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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唐帅 整理 叶小果
凌晨,忽然有全国各地的陌生人添加我为微信好友
2018年,有一件轰动全国的非法吸收巨额资金案,很多聋哑人成为受害者。但在重庆市大渡口区,没有一个聋哑人被骗,因为这里是我为聋哑人普法最多的地方。
我接到那个案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2018年1月,我在律所加班。凌晨2点,忽然有不同地方的陌生人加我微信,他们都是聋哑人。
我用手语视频沟通,了解了情况。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聋哑人群体的诈骗案。一些聋哑人被骗后,到公安机关报案,但沟通遇到很大困难。
重庆有个受害人知道我是全国唯一的手语律师,长期替聋哑人维权,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们都来找我。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对传销的定义,这样的运作模式,毫无疑问涉嫌传销违法行为。”我很明确地告诉受骗的聋哑人朋友。
这属于刑事案件,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我带上律所里的五名聋哑人助理,全力投入这起案件中。
当时我收到了一些威胁信息,有人说要买我的命。我开玩笑说这些人花那么多钱,我就一百来斤,算下来,我一斤可贵了。
收集证据很考验智慧。我找到两个坚定支持我的聋哑人朋友去诈骗公司总部应聘,一个担任文员,利用电脑技术收集各方往来数据;一个当保镖,悄悄拍下了很多重要现场的视频。
拿着厚厚一沓证据材料,顺利交给公安机关并且成功立案的那一刻,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2018年5月12日,13名犯罪嫌疑人被长沙市公安局抓捕归案,受害人数约40万人,涉案金额高达5.8亿元。
那天,我买了啤酒和凉拌小菜,独自关上门小酌了一场。
我从小就理解“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我深刻地意识到,作为会手语的律师,聋哑人朋友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那一双双眼睛,眼巴巴地望着我的时候,我不能说百分百,但也感同身受。
因为我从小就理解聋哑群体的无奈,理解“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1985年3月17日,我出生在重庆市大渡口,父母都是后天性聋哑人,小时候感冒发烧、服药不当导致的。
三个月大时,我被交给外婆外公带。我长大一点了,他们告诉我,父母害怕对我有不好的影响,不希望我进入无声的世界。
四岁那年,有个晚上,父亲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被送到医院后,具体哪里疼,他也说不出来。我在一旁看着,心里很着急,帮不了一点忙。
外婆把我叫到病房外:“你一定要学会手语,等爸爸妈妈老了,才能好好照顾他们。”
从那时起,我开始瞒着父母学手语。
我父母工作的振兴金属厂,是重庆市接纳聋哑人就业的重点福利工厂之一。厂里的叔叔阿姨教我手语,只要教一遍我就能学会。
原来手语也是有方言的
我偷偷学手语的事,被女厂长发现了。从此厂里开职工大会,五岁的我就坐在她旁边,女厂长比划手语给聋哑人职工看,我就翻译给健全人职工听。
厂里的聋哑人子女当中,精通手语的,我是唯一一个。
上小学后,父亲的一位聋哑人同学从上海来我家做客。她做了一个手势,用手语问我是什么意思?我答不出来。原来,那是用上海方言手语表达的“上海”,与重庆方言手语的表达完全不同。
我明白了,就像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方言一样,自然手语也是有方言的。
而大家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叫普通话手语,使用范围窄,和自然手语区别也很大。
我要尽可能多地学习各地的方言手语!
那些年,重庆旅游业兴起,每个周末,我到重庆的地标建筑解放碑和朝天门那里,只要看到用手比划的聋哑人游客,就上前搭讪。遇上看不懂的手语,我就拿出本子让对方在纸上写说明。
这种“守株待兔”的方法,我一直坚持到高中,学会了全国七八个地区的方言手语。有一次我同时给外国人和聋哑人当翻译,在普通话、英语和手语之间来回切换,特别自豪。
我踌躇满志地去了北京,希望能依靠演唱赚钱
2004年初,在高三的下半学期,数理化成绩一直优异的我做出决定——退学打工。
我的父母早就双双下岗,外婆外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如今外婆生病了,却坚决不肯去看病,就为了留点钱给我读书。
外婆知道我退学后,痛哭了一场,对我说:不管做什么,千万别学坏。
我喜欢唱歌,嗓子还不错。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去上海参加了“上海亚洲音乐节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竟然获得了最佳新人奖!我踌躇满志地去了北京,希望能依靠演唱赚钱。
人生地不熟,别说赚钱,生存都艰难。在走投无路时,我想起有一位同学考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我试着去找他,寄住在他们的寝室。
同学帮我在大学旁租了一间小屋。我卖起了盒饭,生意出奇的好。
寒假前的一天,我到同学的寝室,想请大家吃一顿大餐。
上楼时,我发现每一层楼的垃圾桶里,都有我卖的饭盒。我好奇地掀开,很多盒饭都没动过。我马上明白了。那些同学想要帮助我,才每天买我的盒饭。
真相大白,我不想再做盒饭生意了。
笔录和女孩的表述为什么截然相反?问题就出在手语翻译上
我还是想着要读大学。从北京回到重庆,我摆过地摊,做过酒保,攒够了学费。2005年,通过自考,我考取了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聋哑人在法律和医疗方面遇到的阻碍最大,比较之后,我选择了学法律。
用了两年零九个月,我修完了四年的本科课程,还考取了手语翻译资格证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警方请去为一群聋哑犯罪嫌疑人做手语翻译。在我之前,聋哑学校的老师试了半个月,但审讯工作没有多大进展。
我太了解聋哑人了。我用手语跟他们聊天,安抚他们的情绪。他们听说我的父母也是聋哑人,就觉得:你不会害我们,我们跟你讲实话。
结果40分钟就让那些人开口了。
我开始了手语翻译的生涯,协助破获了上千件疑难的聋人犯罪案件和重大聋人犯罪团伙案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法庭上讯问聋哑犯罪嫌疑人,要有专业翻译人员参与。
有一次,沙坪坝区一位老奶奶找到我,她女儿是聋哑人,一个多月前被指控偷窃一部苹果手机,即将面临刑事起诉。但奇怪的是,女儿在母亲面前坚称没有盗窃手机。后来我们到检察机关调取了审讯视频,观看的结果让我震惊。
原来,聘请的手语翻译根本没有把当事人的原意翻译出来。女孩一直表达“没有偷”,但经过手语翻译后,变成了“我偷了一部金色的苹果手机”。
笔录和女孩的表述为什么会截然相反?问题就出在手语翻译上。因为自然手语中的“我”和普通话手语中的“承认”很相似。这样的误会造成相反的供词。
我将发现的疑点形成法律意见和辩护意见提交上去,最终检察官予以采纳,对聋哑嫌疑人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那些年参与处理过上千件聋哑人案子,我没见过一位会手语的律师。老天让我生在了一个聋哑人的家庭,接触到“无声世界”,老天是什么意思呢?我渐渐明白了。
2012年, 我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成为一名专职律师。
庭审时骂声四起,大家都指责这个聋哑人,这样的人渣还配辩护?
我接的第一个案子,是为一名64岁的聋哑职工争取退休工资。他的老母亲跟我说,“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我介入后,发现企业压根没有给他办理过退休手续。
我帮他打赢了官司。在步入65岁生日的时候,他拿到了退休工资,也把之前几年应当拿的给补上了。这个案子我没有收一分钱律师费。他拿到退休工资后,从超市里给我提溜了一包大白兔奶糖,还给我买了一条烟。
在替聋哑人维权的过程中,我用他们懂得的手语与他们交流,详细了解案件的事实和经过,形成辩护意见,并在法庭上用手语进行辩护。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见缝插针普法,让他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清晰的认识。
一名中年聋哑男人,在公交车上偷了两万块钱。这是一位老奶奶给孙子的救命钱。没了钱,老奶奶的孙子肾衰竭死亡。庭审时,骂声四起,大家都指责这个男人,这样的人渣还配辩护?可我还是请求法官让我为被告人“说两句”。
原来这个男人的两个聋哑朋友在自然灾害中死去,都留下了孩子,他盗窃,是为了给朋友的遗孤交学费。没有人在意他的动机,但这些不能听、不能言的犯罪嫌疑人,也有发声的权利。
几十个年轻律师学了半年手语,学得最好的也只能比划几个词
我研究过,很多聋哑人缺乏法律意识。比如他们对我的称呼不是“唐律师”,而是“唐法师”。也曾有一个高中毕业的聋哑人问我,“检察官、法官和律师有什么不同?”
缺乏法律常识,又不懂得保护自己,就容易铤而走险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2015年,我受聘成为重庆市大渡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每月给区里178个聋哑人开展手语普法讲座,还义务为残疾人提供诉讼案件代理和辩护。
每次开普法讲座,凡是来的聋哑人,我们发米发油、发鸡蛋。这一来就是几十、上百人,年龄从十多岁到七十多岁不等。
普法讲座的效果很直观,大大降低了这个地区聋哑人群体的信访率。我有了一些成就感。但是,面对更多外地聋哑人发来的求助信息,我无能为力。
要向全国约3000万聋哑人普法,那么,何不利用互联网呢?
2016年,我拿出积蓄,委托软件公司研发了一款法律援助软件“帮众法律服务”,免费给聋哑人提供法律咨询。运行了两年,我发现一个弊端,软件只能通过文字回答,而很多聋哑人只有初中文化,交流有障碍。
我又转向微信公众号。聋哑人不仅可以观看普法视频,还能选择“一对一手语视频咨询”,解答更直观了。
但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如何才能有效地应对更多的聋哑人呢?我请来手语老师,为我们律所的几十个年轻律师上手语课。
半年过去了,我一检验,学得最好的也只能比划几个词,一到对话,全蒙了。
为什么?他们是健全人,不具备聋哑人的聋人思维,不了解聋哑人的语法,没有聋哑人的语言环境。
那段时间,我晚上睡不着觉,一直在思考怎么办。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想明白了:最了解聋哑人群体的人,不就是聋哑人自己?我何不让聋哑人学习法律,让他们参与聋哑人的法律案件?
谭婷终于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全国第一位通过司法考试的聋人
2017年4月,我从重庆师范大学选拔了5位聋哑学生,让他们边工作边学习,用现实中的案例进行实战训练。
五个学生中,谭婷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人。
谭婷,1992年出生,老家在四川大凉山,上小学时,因为中耳炎导致神经性耳聋,口语水平也不断下降。谭婷到律所前,正在重庆师范大学读特殊教育专业,学习手语,也进行口语恢复训练。
谭婷非常能吃苦,从早上9点一直能学到晚上10点,她还要接待聋哑人的法律咨询。
我建议她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法考通常分两次组织进行,一次为客观题考试,顺利通过后可参加后续主观题考试。
经过准备,谭婷等五个聋哑人走进司法考场。这是全国第一批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聋哑人。
一个月后,踏入考场参加主观题考试的只剩谭婷一个人。她差了10分,没有通过司法考试。
第二年,我加紧对她和其他几位聋哑人的“魔鬼训练”。谭婷又进入考场,结果差了4分。
谭婷的父亲患癌症去世,在她第三次备考过程中,母亲也查出癌症。她想放弃。我劝她说,“你母亲治疗的全部费用我们来想办法,但你一定要去参加考试。你是聋哑人的希望。”
母亲躺在病床上也告诉她,“你不是为我而活,你应当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谭婷第三次走出司法考试的考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唐主任,我考完了。我马上要去成都医院陪护妈妈。考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整个考试过程,我一直是流着泪考完的。”我回复她的只有一句话,“难为你了”。
2021年1月,谭婷终于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全国第一位通过司法考试的聋人。
那是我三年来最快乐的时刻。
在一年实习期满后,谭婷又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位聋人职业律师。
虽然不能言语,但凭借自己能力挣钱吃饭的聋哑人越来越多了
我们律所的业务里,70%是健全人的案件,30%是涉及聋哑人的案件。只要聋哑人找上门,我一定会接,但办得越多,亏损越大。一个聋哑人的案子,需要好几个健全人的案子去贴补,有种“劫富济贫”的意思。
最近4年以来,我自己的房子、父母的房子,包括我买下的这个办公室全部抵押给银行,就是为了支持聋哑人群体。
有一段时间,我同时照顾着8名聋哑人,他们都是被家庭抛弃的。我租了一个房子,给他们每人5000元,添置了卖手抓饼的推车,教他们去摆摊。后来卫生整治,我又把他们送去玩具厂上班。
这些年,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聋哑人进入到各行各业,有的开咖啡店,有的开洗车行,有的做快递和外卖小哥。虽然不能言语,但凭借自己能力挣钱吃饭的聋哑人越来越多了。
以前称呼我“唐法师”,现在改叫我“唐律师”的聋哑人也越来越多了,这说明坚持普法是有效果的。聋哑人遇到法律问题,全都首先找我们律所,这说明他们有了法律意识。
随着法治进步,越来越多的聋哑人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让我特别自豪。
这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手语不及格,毕不了业
因为有手语专长,又常接聋哑人诉讼案,我被称为“全国唯一手语律师”。比起我这个“唯一”,我觉得全国约3000万的聋哑人群体更需要社会关注。
我愿做聋人的耳,做哑人的嘴,但我不想当“唯一”。我希望,在手语律师这条路上,我将不再孤单。
2021年1月10日,我与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开设的“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开班,计划每年在新生中遴选 40人。这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针对健全人学法律和手语,手语学分22分,不及格就毕不了业。开设这个班的初衷,就是培养一批既懂法律又懂手语、能够直接为聋哑人提供法律手语服务的专门人才。
如今,我有三个愿望,一是在未来继续推动成立全国性的手语翻译协会。二是希望司法机关成立专门的聋哑人手语审判庭,现在互联网办案很成熟,杭州就有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利用先进的设备以及会手语的法官和检察官,组成面向全国的聋哑人手语审判庭,就能避免手语翻译不畅产生的冤假错案。三是希望既精通手语又精通法律的人才越来越多。
如果这三个愿望都能够实现,我将会很庆幸,自己曾经为聋哑人毕生奋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