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孔庙
萧何像
张苍水墓
“木瓜之役”教师合影
徐 骏
丝织业、养蚕业、印染业、扇业、盐业、冶铁业、火腿业……旧时杭州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神”，甚至明代杭州衙门里的捕快，也有自己的行业神。有些外地的行业神，居然也是杭州人，但在杭州却找不到其神庙，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输出”。
将安居乐业的愿望寄托于各种庙神，是当时杭州社会百态、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
唐宋名将
成了行业“祖师爷”
杭州从前有些行业虽有行业神，却不一定有固定的神庙。如冶铁业、烧炭业、火腿业等。
明清时期，打铁关一带有很多家打造铁锅、农具、刀剑的铁匠铺，每年正月初十开工前，或中途出现开炉不顺、烧铸不力时，都要请一次炉神，这炉神就是铁匠的行业神尉迟恭。
据说这位身为门神的隋唐名将，也曾经做过铁匠，因此被奉为行业神。请神时，就在熔炉旁摆一供桌，上置鱼肉、水果等供品，铁匠们依次上香祭拜后，撤去供桌，便开工大吉。
旧时，杭州市郊的烧炭工上山烧炭前，会在山脚用三块石头搭个小庙造型，用猪头和酒供祭陈老相公，并每天插香膜拜。这陈老相公据说是位红脸膛的烧炭前辈，因反抗官府与炭商的欺诈而被害，死后被尊为炭神，即烧炭的行业神。
杭州火腿业的祖师爷为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宗泽是金华义乌人，据说他曾用腌制的“家乡肉”来慰劳将士，成为了金华火腿的发明者。据杭州万隆火腿店任兆林师傅说，过去火腿店开业，都要挂一幅宗泽公的画像，以示对祖师爷的敬重。
以前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族群，他们的行业神是供在各自船上的，即钱塘江上的“九姓渔民”，供奉的是周宣灵王。
“九姓渔民”，有陈、钱、林、袁、孙、叶、许、李、何九姓。他们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们的祖先是元末起义军首领陈友谅的部下，被朱元璋打败后，贬为渔户贱民，不准上岸。
另一种认为他们是南宋亡国大夫，因爱严陵山水，带着家眷避世而来，捕鱼为生，不与当地居民通婚，以明不践元土之意。因他们为世代望族后裔，缺乏谋生手段，捕不到鱼，只好靠卖唱度日，后来甚至变卖唱为卖身。
“九姓渔民”每条船上都有周宣灵王像，他们奉其为司风雨之神，法力无边，是撑船人的保护神。周宣灵王本名周雄，是南宋宁、理宗时期人。他是个孝子，为救母命而死于江船中，后来“显灵江湖，江以南皆祀之”。
一直到同治年间，清政府“裁九姓渔课，准令他们改贱为良”，每家每户还发了准予改贱为良的执照，但“江干花船”依旧存在。民国后，又曾三令五申，“九姓渔民”才逐渐绝迹。
临安城的许仙被“文化输出”了
还有些外地的行业神，居然是杭州人，但在杭州却找不到其神庙，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输出”。
如以前东北乡村的货郎均奉许仙为祖师爷，这许仙就是《白蛇传》的男主人公，在临安府开药店的许宣。东北货郎为何要尊一个江南药铺的小掌柜为祖师爷？有些匪夷所思。
此外，江西、福建等多省的地方戏曲艺人，都奉“杭州铁板桥老郎君”为祖师爷，据说戏文的起源地就在“杭州西门外风火院铁板桥”，由“老郎君”传下来的。在早期戏文话本中，开头和结尾常有“前辈老郎相传”“此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的字样。据“京师”即杭州推断，“老郎君”应是南宋人，但具体是谁却不得而知，“铁板桥”也难以查到其确切位置。
杭州还有一种名产，与丝绸一样著名，也可视为一种文化，就是龙井茶。可有意思的是，杭州的茶叶行业历史上并无像丝织机神、机神庙那样有十分明确的行业神与神庙。其他很多地方的茶业均奉唐代陆羽为茶神或茶圣，为其行业神，并建有神祠，而杭州却没有。
可能龙井茶真正出名相对较晚，明清时期才声名鹊起，而且是经过历代很多名人的赞颂，属于集体加持，加上得天独厚的水土与逐步成熟的工艺，才有今天的品质，而非单纯依靠某位祖师爷的技艺与传承。
不过杭州茶农过去在遭遇天旱虫灾时，会用猪头三牲祭祀龙王菩萨。有时抬着龙王的神位，敲锣打鼓，到茶山上兜一圈，叫做“出神”，既为求雨，又为消除虫害。除夕请年菩萨时，茶农把每年采摘的头茶作供品，祈求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茶叶丰收。
明代杭州捕快的行业神，出人意料
除了手工业者，古时杭州的公务人员系统中也有行业神、庙。
明代杭州衙门里的皂隶、捕快奉“草鞋三郎”为行业神。钱希言（明）在《狯园》中说：“杭州府有草鞋三郎庙，颇有灵响。公门伍伯、巡逻游徼之属，家祭户享，稍不致敬，便罹官灾。相传草鞋三郎即古盗跖是也。”
盗跖（草鞋三郎）是春秋时代有名的大盗，捉贼的捕快，要拜这位盗贼的老前辈为行业神，也实在是不可思议。这座草鞋三郎庙也无法确定当年位于杭州哪里。
不过杭州过去的小偷倒真的有座本行的祖师爷庙，即清泰门外的时迁庙，供奉《水浒》中的“鼓上蚤”时迁。相传时迁庙（也称时迁楼）宋朝时就建于艮山门东角城墙边，后来又改建于羊坝头和清泰门外。清代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载：“吾杭清泰门外，有时迁庙，凡行窃者多祭之。”
据说杭州时迁庙的香火还挺旺，但都是深夜旺，因为白天窃贼们不敢来祭拜祖师爷，怕被一锅端。丁立诚（清）在《武林杂事诗》中有首名为《时迁楼偷祭》的诗，非常生动地对祭拜的窃贼进行了场景与心理描写：“卅六人中谁善偷，时迁庙食城东楼；后世偷者奉为祖，月黑深宵具酒脯。但愿人家不闭门，黄金取尽青毡存；岁岁报祭官不捉，天上追踪东方朔。”
而有种职业白天黑夜必须随时出动，且风险也很高，这就是消防业。民国时期杭州消防队祀拜的行业神是火神与龙王。当时消防队每年要在火神和龙王生日时各祭一次，名曰“分龙日”。
农历四月十八日，到姚园寺巷的元帅庙龙王殿祭拜龙王；五月二十日，再备香烛三牲到佑圣观路的佑圣观火神殿去祭拜火神（祝融）。祭过龙，消防队员进行聚餐，餐后各队派出“救火洋龙”游行至湖滨、断桥、中山公园或体育场作试水表演，并交流消防技术，检阅消防队伍。
拜龙王，是因龙王管水，水能灭火；拜火神，则因其管火，祈求其不要降灾。俗话说“水火无情”，但杭州老一代消防员却力图使之有悲天悯人之情。元帅庙与佑圣观现已不存，但姚园寺巷和佑圣观路依然还在。
萧相国庙祭悲壮
曾经让刽子手都产生了悲天悯人之感的一座庙宇，就是位于杭州弼教坊的萧相国庙，此庙从前为司法刑狱官吏的行业神庙。
萧相国庙也是宋室南渡时，从开封迁至杭州的，供奉汉代名臣萧何。萧何曾辅佐刘邦建立了汉初法制，制定了汉朝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典《九章律》，被称为“定律之祖”，也称“狱神”，后来变作刑狱体系的行业神。
弼教坊位于现中山中路与平海路交界的西南面，即原岳王路花鸟市场这一片。这里宋代为睦亲坊，是宗室子弟住宅与学校的聚集地，明代在此地设掌管全省刑狱、治安事务的按察司署，改为弼教坊，处决囚犯的刑场也设在这里。
按理说在民坊内设刑场是不符规矩的，但有萧相国庙在此，就不一样了。《西湖游览志》中说到弼教坊萧相国庙：“盖戒民坊为戮人之市，而萧何定律令，平刑狱，义有所取耳。”如此也便于狱吏、狱囚在行刑前祭拜或辞别狱神。
清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与康熙三年九月七日，杭州弼教坊萧相国庙不远的刑场上，先后进行过两场十分惨烈的行刑。前一场是“庄氏案”的处决，后一场是张苍水的就义。
金庸《鹿鼎记》中康熙年间一场轰动全国的“庄氏明史案”，是真实历史事件。由一部湖州富商自编史书引发的文字狱，很多江南文士牵涉其中，最终此案审定死刑者七十二人，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行刑之地就在弼教坊。
处决当天，黑压压跪着一大群等着砍头和割剐的人，有几户还是满门抄斩，凄厉的哭喊声震天动地，连见惯杀头场面的狱吏和刽子手都有些受不了，他们只有在行刑前到萧相国庙里，对着青面狱神萧何拜了又拜，仿佛可以减轻点罪孽。
接着他们走到为该书作序的李令皙与四个儿子旁，暗示其十六岁的小儿子，将年龄报小一岁，可免一死。但少年不肯，宁愿与父兄同死，也不愿独活。
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弼教坊萧相国庙又一次走进了一批行刑者，这次他们来祭拜狱神，是带着一些敬佩与同情的，因为将要处决的是抗清到底、宁死不降的明朝大将张苍水。
监刑官见张苍水的童仆杨冠玉年仅十五岁，欲设法免他一死，但冠玉断然拒绝，要与张将军共生死。
所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使行刑者们意外的是，张苍水此时十分从容淡定，脸上甚至还有一丝笑意。在他看来，能死在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相伴，是种荣幸。
他拒绝跪着受戮，坚持坐着受刑，刽子手满足了这个最后的要求。就义前，张苍水凝望着远处浓云笼罩着的吴山，大喝一声：“好山色！”
不管是弼教坊，还是萧相国庙，现都已消失在了后起的高楼中。而张苍水如愿葬在了南屏山下西湖边的“好山色”中，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杰”。
祭孔之礼遇风潮
祭拜，是从业者对行业神或祖师爷，表达敬畏的一种重要形式。清末民初，杭州教育界发生过两起因祭拜祖师爷而引发的事件，影响巨大，分别为“木瓜之役”和“一师风潮”。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也是最早的教育家，教育界历来拜“万世师表”的孔子为祖师爷，称之为“至圣先师”，全国各地都建有孔庙。
杭州孔庙始建于南宋，规模宏大，民国初年其地域范围东靠运司河（抗战前河被填平筑成现在的劳动路），西邻荷花池头，南连政法大学（现柳浪东苑），北接浙江病院（现大致省军区二招位置）。
以前每年春秋两季第二个月上旬的“丁日”，是全国统一祭祀孔子的日子，叫“丁祭”。这是官方的公祭，由主政官主祭，有固定的时间、程序和规格，与教育界将孔子作为行业神来祭拜，还是有所不同。
后者更频繁、更灵活，有的学校甚至专设一座孔庙，便于祭祀，所谓“学必有庙，以祀孔子”。大部分学校都设有孔子牌位，每逢农历八月廿七孔子诞辰日，必举行祭拜祖师爷的活动，民国时期还曾把这天定为教师节。
1909年6月，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更换监督（校长），由夏震武接替沈钧儒。旧式文人夏学监，在两级师范众多留过洋的教师眼里，是个思想保守且自命不凡的老顽固，所以称之为“夏木瓜”。
“夏木瓜”一到学校，就以家长式的口气命令教务长许寿裳在礼堂设立孔子牌位，通知教师们穿礼服到礼堂祭孔并举行他的就职典礼。没想到许寿裳当即予以拒绝，说开学时已拜过孔子，恕不奉陪。
教师们得知这一情况也极为不满，鲁迅等几位教师更是坚决抵制“夏木瓜”的封建礼教作风。当时虽还是在清政府统治下，但这些海归教师连辫子也早剪了，鲁迅还穿上了西装，哪里还吃这套。僵持之下有25名教师提出辞职，并搬出校舍。
此事社会影响很大，其他学校的教师也纷纷声援两级师范的罢教老师。《申报》还跟踪报道了这一事件，态度鲜明地声讨夏震武的“九大罪”。在各方压力下，夏震武后来不得不宣布辞职。“木瓜之役”以教师们的获胜而告终。
十年后，1919年10月2日，杭州将举行“丁祭”。这个“祭孔”大典按惯例由省长或教育厅长主祭，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兼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即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经亨颐为主陪祭。
“一师”高年级学生是主要参祭者，他们有的担任司乐，有的负责跳“八佾舞”，总共要完成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和送神六个比较繁琐的程序。祭毕，每个参祭的学生可分得一刀肉。
而就在几个月前，刚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新思想浪潮已几乎席卷全国。“一师”学生首先表示不愿再参加祭孔典礼，校长经亨颐支持学生，借口赴山西开会，提前离开杭州，避而不就“丁祭”的主陪祭官。这就引起了官方的不满，也成为后来爆发“一师风潮”的最早起因。
一个多月后，“一师”学生施存统发表了一篇向封建式家庭制度开炮的名为《非孝》的文章，直接激怒了当局，勒令经亨颐开除该生及几名激进的教员，被其拒绝，于是就免去了经亨颐的校长职务。
“一师”师生强烈抗议当局做法，提出“挽经护校”口号，力图留住经校长。当局派军警进校企图强行驱散学生,双方发生对峙。此事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最后在社会各界调停下，浙江当局同意学生提出的“任免校长须得学生同意”的要求，由经学生认可的姜琦出任“一师”新校长，全校复课，“一师风潮”才得以结束。
“木瓜之役”和“一师风潮”均由“祭孔”一事而引发，都正处于新旧思想与文化冲突的风口浪尖，“打倒孔家店”成为当时反封建的一种象征，连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都不买“祖师爷”的账，体现了社会剧变下的一个时代特征。
其实拜不拜祖师爷或行业神只是一种形式的有无，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只有敬畏之心是永恒的。从一个行业角度来说，有了敬畏心，就不大会出现“毒奶粉”“豆腐渣”等伤天害理之事。
从前对祖师爷及行业神的崇拜，是从业者们一种朴素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安居乐业的愿望寄托于各种庙神，也是当时杭州社会百态、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