墅里“抱团养老”的故事。我记得发起“抱团养老”的2017年,报纸上说,我们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养老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不过,我发起“抱团养老”,主要是为了我的老伴朱荣林。当时他得了癌症,意志消沉。一儿一女都很孝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时刻陪着我们不现实。
我就想,怎么样才能让老朱快乐起来。
碰到这么好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就在一起了
这个隶属余杭的村子很小,统共不过20户人家。1940年,老朱就出生在这里,他是正宗的农民子弟,杭州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就在市里的中学教书。
我比老朱小5岁,从小住在西湖边的荷花池头。1963年,我考进杭州化工学校,和老朱在同学家里认识了。我知道老朱对我有点意思。
毕业时,我分配到台州的天台机械厂,户口也被送到了那里。天台很远,一路坐车颠簸得很。我想,和老朱是没缘分了。
没想到,老朱把自己的工作和户口也迁到了天台。碰到这么好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就在一起了,1969年结婚,生了一儿一女。用儿子的话说:“爸爸这一生做得最对的事就是娶了妈妈。”每次这么说的时候,老朱就会笑而不语。
一直到1982年,我们才调回杭州。老朱去了瓶窑中学,我到了瓶窑医学化工厂。
退休后,我们好日子来了,两个人出门旅游,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2010年,儿子出资,把村里的朱家老屋拆了,盖起这幢三层楼的别墅,供我们养老。
别墅造好后,老朱再也不想回城里住了。城里不管什么房子,他都嫌小。这里整个村子都是亲戚朋友,大家说说笑笑,远比独门独户要开心。
当时我吃不准,会不会有人来应征。但报社的记者说,报名很踊跃
2012年,我和老朱搬回村里住,开开心心过了四年。
那次,老朱做完体检,我们一起去江西旅游。人还在路上,医院就打来电话,老朱查出了膀胱癌,需要马上动手术。
前前后后,动了三次手术,病情是稳定了,但老朱,人完全变了,不爱说话了。一道出门,他不光走得慢,落在我后面,有时我回头一看,他脑袋和双肩探出,后背弓着。
老朱变成这样,我说不出的难受。生病对他打击太大了!正好我从报纸上读到,余杭有个阿姨在搞“抱团养老”,可惜搞失败了。
我给老朱看报道,指了指家里三层楼的别墅,“要不我们也试试?”我想他开心点,有些伙伴一道说说话,我自己也可以减轻一些家务负担。
老朱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多一点人在一起,烧菜也可以多几个品种。而且我们有9个房间,每间房都配备了独立卫生间,蛮有优势的。
在周末的家庭聚会上,我们把想法和孩子们说了,儿女都支持。唯一的要求是,周日最好能把房子腾出一两间来,让我们家里人享受天伦之乐。
2017年5月8日,我在杭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招租启事”:招募年龄差不多的老人住进自家别墅。
我们计划招4到5对老夫妻,年龄在六七十岁的,最好不是独居老人。因为以后大家轮值烧饭、买菜,年龄太大或者身体不好,就难办了。
当时我吃不准,会不会有人来应征。但报社的记者说,报名很踊跃。
10天后,记者整理了一份100多对老年夫妻的资料给我。
他们和我们年龄相仿,大多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历过下乡插队、兵团建设,退休前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印刷工、电信工、销售员。现在孩子都大了,各自成家了,也和我们一样,面临着“孤独”。
毕竟是要生活在一起,我们也很谨慎,希望住进来的老夫妻经济上不能太计较,说话上能多包容。一个月里,我们邀请了一些条件合适的老夫妻来“面试”。
“面试”些啥呢?就是带着来应征的老夫妻去“农家乐”,一起吃饭、喝茶,打几圈麻将。大家都是AA制。这些细小的地方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
在每一天的热闹中,我们驱散了衰老和孤独。老朱的笑容多了,人也开朗起来
2017年7月3日,五对“面试”成功的老夫妻正式入住,我们的“养老团”成立了。
我当过厂长,管理过200多人的厂子,所以一开始就给“养老团”制定了详细的章程。我们所有的经济账目都是透明的。
住进来的五对老夫妻,都是杭州本地人。租给他们的房间,朝南的月租金1500元,其他朝向的房间每月1100元。
这个房租可不是给我和老朱的,而是支付三个工人的工资。厨师阿姨每天做两顿饭,月薪2000元;修剪草木的园丁,月薪也是2000元;保洁阿姨一周打扫两次,每月1200元。
我在饭厅放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写了每个老人的名字,吃一顿早饭,画一划;午饭或者晚饭,画两划,月底按“正”字笔画数结算。
住进来的老人都很相信我,比我年纪小的,客气地叫我一声“大姐”。不像老朱,一开口就是“老太婆”。
“养老团”成立后,每一家都认真执行轮值的规定。当值的那家负责做早饭、买菜、帮厨、洗碗。原本冷冷清清的房子热闹起来了。
每天下午4点半,厨房里的烟火气就飘荡在村里。喜欢烧菜的小张(他61岁,我喊他小张),主动钻进厨房,帮烧菜阿姨做饭。
这时候,小张的老婆小玲正和我们在楼上“砌长城”(打麻将)。在每一天的热闹中,我们驱散了衰老和孤独。
我最开心的是,老朱的笑容多了,人也开朗起来。
老蒋说,人老了反而更需要朋友,需要社交
这栋别墅,始终维持在11个人,大家年龄加起来超过了600岁。
不是夫妻共住吗,为什么会是单数?是70岁的阿花报名时撒了谎。真见面时,她其实是一个人,丈夫早年去世了。
老朱看她心诚,就让她留了下来。
阿花是国企退休职工,有一儿一女。她和女儿住,如今孙辈都已上学,子女白天忙于工作。阿花住到我们别墅来,也是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后来,她一直住到我们“养老团”解散。
老蒋夫妻是名额空出后,中途加入的。老蒋以前是拍电视的,见多识广,和老朱很快成了好朋友。后来“养老团”解散了,他还常常回来看看老朱,给了我们很多安慰。
老蒋很有特色,戴一顶洋气的贝壳帽,头发有点长,穿格子衬衫,外面罩一件西装背心,“木牢牢”像艺术家嘞。
老蒋在城里有两套房子,还常到横店影视城客串一两个角色。老蒋的儿子工作也很好,每个月都劝爸爸出去旅游,他报销来回路费。
老蒋很想把“抱团养老”继续做下去。他说,人老了反而更需要朋友,需要社交。
老蒋搬进来时,带了一条黑白相间的中华田园犬,叫“格格”。“格格”性格特别温顺,一来就和村里的“土著”狗交上了朋友。
老蒋说:“看,动物尚且有交朋友的需求,何况人?”
老蒋还说,一个人从退休到离开,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如何衰老。他说,也许哪一天,他会写一本专门讲老年生活的书。
今天吵过,明早又坐在一张桌子前,从同一个盘子里夹起同一个菜
我本来想,大家饮食习惯差不多,一起生活多好。但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地鸡毛。
最简单的矛盾来自一日三餐。这个人喜欢吃肉,那个人喜欢吃素,怎么弄?体重190斤的交这点饭钱,体重100斤的也交这点饭钱,后者觉得自己吃亏了。
有的人习惯早起,有的人喜欢晚起。两拨人的起床时间要差4小时。冬天用高压锅煮稀饭,晚起的人就会抱怨稀饭冷了。
后来,我专门去换了一只有保温功能的高压锅。
渔儿和菊儿,是第一批入住的房客。每次值日,她们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便宜几角钱的菜,还喜欢多买一点,剥完的豆子拿袋子密封好,放进冰箱,下雨天就不用买了。
老蒋就觉得过日子没必要这么节省,新鲜的豆子才4元钱一斤,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买来后还要放进冰箱速冻,有什么好的?
老蒋的话也很实在,“再过十几年,想吃也吃不了,想动也动不了,这人生最后一段路,为什么不好好享受?”
渔儿和菊儿觉得有道理,但听过,也就听过了。下次买菜,她们还是老样子。
再比如吃菜,我和老朱是主人家,一般最后一个去夹菜。通常这时候,盘子里的好菜已经被夹光了。要说我们心里一点芥蒂都没有,还真不是。
再比如打扑克,有的人特别较真,输了牌就光顾着埋怨队友。后来嘛,这个晚上唯一的娱乐活动,从此关张。大家吃完饭,散完步,各自回房。
像不像小孩子?这么多老人在一起,也和小孩子一样,今天吵过,明早又坐在一张桌子前,从同一个盘子里夹起同一个菜。
来我们这里,有人就是为最后的养老做准备,学习“如何不给别人添麻烦”
但是啊,十根手指尚有长短,何况人?有人一直留到了“养老团”解散,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中途退场。
有一天,渔儿睡觉前突然感到头晕、心慌,她先生当时去旅行了。
我们放心不下,打了120,把她送到瓶窑镇上。到了医院,她不舒服的症状好了许多。一做检查,也查不出器质性的毛病。
等渔儿先生回来后,两夫妻一商量,还是决定结束集体生活。消息刚透出去,一对老夫妻就赶来看房子。
这对夫妻,老太太74岁,上楼梯要一个台阶迈两步。老先生78岁,耳朵不太灵光。我担心他们年纪偏大,本想周末见完其他人再作决定。经不住他们再三表达诚意,最终答应试住3个月。
后来,他们住了7个月,身体吃不消了才搬走。也算是体验过“抱团养老”了。
我们的房客大多是“50后”,他们的子女大多是独生子女。于是,他们就有一种心理感觉,觉得自己是被子女“抛弃”的第一代人,而且以后势必要住养老院。来我们这里,有人就是为最后的养老做准备,学习“如何不给别人添麻烦”。
60多岁的小徐夫妻要走了。他们86岁的老父亲突发疾病,家中无人照料。这给我和老朱提了个醒,“养老团”最好能有个医生入住。
小徐夫妻走后,我们确实招到了一对新夫妻,男的当过医生。但住了不到两个月,医生夫妻走了。
那个医生有70岁,以前中风过,左手仍旧一抖一抖的。有一次一起吃饭,医生没端稳饭碗,菜撒了一地。有人就笑出了声。
我赶紧瞪了那人一眼,可医生夫妻还是感觉到了。
又有人发牢骚,说医生中风过,万一发病怎么办?这里是乡下,救人有困难的。
这话大概也被医生夫妻听到了。第二天,老两口便结清房租,去苏州投靠独生女儿了。
“没有一个媒体是我找来的,都是记者主动上门,这说明了什么呀?”
天都黑了,我们正在吃饭,突然有人敲门。
是一个西安来的老太太。她不晓得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抱团养老”,背着一捆棉被、一罐辣椒酱,就来杭州了。
老太太的女儿在广东打工,她一个人没有其他地方去。
当时房间已经满了,我请她在沙发上睡了一晚。第二天,狠狠心,把她劝走了。
这样慕名来的“不速之客”很多。主要那几年,我们“抱团养老”的故事被太多媒体关注。除了接待来访的记者,我们还经常受到邀请,参加电视节目的录制。
有一次,我和老朱,还有老蒋三个人,早上8点不到就出门了,到杭州电视台录节目。地铁上,老蒋掏出三四页密密麻麻的稿纸,拿起钢笔又添了两句。
我说,“人家问什么,随便讲就好啦。”
但老蒋心细、认真。他有个文件夹,收藏了2017年以来所有关于我们“抱团养老”的报纸新闻。说真的,他很像我们“养老团”的新闻发言人,但老蒋不承认。他说,“没有一个媒体是我找来的,都是记者主动上门,说明了什么呀?”
说明全社会都在重视养老问题啊!
有一位研究“中国老年人的养老模式”的高校老师,看到央视新闻频道关于我们的节目后,专程来杭州拜访,说要“取经”。
还是老朱看得开。他说,人到了这个岁数,名和利都是空的,上新闻也不过图个热闹。我们“养老团”最关心的是,“我活着,还健康”。
去年,老朱不在了。现在,老蒋有时过来看我。
他会打开他那个文件夹,指着一张张照片跟我说:“这个是法国记者爱丽丝,正在采访朱老师。”“这个是我们去北京中央电视台,参加《夕阳红》节目的录制。”
老蒋算了下,从2018年起,一共有三四十家国内外的媒体,还有七八所大学的老师、学生,来过我们这里采访、调研,考察“抱团养老”的首个“成功”案例。
我们成功了吗?我问自己。起码,那几年是成功的吧。
我们的“养老团”散了,即使重头来过,也不可能是原班人马了
2019年农历年底的一天,老蒋和妻子抱着小狗“格格”离开,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我们挥手告别,相约再见。没想到一个月后,新冠疫情就来了。
再像以前那样过集体生活,显然不现实。老蒋夫妻的衣服、鞋子、电水壶这些私人物品,一直留在别墅。这一留,就是三年。
我常常回想起从前。那时候,老蒋会和老朱开玩笑,他们就像真的两兄弟。餐桌上,菜上来,我往老朱碗里夹了一只虾,一块东坡肉,几片青菜。老朱颤巍巍地用筷子,将肉捣成两半,再小心翼翼夹起来,放进嘴里。
老蒋就坐在旁边,也给老朱夹起一只虾,接着聊起死亡,“能吃的时候就多吃点”。
老朱听了,笑起来,露出两排白牙。老蒋又说,“你要少睡一点,反正以后还要睡很久。”老朱又笑了。
“抱团养老”的房客中,有人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还不到60周岁,癌症。也有人继续潇洒人生,旅居在泰国,和老外一起翩翩起舞。
我们的“养老团”是散了,即使有机会重头来过,也不可能是原班人马了。因为,对我最重要的人,老朱已经走了。
我最宽心的是,最后那几年,有那么多说说笑笑的人陪伴着,至少老朱是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