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卿，初字香朴、香圃，又字苍石、仓石、昌硕，又作昌石，号缶庐。浙江安吉人，寓居上海。1913年被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著有《红木瓜馆初草》《元盖庐诗集》《缶庐诗》《缶庐别存》《缶庐集》以及《缶庐印存初集》4册等。吴昌硕一生酷爱梅花，逝后安葬于余杭超山，以梅为伴。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安吉、余杭、上海等地建有五处吴昌硕纪念馆（室）。
吴昌硕 美意延年
篆刻 西泠印社中人
篆刻 一月安东令
吴昌硕 篆书“籥庐”
记者 孙乐怡 实习生 刘宬佑
作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吴昌硕是近代中国书画篆刻领域当之无愧的巨擘泰斗，其影响是巨大的，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所言，“自吴昌硕始，中国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吴昌硕自幼爱好金石，22岁时虽考取秀才，但无心继续功名，而潜心金石书法。26岁后外出交游，30岁时赴杭州从俞樾习文字、训诂、辞章之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吴昌硕经他人保举，代理安东县令一职，然而其仅就任一个月便辞官回乡，他刻下三方“一月安东令”印，一方朱文，两方白文，既发泄郁气，又调侃自嘲，折射出现实与理想冲突的不甘意味。此后，吴昌硕拜师苏沪，游历湖海，“尽交当世通雅方闻擅艺能之彦”，特别是结交名士吴大澂（愙斋）、吴云（平斋）、潘祖荫（郑斋）等，得遍览各家所藏金石书画、历代文物，大开眼界；从师杨岘（见山）学习书法、诗文，而一生独钟爱《石鼓文》，十年如一日，以至人书俱老；受任颐（伯年）影响，学习绘画，并以书入画，开文人画新风气。
吴昌硕诗书画印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被誉为“四绝”，为纵跨近、现代的杰出艺术大师。其书法初师颜真卿，后法钟繇、王羲之，得力于石鼓文，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篆刻钝刀直入，苍劲雄浑。融书法、篆刻行笔、章法、体势于绘画，形成独特画风，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
在篆刻技法的运用与拓展上，吴昌硕的刻印风格归纳起来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冲切结合。吴昌硕在继承前人的冲刀法和切刀法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诸家之长。这种刀法灵活多变，或冲中带切，或切中带冲，甚至切中带削……这种多变的刀法，把冲刀的猛利、挺劲、爽快与切刀的含蓄、浑朴融为一体，将书意和刀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的篆刻刀法雄浑朴茂中寓秀逸。二是残缺刀法。吴昌硕善于巧夺天工，在传统的冲、切刀法基础上，辅之以敲、击、凿、磨或借用砂石、鞋底、钉头等，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产生巧妙的残缺之美，极大地丰富了篆刻艺术的表现手法，并创造性地将篆刻艺术中刀石效果产生的金石味，上升到残缺美的审美新境界。
在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中，写意花卉是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它强调通过简练而富有意蕴的笔墨，捕捉花卉生动活泼的生命力及内在精神。吴昌硕的写意花卉最为世人所称道，且其一生植梅、爱梅、画梅，将梅视为知己，梅花成为其精神风骨的写照。他的绘画题材通常是以松梅、兰石以及竹菊杂卉为主，继承了明清以来文人画的传统，尤其深受徐渭、八大山人等大家的影响。但他不拘泥于传统的细腻描绘，而是追求笔墨的简练与气韵生动。除此之外，吴昌硕还将篆刻的线条力度、结构布局以及古朴厚重的金石气息融入绘画之中，形成了独特的“金石画风”，在其所作《牡丹水仙图》《岁朝清供图》《松梅图》等中皆可一窥究竟。诸乐三曾这样评价：“（吴昌硕）用笔用墨，完全是从写上面见功夫，水墨上见气韵，只是自然流露，不费一点气力。”
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的吴昌硕，毕生对《石鼓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创作实践，将古代金石文字的精神内涵与个人风格完美结合，形成了浑厚古拙、线条饱满有力的独特篆书风貌。除此之外，吴昌硕并不局限于单一字体，他将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的笔意和结构相互融合，创造出独具“缶庐”意味的书法风格。
“秋菊灿然白，入门无点尘。苍黄能不染，骨相本来真。近海生明月，清谈接晋人。漫持酤酒去，看到岁朝春。”作为一个诗人的吴昌硕，他的诗作与画作内容相合，多数为吟弄风月，诗风古雅朴素，用语通俗。吴昌硕的诗早年学王维，中年以后有杜于皇、吴野人风度，真朴排奡，才气横溢。晚年诗格更老，出于孟东野、韩昌黎。近代词人谭仲修替他作诗序赞曰：“出语而思则隽，险致而声则清。”
吴昌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非常崇高，他是近代中国书画篆刻领域当之无愧的巨擘泰斗。这不仅体现在其艺术上的全面造诣，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熔金石书画为一炉；同时，在书画艺术走向社会化、团队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中，吴昌硕也是功不可没，作为西泠印社等书画金石社团的掌门人，他还参与文化艺术交流，为中国艺术走出去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宣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