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临安志》中张循王府与张府小寨。（姜青青修复版）
“九纹龙”史进
曹晓波
文身，也称纹身、刺青、刺身。宋代又有文刺、文绣、刺绣、花绣、锦体等别称。此外，额部刺字，另称“雕题”。北宋后期，文身已从低层武人和不规之人所独有的文化，渐渐转向市井。不过，它真正被社会人接受，并受到追捧，应该是在南宋，这也是当时社会宽容、开放的一个侧面。
临安城内的花腿军
宋人庄绰《鸡肋编》有如下文字：“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然既苦楚，又有费用，人皆怨之。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搬运花石，皆役军兵。众卒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这说的是南宋绍兴年初时，韩世忠、刘光世等部队征战在外，唯独担任御前拱卫的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常驻扎行在临安（杭州）。那时，宋军各部之间牴牾较大，所属骨干常有“跳槽”，为了预防，张俊给亲兵们从屁股到脚刺上花绣。这些亲兵长得高大壮实，文刺有皮肤苦楚，又比一般军士费力更多劳务。建宅造园、盖太平酒楼、搬运太湖花石都是他们，怨言极大。歌谣中“二圣”，指被掳到金国去的宋徽宗、钦宗。
为此，朝中臣僚也有弹劾，高宗赵构找张俊谈话，“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但张俊终究是赵构的心腹爱将，尤其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以后，岳飞、韩世忠、张俊被收了兵权到朝廷上了班，心有疚意的赵构，对此更是睁一眼闭一眼。
看《咸淳临安志》附图，张俊的“张循王府”，大约在如今西河坊街（当时只是一条巷子）“杭四中”方位，隔了巷的“张府小寨”，就是“花腿”军士的驻地。张俊初封“清河郡王”，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赵构“登门”做客，《武林旧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足足14页记叙了张俊的盛宴款待和赵构的“推恩”，风光之极。
“清河郡王”与“清河坊”并无瓜葛，只是借用了临近的“清湖河”一名。“太平酒楼”和“太平坊”也没什么关系，只是“安乐窝”代词。绍兴二十四年，泰极生否，张俊“薨”了，追封为“循王”，“清河郡王府”就此改名“张循王府”。
张俊参与秦桧对岳飞的陷害，史料确凿，不再赘述。当岳飞被执往临安西城墙内有着“西天”之称的大理寺，进了那扇画有狰狞狴犴的大门，面对“鞫讯”的御史中丞何铸等人，愤怒之极。岳飞撕开上衣，袒背露出四个“深入肤理”的文刺——“尽忠报国”。良心未泯的余杭人何铸震惊至极，他告诉秦桧：岳飞谋反，实无凭据。秦桧怒斥：“此（圣）上（之）意也。”
历来好说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是岳母所为，其实，这并不是妇人的针线活计所能干的。《水浒传》第八回说到“林教头刺配沧州道”，有“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的说法。第十二回说到杨志被判刑，也有“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的描写。这表明，文刺绝对是一个专业活计，最初也有张扬个性以外的训诫的本意。
从岳飞说开去
岳飞是建炎元年（1127）因越级上书赵构，被黄潜善、汪伯彦“逐出”大营的。岳飞继而投奔了河北招讨使张所，分在都统制王彦手下当统领（相当如今的连长）。王彦的士兵，额上都文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八字，最初也有防止“跳槽”的意思，但对士兵的抗金激励极大，“八字军”也曾威名一时。可惜，岳飞和王彦极不团结，时常争吵，岳飞带兵走了。
到了绍兴六年（1136），王彦年迈多疾，都督府考虑他一旦病逝，手下“八字军”只有同样是“开封军”出身的岳飞才能驾驭，决定将王彦的部队拨给时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岳飞。王彦人老血旺，对岳飞耿耿于怀，不肯答应调拨，都督府只得任命王彦为都督行府参议军事，“八字军”余部给了张俊。
好给亲兵刺绣花腿的张俊，并没有将刺额军风延续下去，但“八字军”将士的骁勇尚在。两年以后，这“八字军”余部调拨到了行都临安，成了侍卫军一部，拱卫在凤凰山皇城周边。头上刺字的和腿上刺花的，同时行走在临安坊巷，也算一大奇景。
绍兴十年（1140）“宋金和议”签订以后，金国将中原的土地部分归还南宋。当时有朝臣提出，应该派邻近的岳飞、韩世忠部发兵驻守。赵构一怕刺激金国，二怕岳飞、韩世忠的兵权由此坐大，对于原本的京城汴梁，只派了文官孟庾前往接收。没料到，当年四月，金兀术翻脸不认“和议”，发兵大举南下，叫嚣要收回“归土”。
面对变数，凤凰山上的赵构，决定派出当时担任殿前侍卫副军都统制的刘锜，带领原“八字军”余部，前往汴梁助守。于是，这一年的五月，在临安养得膘肥体又壮的“八字军”顺运河北上。可惜的是，他们还没赶到汴梁，孟庾失守，刘锜只得在顺昌城驻兵。这一驻，就有了南宋史上最为著名的顺昌保卫战。八千名“八字军”，在顺昌守军的配合下，面对金兀术亲自率领的三十万大军轮番进攻，苦战三十天，活着的都成了血人，守住了顺昌城。
面额刺字，本是黥刑的遗留，又称墨刑，上古的五刑之一。王彦当初采用此法辖军，不知是否受到士兵中有“发配犯”的启发。不过，同样是武人文身，靓丽的花腿只为敛财卖命，黑色的额刺倒是热血迸发。岳飞也是，背上的刺字，正是他对北宋灭亡的痛恨，杀敌的激励。要不是被蒙冤激怒，他是不会袒露给何铸的，后人也不会知晓此事。
如此说宋时的文身，终是训诫的一种，当然，也可视作时人对朝廷“重文抑武”政策的反驳。《鸡肋编》所说“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当然也就不是南宋文身的主流了。如果将“浮浪辈”理解为崇武之人、底层“闲人”，大致也可以。
譬如，梁山好汉“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浪子”燕青，“花项虎”龚旺，都有一身好文刺。尤其燕青，《水浒传》第七十四回写到他上得擂台，“把布衫脱将下来”，台下“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彩，众人都呆了。”那泰安州的太守见了燕青“这身花绣，一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心中大喜”。
第八十一回，说到燕青携重礼去东京那青楼，找一位和宋徽宗赵佶有过床头欢的李师师，转达宋江欲招安之意。李师师设筵款待，数杯酒落肚，“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身文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哪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得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以上也可看出，那时的文身，也有了彰显男性形体美的趋势，很迎合时人的审美。李师师虽有风尘女的轻浮之嫌，但也是人之常情。
宽容与开放的临安城
临安（杭州）作为南宋行都，八方士人聚集，社会的宽容与开放比北宋更进了一步，文身也不再只是“闲汉”与尚武之人的行为。
《武林旧事》说到临安“霍山”每年二月初八的“张王生辰”朝拜盛会，全城就有十七个社会团体要到场祝贺，其中的“锦体社”，书中有注释，即“花绣”。他们都要在朝拜会上，展示通体锦绣，来一番类似后来的“健美比赛”。
“霍山”，如今弥陀山。当年此山临了浩渺下湖，即后来的松木场湖，有一座“张王祠宇”。这祠宇在周密的《癸辛杂识》中，全称是“张真君王祠宇”，建筑极其雄壮。每年“张王生辰”，杭、嘉、湖三府乡民，都会顺水前来朝拜，“香火极盛”。从周密对“张真君王”的显灵并镇压水妖的描述文字来看，此“神”就是北宋仁宗时期治水镇潮屡有丰功的浙江萧山人张夏。
“锦体社”表演一如时下日本相扑，上台要脱得只剩一块布头，李师师那句“锦体社家子弟，哪里去问揎衣裸体”之罪，便是时情写照。如此庄重的“张真君王”朝拜圣会，允许“锦体”者上台“揎衣裸体”，也可看出时人对文身的青睐，以及拥趸。
《梦粱录》列举临安城中“社”与“会”的团体，有近四十个，“锦体社”排列在八个耍玩类社团之首。锦体子弟在平日不会轻易扯衣袒裤炫示他人，有一点“君子不炫己长”的风度，将其排在耍玩类社团之首，或许是一种比较。但是，当年临安城中对“锦体”的拥趸，肯定也是主要缘由。
这拥趸在各行各业中都有，有一爿面食店，开在市南坊与中瓦子间的“金子巷口”，大致是如今中山中路的惠民街附近，人称“陈花脚面食店”。一爿临安城中极普通的蒸饼、面条、馄饨店，能明目张胆以“花脚”作店堂招牌，绝不是店主在显示伤脚疤痕，应该指两条特招人欢喜的花腿绣脚。
南宋社会如此开放，那么，士大夫中有没有好文身的？应该没有。当然，出于某种目的，也会有。《梦粱录》中“士人赴殿试唱名”一章，说到三年一次的“殿试”，也就是过了“省试”的中榜士人，在皇帝主持下参加定夺三魁的面试。
这一日，入考的士人走的是皇城东华门，也就是如今凤山水门方位。现在的中河，当年到六部桥就拐向东去了，皇城在此并无水门。东华门首，有内侍对考生严格“搜检身内有无绣体私文，方能放入。”这说的不仅是对文字夹带的检查，还要褫衣褪裳，察看全身上下有无“绣体”，也就是有没有文身。为了功名，入考人要将几百字的文章刺于皮肉，也算是人生一拼。要知道，真过了这关，日后在大堂之上，有谁晓得，这危坐无怍的官爷，会有文身？
《水浒传》的形成和女子文身
女子有没有文身？有。《木兰辞》中“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说的就是花木兰依返女儿身，临窗贴图案花绣。据说，最初的女子“帖花黄”，也有为遮盖疤痕的，逐渐才演变成为文和刺。
后来的女子将娘胎带来的眉毛全薅光，再文出两条柳叶新眉，也是文身的一种。当然，初次的文眉（薅光）和后来的补妆画眉不同，文眉也是匠人活计。影视中深山僻地的穷苦妇人有文眉，是导演的失误。文眉一般以繁华市镇，或大户人家女子为多。
那么，南宋的女子除了文眉，还会有身子文绣的吗？这还真罕见于文字。哪怕话本中对青楼女子的描述，也是整衣推杯的多，清晰写裸身的几乎没有。不过，从周密《癸辛杂识》中《宋江三十六赞》一章来看，女子的身子文绣，还是有的。
《宋江三十六赞》是明《水浒传》的雏形，不过，“三十六赞”的三十六条好汉，并非《水浒传》的“三十六天罡”，其中还有众多“地煞”，以及“塔天王晁盖”。不少的诨名，也与《水浒传》不同。譬如，《水浒传》的“双枪将董平”，《宋江三十六赞》是“一直撞董平”，四言赋的作解，说的是鸿门宴樊哙持盾直撞的典故。可见，两者的董平，秉性各为不同。
“浪子”燕青也是，四言赋解说：“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太行春色”，指太行山莽春，暗指乱世；“有一丈青”，说的是芒草中的一条大蛇。这四言赋，不仅说出燕青单名的来历，还有他一身刺青的特征和出处。
《宋江三十六赞》中并无“一丈青扈三娘”，后来的《水浒传》加了扈三娘，又借用了“一丈青”的诨名，表达的应该是扈三娘通体文有一丈长的青蛇或青龙。如此，扈三娘对那个有杀父之仇的矮脚虎王英能拜堂成亲，也是作者的宿命说，暗喻青龙和白虎的天意绝配。
当然，扈三娘的文身，并不仅仅是燕青诨名的借用，应该是临安城中行走的女汉子所具有浑身文绣的采写，扈三娘只是这些五湖四海的女人的缩影。后来的《水浒传》，隐晦了这一段女身的描述，是为了突出全本的“大丈夫”气势。
依据是什么？《宋江三十六赞》开首有“龚圣予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这李嵩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时人评价他：历经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却从来不画“吴俗文身戏水之流”。这也可看出，当时对宋江等三十六条好汉的描述，包括文身，也是仁者见仁。龚圣予能有胆作“赞”，还是多少要守一点“儒风”，不敢往士大夫痒处“采”去。
龚圣予（1222-1302），即龚开，南宋中后期人物。“街谈巷语”泛指说书人，也称“小说”“银字儿”。宋江等三十六条好汉虽经李嵩一一“传写”（想象画），但同样也被画家龚圣予再次创作，并根据各条好汉的故事，配了“赞”赋，多少就露出了些许文身的痕迹。
“三十六条好汉”最初出于《宣和遗事》，此书从宋徽宗赵佶误国，一直说到宋高宗赵构定都临安，一共四集。其间讲了宋江等三十六条梁山好汉的起事，也有对文身者的描述，除了上述，还有如“铁天王”晁盖，就是“遍体雕青”。
可见，后来《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是赵构定都临安以后，逐渐由说书人口头演绎形成的。包括“浪子”燕青和扈三娘等众多文身的描述，应该也是当时众生的生活叠加与写真。所以，《宣和遗事》的作者，历来也只能写为“无名氏”。
在《武林旧事》中，临安城中的说书人一共五十二人，有名有姓。最早的《清明上河图》上，说书人有在路边屋檐下的，但临安城的十七处瓦舍，不仅给予了他们发挥想象的勾栏空间，也有远比屋檐下更好的演出环境。与那一些擅长乐器、表演的优伶相比，说书人要想取悦听者，立脚行都，只能依靠自身对故事人物的生动演绎，包括诱人的女身文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