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的李冠英（右一）
李冠英自绘的日记封面
李冠英墓
口述 乌兰巴图 整理 林鲁伊 范佳琪 齐舒怡
“走在全体受阅部队前面的，是深蓝色制服的海军方队，再前面，是一人擎旗、四人持枪的护旗队，引导海军方队率先走过天安门……”
这是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式中的一个纪实镜头，拍摄时间是1949年10月1日。之后许多反映新中国成立的影视剧里，都借用过这个画面。
我这里要说的，就是那位擎旗手李冠英。
军旗手李冠英肩扛“八一”军旗走在受阅大军的最前列
我今年51岁，是蒙古族，小时候就与李冠英伯伯“交往”，说我们是“忘年交”也不为过。
那时候，我家住在新疆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查干库勒乡（当时叫红旗公社）伊克库热村。我们的县城坐落在准噶尔盆地西北部，距离“石油城”克拉玛依150公里。
伊克库热村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多民族混居村。李伯伯的小土屋和我家只相距三四十米。我们叫他“伯伯”“叔叔”，他叫我们“阿奇”（蒙古语“小孩子”）。他平时看着严肃，其实很喜欢和我们小孩子在一起。他那个小土屋，就是我们聚集玩耍的“根据地”。
别看李伯伯满脸风霜的样子，我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方正的国字脸，近一米八的高个，身板笔直——是最标准的军姿。
这是我长大以后从县党史办编辑的史料集中查到的，是李伯伯的真实故事：
1949年10月1日15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毛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如潮的欢呼声。李冠英和战友像枪一样挺立，内心无比激动。
16时35分，阅兵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先后检阅了排列在东长安街的海军代表部队，陆军的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西长安街的骑兵师。
阅兵式结束后，开国大阅兵的分列式开始了。
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穿崭新蓝呢子海军服的海军方队，军旗手李冠英肩扛“八一”军旗走在受阅大军的最前列。接近东边金水桥时，李冠英在双脚齐步换正步的同时，双手迅速擎旗向前下垂45度，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向新中国的缔造者致敬。
当年轻的人民海军受阅方队走过来时，毛主席率先鼓起了掌。雄壮整齐的受阅官兵挺胸注视着城楼，庄严敬礼。
作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旗手，李冠英亲历了这个伟大而庄严的时刻。他回忆：“走完才发现，我的军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上场前，首长鼓励并嘱咐我：把平时的训练状态拿出来就行！所以我就深吸一口气，双眼紧盯前方，双手紧握旗杆，双脚铿锵有力，正好一秒不差地走完114步正步。”
他时常一边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边想着怎样与鬼子厮杀，收复国土
“太可惜了，旗帜要完全展开飘扬才够威武，更符合开国大典的宏大场面。”李伯伯有一个小遗憾，原来在聂荣臻总指挥向主席台行军礼时，他要把手中的旗帜呈45度展开。
不巧的是，一阵风吹过，本来完全展开的旗帜，有一半卷在了旗杆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纪录片里，擎旗手握住的国旗并不是完全展开的状态。
长大后，我怀着浓厚的兴趣，专门去了解国庆阅兵的相关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安门前的历次阅兵都是按照陆、海、空的顺序排列，唯独1949年那次由海军方队打头阵。
在海军方队前高擎军旗的李冠英，成了历次阅兵中唯一一位首先通过天安门的海军军官。
但李冠英最早的身份其实是国民党海军。
1923年，李冠英出生在河南省固始县，他的父亲在张学良部队任职，便把全家带到了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李冠英的父亲因为抗日，被日本人通缉，一家人逃到了兰州。李伯伯说，他小时候经常一边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边想着怎样与日本军队厮杀，收复国土。
1942年，19岁的李冠英考取西北话剧团，用文艺表演宣传抗日。两年后，他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重庆号”巡洋舰上服役。
1949年初，随着战争局势的逐渐明朗，很多国民党部队认清了形势，纷纷“反正”。2月17日，“重庆号”上的革命组织决定发动起义。1949年2月25日凌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在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舰上的反动军官被逮捕。随后，“重庆号”航行25小时，成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在26日早晨抵达烟台港。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重庆号”事件。
这次起义，李冠英事先并不知情，但他平时倾向共产党，厌倦内战，所以起义时与绝大多数官兵一起，积极响应。
种地、放马、牧羊，他什么农活都干过
1949年9月，离开国大典不足一个月，“重庆号”上的起义官兵集中在鸭绿江畔的安东海军学校学习。
一天早操，校领导点名李冠英和另外49名学员出列，“停止出操，准备执行新任务!”
大家都愣住了！想着可能是国民党快要完蛋、自己有机会去前线打仗了，一个个很兴奋，回到宿舍迅速收拾完毕。
直到来了北京，他们才知道是来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庆典。
多少年后，李伯伯回忆这一段时的表情，才叫“眉飞色舞”。他那个高兴劲，真是“皱纹里乐开了花”。
这就是李伯伯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的全部故事。
阅兵仪式结束后不久，李冠英毕业留校任教。1954年，他转业到了大连造船厂。
那时，他的家里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父亲已经另组家庭，母亲一个人在兰州。他不放心，主动要求调到兰州照顾多病的母亲。
团聚了没几年，老人病逝了，李伯伯又成了孤身一人。大西北希望留下这个建设人才，但按照当时的规定，要回原籍开具一份证明。李冠英回到河南老家，不料当地已经划归安徽了。
一时间，他遭遇了两地的“踢皮球”。无奈之下，李冠英向上级反映，并要求支援边疆。他的愿望被批准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场工人，后来转业成为一名养路工。
不久，李冠英支农来到我们县。县里安排他到学校当英语老师，他却主动落脚到我们村。
从此，前海军军官李冠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
种地、放马、牧羊，什么农活都干过。换作别人，这从天到地的变化肯定受不了，但李伯伯却很满意，他终于有了一个长久的落脚地。
1963年，李伯伯40岁生日，牧民们在蒙古包里为他庆祝，他高兴，喝得大醉。
我们的村长道尔吉是个热情的蒙古族汉子。他发现李伯伯说话有条理，学问不低，常请他做点文字活儿。老乡们也都乐意找李伯伯代写书信，有大事急事，不忘请他拿个主意。
有一天晚上，道尔吉来到李伯伯的土屋，想做个媒，把自己的侄女说给李伯伯。一向温和的李伯伯一下子严肃起来，拒绝了这份好意。
李伯伯都四十多岁了，难道他不想成个家吗？下面这段伤感的故事，是我后来听我父亲及当年的老邻居讲的。
她已经等了六年。这次，她没再等，嫁给了别人
那晚，李伯伯的小屋整夜亮着灯，往事如同抽了一晚上的烟卷子，在袅袅烟雾中现身。
抗战时，年轻的李冠英是西北话剧团的男一号，搭档的女演员姓陈，他们同台演出曹禺的名剧《雷雨》。李冠英演周冲，陈小姐演四凤。
没有太多的花前月下，却有很多次对角色的探讨。很快，情窦初开的两人，看对方的眼神不一样了。他们约定，“抗战胜利之时，便是我俩完婚之日”。
1944年，李冠英考取了英国卡塔姆皇家海军枪炮学校，这对一心抗敌报国的他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日日厮磨变成万里之遥的书信传情。
那几年，李冠英每天写日记，最常写的一句话是：“又过去一天，又增加一分想念。”
国内局势动荡，直到1950年春，这对恋人才好不容易重逢。久别重逢之际，抗美援朝开始了，两人的婚事又被拖延下来。
一个女人能等多久，何况她已经等了六年？这次，陈小姐没有再等，她嫁给了别人，定居到兰州。
1955年，李伯伯也到了兰州。他和陈小姐在10年前约会过的白塔山公园见面，陈小姐已经是一岁孩子的母亲。李伯伯很感伤，但还是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几年后，李伯伯的母亲病重去世时，他还恳请陈小姐帮忙照料母亲的后事。
这一夜的故事说完了。道尔吉村长再没提过做媒的事。
但李伯伯和陈小姐的故事还有下文。
20世纪80年代，李伯伯和陈姨恢复了联系。我听说，每次接到陈姨来信的那几天，李伯伯的心情总是特别好。
没想到10多年以后，陈姨去世了。消息传来，李伯伯在屋里搭了一个简陋的灵堂，不吃不喝，守了三天三夜。
那几天，大人们叫我们小孩子不要去打扰李伯伯，连走过李伯伯的窗下，大家的脚步都是放轻的。
李伯伯的小屋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听他读报、讲解国家大事
乡亲们看李伯伯独自生活，觉得心酸，就让小孩子们多去陪陪他，给他带点乐子。
我是“孩子王”，经常带着小伙伴们去李伯伯那里玩耍。无论我们怎么疯玩，他好像都不会生气。冬天，他会给我们做亮晶晶的冰陀螺，抽起来既漂亮又稳当，别村的小孩羡慕得要命。
偶尔，我们也会奉父母之命，把家里做好的饭菜给李伯伯端过去。更多时候，是我们占李伯伯“便宜”，他的屋子里总有很多给孩子的零食。尤其是他每个月给生产队出黑板报的时候，他画画，小孩子们在一旁围观，他停下笔，从口袋里抓一把糖果挨个分。
自从李伯伯来新疆后，无论住在乡下还是县城，总有一帮小孩子围在他身边，一茬茬地“接力”。
我父亲是1959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的第一批新疆籍大学生，本来在《新疆日报》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也许同为“文化人”的缘故，爸爸和李伯伯聊得很投机。连带着，我对李伯伯也特别有感情，好多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李伯伯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身板笔挺。他和村里的牧民不一样，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会流利的英语，还自费订了一份《人民日报》。
一到农闲季节或劳作之余，李伯伯的小屋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听他读报、讲解国家大事。李伯伯话不多，但很有见地，蒙古族老乡因此尊称他为“李喇嘛”。
他还酷爱下象棋，字也写得漂亮。
当时公社的电影放映员才达，每周要放一次电影。每次放电影前，他就让我跑去找李伯伯写一张放映通知。李伯伯不但写，还会顺带画上几笔。现在看，他会美术设计。
“文化人”“好人”是李伯伯的标签，这样的好人让人尊敬
李伯伯有一套理发工具，给自己理发，也给我们大人小孩刮胡子、理发。他一个人过日子，常有结余，谁家看病缺钱，他知道了就会送上门去。
李伯伯还有个外号，“拼命三郎”，曾经一天挖土8.5立方米，创下公社最高纪录。
他在干农活上同样有学问和“本事”。挖渠时需要多少土方量，盖房子时怎么计算砌墙的角度，他有时心算，有时在纸上划拉几下就算出来了。起初，乡亲们还挺“怀疑”，后来呢，大伙儿只剩下了满心佩服。
他和村民们一起劳动、一起“喧荒”（聊天），结下了深厚情谊。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争着邀请李伯伯来家里做客。
我和李伯伯接触的机会比别人多。我发现，他的被子永远叠得方方正正，散步时身板永远是笔直挺拔。
在“文化人”李伯伯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世界文学名著，《简·爱》《呼啸山庄》《名利场》《巴黎圣母院》等，这对我后来考大学有不小的帮助。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一边读书一边摘抄的习惯，也是受李伯伯影响。
李伯伯的命运转折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
“和各族百姓一起生活多年，我很知足，也很幸福”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当时社会上发起“寻找新中国‘第一个’”的活动，比如新中国第一个空军飞行员、第一个火车司机。
通过海军政治部的介绍，活动主办方奔波上万里，终于在新疆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找到了新中国第一个擎旗手——李冠英。
“出名”后，李伯伯选上了县政协委员，搬到了县城居住。在我眼里，李伯伯一点没有变。有一回，我和他聊起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
我认为，就人生漂泊而言，李伯伯受的苦远远大于小说主人公。李伯伯却摇摇手，对我说，“人啊，历经了苦难，才能成熟起来。”
他经常念叨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晚年，他尝试写一本回忆录，包括家史、个人经历，对人的认识。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总感到生活很单调，总得找点事情干。”
他特地在日记本扉页上抄写了革命前辈吴玉章的一首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并写道：“我就是以这四句名人名言而生活而努力。”
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大庆之年。这年5月，中央电视台《大阅兵》摄制组千里迢迢找到李冠英。这下，“开国大典第一擎旗手”的故事在全国都传开了。
李伯伯在电视里讲：“和各族百姓一起生活多年，他们认可我，我很知足，也很幸福。”
这也是我们和布克赛尔县的骄傲啊！
2000年9月，李伯伯恢复了干部身份，办理了离休手续，工龄从1949年起义时算起。2000年12月31日，李伯伯去世。
他生病住院时，一位开小饭店的老邻居，每天送饭菜到医院。不同民族的乡亲也去探望，献上哈达。
2013年4月，李冠英伯伯的陵园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县委党校教学点，每逢重要节假日，总有许多人来这里瞻仰学习。
戈壁滩上有一种“风滚草”，风带来种子，哺育了它，又把它带到更远的地方。
李伯伯就像这“风滚草”，他在陌生的土地上顽强地扎下根。他用自己的人生，把我们对他的怀念，带到更远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