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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淳临安志》中张循王府与张府小寨。(姜青青修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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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纹龙”史进
曹晓波
文身,也称纹身、刺青、刺身。宋代又有文刺、文绣、刺绣、花绣、锦体等别称。此外,额部刺字,另称“雕题”。北宋后期,文身已从低层武人和不规之人所独有的文化,渐渐转向市井。不过,它真正被社会人接受,并受到追捧,应该是在南宋,这也是当时社会宽容、开放的一个侧面。
临安城内的花腿军
宋人庄绰《鸡肋编》有如下文字:“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然既苦楚,又有费用,人皆怨之。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搬运花石,皆役军兵。众卒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这说的是南宋绍兴年初时,韩世忠、刘光世等部队征战在外,唯独担任御前拱卫的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常驻扎行在临安(杭州)。那时,宋军各部之间牴牾较大,所属骨干常有“跳槽”,为了预防,张俊给亲兵们从屁股到脚刺上花绣。这些亲兵长得高大壮实,文刺有皮肤苦楚,又比一般军士费力更多劳务。建宅造园、盖太平酒楼、搬运太湖花石都是他们,怨言极大。歌谣中“二圣”,指被掳到金国去的宋徽宗、钦宗。
为此,朝中臣僚也有弹劾,高宗赵构找张俊谈话,“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但张俊终究是赵构的心腹爱将,尤其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以后,岳飞、韩世忠、张俊被收了兵权到朝廷上了班,心有疚意的赵构,对此更是睁一眼闭一眼。
看《咸淳临安志》附图,张俊的“张循王府”,大约在如今西河坊街(当时只是一条巷子)“杭四中”方位,隔了巷的“张府小寨”,就是“花腿”军士的驻地。张俊初封“清河郡王”,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赵构“登门”做客,《武林旧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足足14页记叙了张俊的盛宴款待和赵构的“推恩”,风光之极。
“清河郡王”与“清河坊”并无瓜葛,只是借用了临近的“清湖河”一名。“太平酒楼”和“太平坊”也没什么关系,只是“安乐窝”代词。绍兴二十四年,泰极生否,张俊“薨”了,追封为“循王”,“清河郡王府”就此改名“张循王府”。
张俊参与秦桧对岳飞的陷害,史料确凿,不再赘述。当岳飞被执往临安西城墙内有着“西天”之称的大理寺,进了那扇画有狰狞狴犴的大门,面对“鞫讯”的御史中丞何铸等人,愤怒之极。岳飞撕开上衣,袒背露出四个“深入肤理”的文刺——“尽忠报国”。良心未泯的余杭人何铸震惊至极,他告诉秦桧:岳飞谋反,实无凭据。秦桧怒斥:“此(圣)上(之)意也。”
历来好说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是岳母所为,其实,这并不是妇人的针线活计所能干的。《水浒传》第八回说到“林教头刺配沧州道”,有“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的说法。第十二回说到杨志被判刑,也有“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的描写。这表明,文刺绝对是一个专业活计,最初也有张扬个性以外的训诫的本意。
从岳飞说开去
岳飞是建炎元年(1127)因越级上书赵构,被黄潜善、汪伯彦“逐出”大营的。岳飞继而投奔了河北招讨使张所,分在都统制王彦手下当统领(相当如今的连长)。王彦的士兵,额上都文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八字,最初也有防止“跳槽”的意思,但对士兵的抗金激励极大,“八字军”也曾威名一时。可惜,岳飞和王彦极不团结,时常争吵,岳飞带兵走了。
到了绍兴六年(1136),王彦年迈多疾,都督府考虑他一旦病逝,手下“八字军”只有同样是“开封军”出身的岳飞才能驾驭,决定将王彦的部队拨给时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岳飞。王彦人老血旺,对岳飞耿耿于怀,不肯答应调拨,都督府只得任命王彦为都督行府参议军事,“八字军”余部给了张俊。
好给亲兵刺绣花腿的张俊,并没有将刺额军风延续下去,但“八字军”将士的骁勇尚在。两年以后,这“八字军”余部调拨到了行都临安,成了侍卫军一部,拱卫在凤凰山皇城周边。头上刺字的和腿上刺花的,同时行走在临安坊巷,也算一大奇景。
绍兴十年(1140)“宋金和议”签订以后,金国将中原的土地部分归还南宋。当时有朝臣提出,应该派邻近的岳飞、韩世忠部发兵驻守。赵构一怕刺激金国,二怕岳飞、韩世忠的兵权由此坐大,对于原本的京城汴梁,只派了文官孟庾前往接收。没料到,当年四月,金兀术翻脸不认“和议”,发兵大举南下,叫嚣要收回“归土”。
面对变数,凤凰山上的赵构,决定派出当时担任殿前侍卫副军都统制的刘锜,带领原“八字军”余部,前往汴梁助守。于是,这一年的五月,在临安养得膘肥体又壮的“八字军”顺运河北上。可惜的是,他们还没赶到汴梁,孟庾失守,刘锜只得在顺昌城驻兵。这一驻,就有了南宋史上最为著名的顺昌保卫战。八千名“八字军”,在顺昌守军的配合下,面对金兀术亲自率领的三十万大军轮番进攻,苦战三十天,活着的都成了血人,守住了顺昌城。
面额刺字,本是黥刑的遗留,又称墨刑,上古的五刑之一。王彦当初采用此法辖军,不知是否受到士兵中有“发配犯”的启发。不过,同样是武人文身,靓丽的花腿只为敛财卖命,黑色的额刺倒是热血迸发。岳飞也是,背上的刺字,正是他对北宋灭亡的痛恨,杀敌的激励。要不是被蒙冤激怒,他是不会袒露给何铸的,后人也不会知晓此事。
如此说宋时的文身,终是训诫的一种,当然,也可视作时人对朝廷“重文抑武”政策的反驳。《鸡肋编》所说“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当然也就不是南宋文身的主流了。如果将“浮浪辈”理解为崇武之人、底层“闲人”,大致也可以。
譬如,梁山好汉“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浪子”燕青,“花项虎”龚旺,都有一身好文刺。尤其燕青,《水浒传》第七十四回写到他上得擂台,“把布衫脱将下来”,台下“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彩,众人都呆了。”那泰安州的太守见了燕青“这身花绣,一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心中大喜”。
第八十一回,说到燕青携重礼去东京那青楼,找一位和宋徽宗赵佶有过床头欢的李师师,转达宋江欲招安之意。李师师设筵款待,数杯酒落肚,“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身文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哪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得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以上也可看出,那时的文身,也有了彰显男性形体美的趋势,很迎合时人的审美。李师师虽有风尘女的轻浮之嫌,但也是人之常情。
宽容与开放的临安城
临安(杭州)作为南宋行都,八方士人聚集,社会的宽容与开放比北宋更进了一步,文身也不再只是“闲汉”与尚武之人的行为。
《武林旧事》说到临安“霍山”每年二月初八的“张王生辰”朝拜盛会,全城就有十七个社会团体要到场祝贺,其中的“锦体社”,书中有注释,即“花绣”。他们都要在朝拜会上,展示通体锦绣,来一番类似后来的“健美比赛”。
“霍山”,如今弥陀山。当年此山临了浩渺下湖,即后来的松木场湖,有一座“张王祠宇”。这祠宇在周密的《癸辛杂识》中,全称是“张真君王祠宇”,建筑极其雄壮。每年“张王生辰”,杭、嘉、湖三府乡民,都会顺水前来朝拜,“香火极盛”。从周密对“张真君王”的显灵并镇压水妖的描述文字来看,此“神”就是北宋仁宗时期治水镇潮屡有丰功的浙江萧山人张夏。
“锦体社”表演一如时下日本相扑,上台要脱得只剩一块布头,李师师那句“锦体社家子弟,哪里去问揎衣裸体”之罪,便是时情写照。如此庄重的“张真君王”朝拜圣会,允许“锦体”者上台“揎衣裸体”,也可看出时人对文身的青睐,以及拥趸。
《梦粱录》列举临安城中“社”与“会”的团体,有近四十个,“锦体社”排列在八个耍玩类社团之首。锦体子弟在平日不会轻易扯衣袒裤炫示他人,有一点“君子不炫己长”的风度,将其排在耍玩类社团之首,或许是一种比较。但是,当年临安城中对“锦体”的拥趸,肯定也是主要缘由。
这拥趸在各行各业中都有,有一爿面食店,开在市南坊与中瓦子间的“金子巷口”,大致是如今中山中路的惠民街附近,人称“陈花脚面食店”。一爿临安城中极普通的蒸饼、面条、馄饨店,能明目张胆以“花脚”作店堂招牌,绝不是店主在显示伤脚疤痕,应该指两条特招人欢喜的花腿绣脚。
南宋社会如此开放,那么,士大夫中有没有好文身的?应该没有。当然,出于某种目的,也会有。《梦粱录》中“士人赴殿试唱名”一章,说到三年一次的“殿试”,也就是过了“省试”的中榜士人,在皇帝主持下参加定夺三魁的面试。
这一日,入考的士人走的是皇城东华门,也就是如今凤山水门方位。现在的中河,当年到六部桥就拐向东去了,皇城在此并无水门。东华门首,有内侍对考生严格“搜检身内有无绣体私文,方能放入。”这说的不仅是对文字夹带的检查,还要褫衣褪裳,察看全身上下有无“绣体”,也就是有没有文身。为了功名,入考人要将几百字的文章刺于皮肉,也算是人生一拼。要知道,真过了这关,日后在大堂之上,有谁晓得,这危坐无怍的官爷,会有文身?
《水浒传》的形成和女子文身
女子有没有文身?有。《木兰辞》中“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说的就是花木兰依返女儿身,临窗贴图案花绣。据说,最初的女子“帖花黄”,也有为遮盖疤痕的,逐渐才演变成为文和刺。
后来的女子将娘胎带来的眉毛全薅光,再文出两条柳叶新眉,也是文身的一种。当然,初次的文眉(薅光)和后来的补妆画眉不同,文眉也是匠人活计。影视中深山僻地的穷苦妇人有文眉,是导演的失误。文眉一般以繁华市镇,或大户人家女子为多。
那么,南宋的女子除了文眉,还会有身子文绣的吗?这还真罕见于文字。哪怕话本中对青楼女子的描述,也是整衣推杯的多,清晰写裸身的几乎没有。不过,从周密《癸辛杂识》中《宋江三十六赞》一章来看,女子的身子文绣,还是有的。
《宋江三十六赞》是明《水浒传》的雏形,不过,“三十六赞”的三十六条好汉,并非《水浒传》的“三十六天罡”,其中还有众多“地煞”,以及“塔天王晁盖”。不少的诨名,也与《水浒传》不同。譬如,《水浒传》的“双枪将董平”,《宋江三十六赞》是“一直撞董平”,四言赋的作解,说的是鸿门宴樊哙持盾直撞的典故。可见,两者的董平,秉性各为不同。
“浪子”燕青也是,四言赋解说:“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太行春色”,指太行山莽春,暗指乱世;“有一丈青”,说的是芒草中的一条大蛇。这四言赋,不仅说出燕青单名的来历,还有他一身刺青的特征和出处。
《宋江三十六赞》中并无“一丈青扈三娘”,后来的《水浒传》加了扈三娘,又借用了“一丈青”的诨名,表达的应该是扈三娘通体文有一丈长的青蛇或青龙。如此,扈三娘对那个有杀父之仇的矮脚虎王英能拜堂成亲,也是作者的宿命说,暗喻青龙和白虎的天意绝配。
当然,扈三娘的文身,并不仅仅是燕青诨名的借用,应该是临安城中行走的女汉子所具有浑身文绣的采写,扈三娘只是这些五湖四海的女人的缩影。后来的《水浒传》,隐晦了这一段女身的描述,是为了突出全本的“大丈夫”气势。
依据是什么?《宋江三十六赞》开首有“龚圣予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这李嵩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时人评价他:历经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却从来不画“吴俗文身戏水之流”。这也可看出,当时对宋江等三十六条好汉的描述,包括文身,也是仁者见仁。龚圣予能有胆作“赞”,还是多少要守一点“儒风”,不敢往士大夫痒处“采”去。
龚圣予(1222-1302),即龚开,南宋中后期人物。“街谈巷语”泛指说书人,也称“小说”“银字儿”。宋江等三十六条好汉虽经李嵩一一“传写”(想象画),但同样也被画家龚圣予再次创作,并根据各条好汉的故事,配了“赞”赋,多少就露出了些许文身的痕迹。
“三十六条好汉”最初出于《宣和遗事》,此书从宋徽宗赵佶误国,一直说到宋高宗赵构定都临安,一共四集。其间讲了宋江等三十六条梁山好汉的起事,也有对文身者的描述,除了上述,还有如“铁天王”晁盖,就是“遍体雕青”。
可见,后来《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是赵构定都临安以后,逐渐由说书人口头演绎形成的。包括“浪子”燕青和扈三娘等众多文身的描述,应该也是当时众生的生活叠加与写真。所以,《宣和遗事》的作者,历来也只能写为“无名氏”。
在《武林旧事》中,临安城中的说书人一共五十二人,有名有姓。最早的《清明上河图》上,说书人有在路边屋檐下的,但临安城的十七处瓦舍,不仅给予了他们发挥想象的勾栏空间,也有远比屋檐下更好的演出环境。与那一些擅长乐器、表演的优伶相比,说书人要想取悦听者,立脚行都,只能依靠自身对故事人物的生动演绎,包括诱人的女身文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