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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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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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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苍水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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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之役”教师合影
徐 骏
丝织业、养蚕业、印染业、扇业、盐业、冶铁业、火腿业……旧时杭州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神”,甚至明代杭州衙门里的捕快,也有自己的行业神。有些外地的行业神,居然也是杭州人,但在杭州却找不到其神庙,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输出”。
将安居乐业的愿望寄托于各种庙神,是当时杭州社会百态、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
唐宋名将
成了行业“祖师爷”
杭州从前有些行业虽有行业神,却不一定有固定的神庙。如冶铁业、烧炭业、火腿业等。
明清时期,打铁关一带有很多家打造铁锅、农具、刀剑的铁匠铺,每年正月初十开工前,或中途出现开炉不顺、烧铸不力时,都要请一次炉神,这炉神就是铁匠的行业神尉迟恭。
据说这位身为门神的隋唐名将,也曾经做过铁匠,因此被奉为行业神。请神时,就在熔炉旁摆一供桌,上置鱼肉、水果等供品,铁匠们依次上香祭拜后,撤去供桌,便开工大吉。
旧时,杭州市郊的烧炭工上山烧炭前,会在山脚用三块石头搭个小庙造型,用猪头和酒供祭陈老相公,并每天插香膜拜。这陈老相公据说是位红脸膛的烧炭前辈,因反抗官府与炭商的欺诈而被害,死后被尊为炭神,即烧炭的行业神。
杭州火腿业的祖师爷为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宗泽是金华义乌人,据说他曾用腌制的“家乡肉”来慰劳将士,成为了金华火腿的发明者。据杭州万隆火腿店任兆林师傅说,过去火腿店开业,都要挂一幅宗泽公的画像,以示对祖师爷的敬重。
以前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族群,他们的行业神是供在各自船上的,即钱塘江上的“九姓渔民”,供奉的是周宣灵王。
“九姓渔民”,有陈、钱、林、袁、孙、叶、许、李、何九姓。他们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们的祖先是元末起义军首领陈友谅的部下,被朱元璋打败后,贬为渔户贱民,不准上岸。
另一种认为他们是南宋亡国大夫,因爱严陵山水,带着家眷避世而来,捕鱼为生,不与当地居民通婚,以明不践元土之意。因他们为世代望族后裔,缺乏谋生手段,捕不到鱼,只好靠卖唱度日,后来甚至变卖唱为卖身。
“九姓渔民”每条船上都有周宣灵王像,他们奉其为司风雨之神,法力无边,是撑船人的保护神。周宣灵王本名周雄,是南宋宁、理宗时期人。他是个孝子,为救母命而死于江船中,后来“显灵江湖,江以南皆祀之”。
一直到同治年间,清政府“裁九姓渔课,准令他们改贱为良”,每家每户还发了准予改贱为良的执照,但“江干花船”依旧存在。民国后,又曾三令五申,“九姓渔民”才逐渐绝迹。
临安城的许仙被“文化输出”了
还有些外地的行业神,居然是杭州人,但在杭州却找不到其神庙,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输出”。
如以前东北乡村的货郎均奉许仙为祖师爷,这许仙就是《白蛇传》的男主人公,在临安府开药店的许宣。东北货郎为何要尊一个江南药铺的小掌柜为祖师爷?有些匪夷所思。
此外,江西、福建等多省的地方戏曲艺人,都奉“杭州铁板桥老郎君”为祖师爷,据说戏文的起源地就在“杭州西门外风火院铁板桥”,由“老郎君”传下来的。在早期戏文话本中,开头和结尾常有“前辈老郎相传”“此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的字样。据“京师”即杭州推断,“老郎君”应是南宋人,但具体是谁却不得而知,“铁板桥”也难以查到其确切位置。
杭州还有一种名产,与丝绸一样著名,也可视为一种文化,就是龙井茶。可有意思的是,杭州的茶叶行业历史上并无像丝织机神、机神庙那样有十分明确的行业神与神庙。其他很多地方的茶业均奉唐代陆羽为茶神或茶圣,为其行业神,并建有神祠,而杭州却没有。
可能龙井茶真正出名相对较晚,明清时期才声名鹊起,而且是经过历代很多名人的赞颂,属于集体加持,加上得天独厚的水土与逐步成熟的工艺,才有今天的品质,而非单纯依靠某位祖师爷的技艺与传承。
不过杭州茶农过去在遭遇天旱虫灾时,会用猪头三牲祭祀龙王菩萨。有时抬着龙王的神位,敲锣打鼓,到茶山上兜一圈,叫做“出神”,既为求雨,又为消除虫害。除夕请年菩萨时,茶农把每年采摘的头茶作供品,祈求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茶叶丰收。
明代杭州捕快的行业神,出人意料
除了手工业者,古时杭州的公务人员系统中也有行业神、庙。
明代杭州衙门里的皂隶、捕快奉“草鞋三郎”为行业神。钱希言(明)在《狯园》中说:“杭州府有草鞋三郎庙,颇有灵响。公门伍伯、巡逻游徼之属,家祭户享,稍不致敬,便罹官灾。相传草鞋三郎即古盗跖是也。”
盗跖(草鞋三郎)是春秋时代有名的大盗,捉贼的捕快,要拜这位盗贼的老前辈为行业神,也实在是不可思议。这座草鞋三郎庙也无法确定当年位于杭州哪里。
不过杭州过去的小偷倒真的有座本行的祖师爷庙,即清泰门外的时迁庙,供奉《水浒》中的“鼓上蚤”时迁。相传时迁庙(也称时迁楼)宋朝时就建于艮山门东角城墙边,后来又改建于羊坝头和清泰门外。清代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载:“吾杭清泰门外,有时迁庙,凡行窃者多祭之。”
据说杭州时迁庙的香火还挺旺,但都是深夜旺,因为白天窃贼们不敢来祭拜祖师爷,怕被一锅端。丁立诚(清)在《武林杂事诗》中有首名为《时迁楼偷祭》的诗,非常生动地对祭拜的窃贼进行了场景与心理描写:“卅六人中谁善偷,时迁庙食城东楼;后世偷者奉为祖,月黑深宵具酒脯。但愿人家不闭门,黄金取尽青毡存;岁岁报祭官不捉,天上追踪东方朔。”
而有种职业白天黑夜必须随时出动,且风险也很高,这就是消防业。民国时期杭州消防队祀拜的行业神是火神与龙王。当时消防队每年要在火神和龙王生日时各祭一次,名曰“分龙日”。
农历四月十八日,到姚园寺巷的元帅庙龙王殿祭拜龙王;五月二十日,再备香烛三牲到佑圣观路的佑圣观火神殿去祭拜火神(祝融)。祭过龙,消防队员进行聚餐,餐后各队派出“救火洋龙”游行至湖滨、断桥、中山公园或体育场作试水表演,并交流消防技术,检阅消防队伍。
拜龙王,是因龙王管水,水能灭火;拜火神,则因其管火,祈求其不要降灾。俗话说“水火无情”,但杭州老一代消防员却力图使之有悲天悯人之情。元帅庙与佑圣观现已不存,但姚园寺巷和佑圣观路依然还在。
萧相国庙祭悲壮
曾经让刽子手都产生了悲天悯人之感的一座庙宇,就是位于杭州弼教坊的萧相国庙,此庙从前为司法刑狱官吏的行业神庙。
萧相国庙也是宋室南渡时,从开封迁至杭州的,供奉汉代名臣萧何。萧何曾辅佐刘邦建立了汉初法制,制定了汉朝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典《九章律》,被称为“定律之祖”,也称“狱神”,后来变作刑狱体系的行业神。
弼教坊位于现中山中路与平海路交界的西南面,即原岳王路花鸟市场这一片。这里宋代为睦亲坊,是宗室子弟住宅与学校的聚集地,明代在此地设掌管全省刑狱、治安事务的按察司署,改为弼教坊,处决囚犯的刑场也设在这里。
按理说在民坊内设刑场是不符规矩的,但有萧相国庙在此,就不一样了。《西湖游览志》中说到弼教坊萧相国庙:“盖戒民坊为戮人之市,而萧何定律令,平刑狱,义有所取耳。”如此也便于狱吏、狱囚在行刑前祭拜或辞别狱神。
清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与康熙三年九月七日,杭州弼教坊萧相国庙不远的刑场上,先后进行过两场十分惨烈的行刑。前一场是“庄氏案”的处决,后一场是张苍水的就义。
金庸《鹿鼎记》中康熙年间一场轰动全国的“庄氏明史案”,是真实历史事件。由一部湖州富商自编史书引发的文字狱,很多江南文士牵涉其中,最终此案审定死刑者七十二人,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行刑之地就在弼教坊。
处决当天,黑压压跪着一大群等着砍头和割剐的人,有几户还是满门抄斩,凄厉的哭喊声震天动地,连见惯杀头场面的狱吏和刽子手都有些受不了,他们只有在行刑前到萧相国庙里,对着青面狱神萧何拜了又拜,仿佛可以减轻点罪孽。
接着他们走到为该书作序的李令皙与四个儿子旁,暗示其十六岁的小儿子,将年龄报小一岁,可免一死。但少年不肯,宁愿与父兄同死,也不愿独活。
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弼教坊萧相国庙又一次走进了一批行刑者,这次他们来祭拜狱神,是带着一些敬佩与同情的,因为将要处决的是抗清到底、宁死不降的明朝大将张苍水。
监刑官见张苍水的童仆杨冠玉年仅十五岁,欲设法免他一死,但冠玉断然拒绝,要与张将军共生死。
所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使行刑者们意外的是,张苍水此时十分从容淡定,脸上甚至还有一丝笑意。在他看来,能死在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相伴,是种荣幸。
他拒绝跪着受戮,坚持坐着受刑,刽子手满足了这个最后的要求。就义前,张苍水凝望着远处浓云笼罩着的吴山,大喝一声:“好山色!”
不管是弼教坊,还是萧相国庙,现都已消失在了后起的高楼中。而张苍水如愿葬在了南屏山下西湖边的“好山色”中,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杰”。
祭孔之礼遇风潮
祭拜,是从业者对行业神或祖师爷,表达敬畏的一种重要形式。清末民初,杭州教育界发生过两起因祭拜祖师爷而引发的事件,影响巨大,分别为“木瓜之役”和“一师风潮”。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也是最早的教育家,教育界历来拜“万世师表”的孔子为祖师爷,称之为“至圣先师”,全国各地都建有孔庙。
杭州孔庙始建于南宋,规模宏大,民国初年其地域范围东靠运司河(抗战前河被填平筑成现在的劳动路),西邻荷花池头,南连政法大学(现柳浪东苑),北接浙江病院(现大致省军区二招位置)。
以前每年春秋两季第二个月上旬的“丁日”,是全国统一祭祀孔子的日子,叫“丁祭”。这是官方的公祭,由主政官主祭,有固定的时间、程序和规格,与教育界将孔子作为行业神来祭拜,还是有所不同。
后者更频繁、更灵活,有的学校甚至专设一座孔庙,便于祭祀,所谓“学必有庙,以祀孔子”。大部分学校都设有孔子牌位,每逢农历八月廿七孔子诞辰日,必举行祭拜祖师爷的活动,民国时期还曾把这天定为教师节。
1909年6月,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更换监督(校长),由夏震武接替沈钧儒。旧式文人夏学监,在两级师范众多留过洋的教师眼里,是个思想保守且自命不凡的老顽固,所以称之为“夏木瓜”。
“夏木瓜”一到学校,就以家长式的口气命令教务长许寿裳在礼堂设立孔子牌位,通知教师们穿礼服到礼堂祭孔并举行他的就职典礼。没想到许寿裳当即予以拒绝,说开学时已拜过孔子,恕不奉陪。
教师们得知这一情况也极为不满,鲁迅等几位教师更是坚决抵制“夏木瓜”的封建礼教作风。当时虽还是在清政府统治下,但这些海归教师连辫子也早剪了,鲁迅还穿上了西装,哪里还吃这套。僵持之下有25名教师提出辞职,并搬出校舍。
此事社会影响很大,其他学校的教师也纷纷声援两级师范的罢教老师。《申报》还跟踪报道了这一事件,态度鲜明地声讨夏震武的“九大罪”。在各方压力下,夏震武后来不得不宣布辞职。“木瓜之役”以教师们的获胜而告终。
十年后,1919年10月2日,杭州将举行“丁祭”。这个“祭孔”大典按惯例由省长或教育厅长主祭,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兼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即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经亨颐为主陪祭。
“一师”高年级学生是主要参祭者,他们有的担任司乐,有的负责跳“八佾舞”,总共要完成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和送神六个比较繁琐的程序。祭毕,每个参祭的学生可分得一刀肉。
而就在几个月前,刚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新思想浪潮已几乎席卷全国。“一师”学生首先表示不愿再参加祭孔典礼,校长经亨颐支持学生,借口赴山西开会,提前离开杭州,避而不就“丁祭”的主陪祭官。这就引起了官方的不满,也成为后来爆发“一师风潮”的最早起因。
一个多月后,“一师”学生施存统发表了一篇向封建式家庭制度开炮的名为《非孝》的文章,直接激怒了当局,勒令经亨颐开除该生及几名激进的教员,被其拒绝,于是就免去了经亨颐的校长职务。
“一师”师生强烈抗议当局做法,提出“挽经护校”口号,力图留住经校长。当局派军警进校企图强行驱散学生,双方发生对峙。此事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最后在社会各界调停下,浙江当局同意学生提出的“任免校长须得学生同意”的要求,由经学生认可的姜琦出任“一师”新校长,全校复课,“一师风潮”才得以结束。
“木瓜之役”和“一师风潮”均由“祭孔”一事而引发,都正处于新旧思想与文化冲突的风口浪尖,“打倒孔家店”成为当时反封建的一种象征,连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都不买“祖师爷”的账,体现了社会剧变下的一个时代特征。
其实拜不拜祖师爷或行业神只是一种形式的有无,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只有敬畏之心是永恒的。从一个行业角度来说,有了敬畏心,就不大会出现“毒奶粉”“豆腐渣”等伤天害理之事。
从前对祖师爷及行业神的崇拜,是从业者们一种朴素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安居乐业的愿望寄托于各种庙神,也是当时杭州社会百态、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