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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松木场周公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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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祝牌楼 本版图片由徐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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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街孤云草舍与秋水山庄间的大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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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俶塔下“保俶消防救援站”
徐 骏
现在如果能在金祝北路路口重建一座金祝牌楼,或在北山街孤云草舍与秋水山庄间的大樟树下,立一块碑,当人们路过这些地方时,可以驻足几秒,了解和致敬这几位侠之大者的南宋“小人物”,善莫大焉。
最倒霉的建炎三年
从前杭州人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是上茶馆听大书,叫作“吃书茶”。其中《说岳全传》深受杭人喜爱,百听不厌。
原因不光是岳飞墓庙就在杭州,这部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说岳全传》,作者钱彩就是杭州人,里面很多故事也发生于杭州,连一些小人物、小地方都确有其人、确有其地,只是情节虚构,所以杭州人听来格外亲切、熟悉。
如第三十七回讲到宋高宗赵构被金兀术追至钱塘江边,眼看就要捉住,危急关头,扮作渔民的朱跸、金胜、祝威三人拼死相救,利用钱江巨潮助赵构逃脱,后来赵构封三人为“松木场土地神”。
历史上确有朱跸、金胜、祝威三人,松木场也确有供奉这三人的庙,而且存在过几百年,曾是当地的一个地标。而这几位历史上的小人物,其抗击侵略的真实事迹,远比“大书”上说的更曲折、壮烈。
南宋建炎三年(1129),是宋高宗赵构登基的第三年,据《宋史》记载,这一年太阳黑子爆发,作为南宋首任皇帝的赵构也迎来了最倒霉的一年。
其实最初赵构内有主战的李纲为相,外有大将宗泽主持中原防务,他只要留在登基的应天府(河南商丘),利用其影响力,召集各路勤王兵马,完全可以形成与金朝抗衡之力。可是赵构为保住侥幸得来的帝位,重用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以“退让求和”为宗旨,以期得到金朝的承认。
建炎三年,在李纲被罢、宗泽忧愤而死之后,金军又一次大规模地南侵,已经攻占了中原重镇徐州,而赵构此时已南逃至扬州。
占领徐州后,金帅完颜宗翰率重兵继续南下,宋守将韩世忠、刘光世相继败退,宗翰派数千精兵奔袭扬州,想生擒赵构。二月二日,金将马五率先锋五百骑,攻入距扬州仅百余里的天长军(安徽天长),宋近万守军竟不战而溃。
当天深夜,赵构正在扬州行宫行乐,忽闻紧急战报,慌忙中赵构顾不上召集群臣,只带了几名随从,于三日凌晨乘马出城,从瓜州渡口坐小船渡过长江,逃至江南的镇江。自此以后,宋高宗赵构再也未能北过长江,南宋放弃中原,偏安江南的格局由此形成。
赵构不顾中原子民,带头逃跑,到杭州后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下了罪己诏,接受批评,大赦天下,罢免黄潜善、汪伯彦,并组织接济和安置随之南迁的军民家属。
没想到的是,赵构的“罪己”根本没用,扈从统制苗傅、副统制刘正彦因不满赵构的一味南逃和赏罚不公,以及身边嚣张跋扈的宦官,发动了兵变,诛杀其近臣、内侍,迫使赵构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音fū),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并改元明受。
赵构的皇位没被金朝废掉,却在杭州被自己的亲兵逼退,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对武将的防备心理也大大加深。好在一个月后苗傅、刘正彦在勤王军各处赶来的压力下,逃离杭州,赵构复位,改回建炎年号。
罪己诏下了没多久,赵构唯一亲生的皇太子赵旉,竟在病中受惊而亡,高宗从此绝了后。
赵构受此打击后心灰意冷,于是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偏安一隅,当几年安稳皇帝。而建炎三年秋,金朝不理赵构屡次遣使乞和,分三路再次大规模南侵。赵构到杭州后,听说金军从应天府直奔江南,连忙渡过钱塘江,逃往越州(绍兴)。金军一路南下几乎势如破竹,能以死抗之的很少。
长江防线最高指挥官杜充最后向金军投降,而分别驻扎于镇江和江州的韩世忠与刘光世均不敢率部抵抗,俱引兵退却,整个长江防线完全崩溃,南下金军曾宣称其“有掳掠,无战斗”。
建炎三年十一月,赵构从绍兴又逃到明州(宁波)。此时,金兀术已攻占安徽广德,十二月八日又攻陷安吉县,九日过独松关。独松关是杭州北面的屏障,是天目山间一道重要关隘,但宋军竟然没有在此设卡守卫。连金兀术过独松岭时都说:“南朝可谓无人,倘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渡哉!”
赵构得报金军已兵临临安城下,即从明州逃至定海县(镇海),后又坐船逃到昌国县(定海),再乘御舟逃往东海,成为中国历代第一个被迫下海逃亡的皇帝。
拼死抵抗的小人物
建炎三年最后一个月月末,对临安城来说,凌冬已至,而比寒冬更可怕的威胁也已到来。金兀术率领的骑兵即将进城,接替康允之守城的刘诲欲献城投降,被愤怒的军民杀死。没有主官,正规军也全部逃离,临安已成为一座不设防之城。
此时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站出来了,他就是临安府钱塘县令朱跸。朱跸是湖州安吉人,作为“守土有责”的一名八品地方小官,在各级长官相继逃离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先通知百姓尽快往山中或乡下逃避兵祸,然后带领金胜、祝威两尉曹(相当于治安警长)召集县衙的弓箭手及两千乡兵,赶赴余杭方向阻挡金兵。
行二十里后遭遇金军先锋部队,朱跸率众迎击。但乡兵怎敌训练有素的金军,交锋没多久便败退。混战中朱跸身中两箭,由左右扶持退至天竺山,仍指挥手下拼死抵抗,不久战死于阵地。
这时又有一位“布衣”挺身而出,名为岳仲琚。岳仲琚是杭州本地人,家住霍山,即现弥陀山,是一名临安府府吏,就是没有品级的普通工作人员,也称“布衣”。
后世有人将岳仲琚误作岳飞之孙岳琚,完全是“关公战秦琼”。因为建炎三年,岳飞才26岁,金兀术进攻临安时,岳飞正退兵宜兴休整。岳仲琚年龄应与岳飞相仿,甚至可能还要大些,这位“布衣”与后来成为名将的岳飞并无交集,只是同姓而已。
在府衙工作的岳仲琚,家底应该比较殷实,信息也较灵通。在得知朱跸战死,金兵即刻进城之际,马上散尽家财,招募了三百勇士增援战场。并推举仍坚持作战的金胜、祝威为首领,拼尽全力抵挡金军,为自己的家乡、临安城数十万扶老携幼的逃难百姓,赢得宝贵的逃生时间。
就像斯巴达三百勇士一样,金胜、祝威和岳仲琚所带领的抵抗战士,想尽一切办法,让凶悍的金兵也付出了惨痛代价。得知金军骑兵将由西溪、天竺方向而来,他们便在葛岭设兵埋伏,将竹子编成竹排铺在里西湖的水面上,再在上面覆上泥土,伪装成平路作为陷阱。
金军的先头骑兵部队,冲到此处果然中计,连人带马纷纷陷入湖中,金胜、祝威率战士趁机抡斧砍杀,致其死伤无数,重挫金兵锐气。金兀术大惊失色,连忙向赤山埠方向退却。
其后金兀术逼迫乡民为向导,从南山绕道攻城,金胜、祝威、岳仲琚等在钱塘门附近以寡敌众,身上中箭,折箭再战,刀砍飞了,以石击敌,最终全部阵亡。
正因为有了这些“小人物”的拼死抵挡,换得临安城百姓数日的逃生时间,等金兵进城,几乎已十室九空。金军攻占临安不久,便沿赵构逃跑路线继续猛追,一直追至宁波外海,后因不谙水战受宋水军的阻击而撤。
乡民立金祝祠感恩
金军北撤时,一路将明州、临安等城放火烧毁。当时金军集兵于临安城吴山、七宝山,下令纵火焚城,杭城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撤离前又进行了大肆抢掠。
在退至建康城东北的黄天荡时,金军才遭到了韩世忠及岳飞部队的猛烈阻击,这一战宋军虽然最终并未获胜,但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使一代抗金名将岳飞脱颖而出,岳飞趁此战收复了建康城,此后屡立战功,终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二是经此战,震慑了金军,从此再也没有打过长江。
赵构得知金军北撤,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改元绍兴元年(1131),升越州为绍兴府。次年又把南宋小朝廷迁回临安,至此,南宋政权才算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对于临安城自发抵抗金兵而死的这些“小人物”,赵构曾下《赐临安府民兵抚恤敕书》,内写“自金人攻陷府城,内外军民,并力拒敌,血战五日,方始城破。尔等挺身御敌,为国忘生,率其忠义之豪,挫彼腥膻之暴逮。又缘诸县村堡防护严密,往往多被掩杀。缘此怨恨,(金兵)临行之日,焚烧屋宇,城郭一空,比之其他残破州郡,被祸尤酷,实可痛恻。欲望优加抚恤事。”
然而赵构只是开了张空头支票而已。金胜、祝威战死后,是乡民为其收尸,葬于钱塘门外的阳云洞之右,并在其阵亡地附近的古柳林为他们建祠纪念。
阳云洞在昭庆寺东北,此地后来成为大将杨存中的私家园林,称“云洞园”,面积宽广,即现十四中及环西新村这一带,而金胜、祝威的墓则早已了无痕迹。
古柳林在昭庆寺东南,钱塘门外九曲丛祠附近,即现在的环城西路南端这一带。最初的金祝祠很可能就是九曲丛祠中的一座,属于乡民自立,未得官方承认。12年后岳飞被害,狱卒隗顺将岳飞尸体也偷埋于九曲丛祠旁。
当时被乡民称作“金、祝二太尉庙”的金祝祠,后向北迁至松木场小流水桥东的精进寺,即现弥陀寺这个方位。据说金祝庙十分灵验,对当地居民护佑备至,“病者祷而痊,无疫疠,无旱涝,无横暴,皆神之赐。”在百姓心里,已将其视为福泽一方的“土地神”。
宋明两代赐庙封侯
到了淳祐十年(1250),建炎三年的临安城保卫战已过去121年,宋理宗赵昀接受地方官员及士绅的申请,才将金祝庙划为官方认定的专祠,并赐额“灵卫”。景定二年(1261),安抚使洪焘为之奏请了封号,封金胜为忠佐侯,祝威为忠佑侯。
而朱跸、金胜、祝威、岳仲琚四人中,唯一在《宋史》“忠义列传”中列得上名字的朱跸,在咸淳四年(1268)上报获封为显忠侯,并将其神像附设于金胜、祝威二像旁。后来安抚使潜说友觉得不妥,朱跸生前毕竟是金胜、祝威二人的领导,所以将朱跸移至中间,金胜、祝威立于两旁,名称仍为“灵卫庙”。
灵卫庙曾毁于元末战乱。至明朝洪武三年(1370),朝廷清理整顿全国祀典庙宇,杭州府上报礼部,称朱跸、金胜、祝威三人为抵抗外族侵略而死,可谓忠烈,宜祀。
洪武七年(1374),朝廷下文,革去朱跸、金胜、祝威前朝侯爵封号,升三侯为三神,与杭州的伍子胥庙、岳飞庙一样正式进入国家祀典序列,并重建灵卫庙。杭州府官员于每年七月一日,即金胜诞辰日到庙致祭。此后又经过了多次修缮,在明代,灵卫庙已成为松木场一带“伟观一方”的大庙。
明末清初时,灵卫庙仍在现弥陀寺这个位置。当时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描写“哇哇宕”时,提到“(棋盘山)上有棋盘石,耸立山顶。其下烈士祠,为朱跸、金胜、祝威诸人,皆宋时死金人难者,以其生前有护卫百姓功,故至今祀之。”这哇哇宕所在的棋盘山,就是后来的弥陀山。
清光绪初年开建弥陀寺,灵卫庙又迁至古桃花港之北,即松木场河南端,周公桥的东南侧,大致在现桃花弄与体育场路交接处。当时在庙东一里外还建起一座牌楼,称金祝牌楼,即现金祝新村及金祝北路南端这个位置。
松木场这座灵卫庙,也称朱金祝庙,在民国老地图上一直存在,据当时的寺庙统计资料上显示,还有名为陈锦标的僧人在庙内主持。现在只有金祝新村、金祝北路和南路这几个地名,还留有一点对这几位松木场“土地神”的念想。
显功庙寻踪
而消失得更彻底的,是岳仲琚的显功庙。岳仲琚与朱跸、金胜、祝威三位又有所区别:其一他是家住霍山(弥陀山)的本地人,战死于自己家旁边;其二他是四人中唯一没有级别的“布衣”。
岳仲琚死后,乡民感念他的功德,先是在孤山四圣延祥观立牌位祭祀,并尊其为保稷山王。因岳仲琚家住霍山,霍山为宝石山东端支脉,宝石山即保(宝)稷山,百姓将岳仲琚视为“宝石山山神”,保护这一方水土及乡亲。
嘉定元年(1208),乡民在保俶塔下为岳仲琚建专祠,号“保稷山王庙”。据《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及南宋《西湖清趣图》的标注,当时的保稷山王庙大致在保俶塔下现“保俶消防救援站”院内。
咸淳四年(1268),就在朱跸获封显忠侯这年,当地父老向权相贾似道申报岳仲琚的抗金保民事迹,请求为之加爵封庙。贾似道的府邸就在此庙西里许,他听闻这事说,“此义士也!”便上奏为之赐庙号为“显功”,封岳仲琚为忠翊侯。
宋度宗赵禥为显功庙制词曰:“尔神克奋孤忠,输财募死士,得二将,率众三百卒,夺金酋南下之盛气,而一境赖以安存。”有了皇帝的肯定,乡民自建的矮小庙宇得以扩建。显功庙主殿中塑岳仲琚神像,旁立仪卫,殿有两庑,由扶栏而上为门四楹,宏伟壮观,路过者均肃然起敬。
到了明朝,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保俶塔下的显功庙西移至智果寺西,位于同样是南宋抗金英雄的陈文龙墓庙旁,即现张静江静逸别墅这个方位。
但《西湖游览志》的文字说明中,将岳仲琚的“仲”字略去,变成了“岳琚”,后来许多志书也以讹传讹,甚至将岳仲琚与岳飞孙子岳琚弄混。其实显功庙里旧有一联,早就表明了岳仲琚的功绩既早于岳飞,又各为千秋:“南渡创奇勋,军声开武穆之先,同功同德同一姓;西湖崇特祀,庙貌并显忠不朽,各行各志各千秋。”
在清末民初各种西湖导游册中,显功庙又往西移至葛岭下濒湖处,具体位置未作说明,只有一句“在多子塔院附近”。1929年首届西博会会场图中,北山街多子塔院西边,即孤云草舍西侧有座关帝庙。同样是1929年的《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中,这座关帝庙却变成了土地庙。据记载,明清期间西湖北山有三座关帝庙,分别在岳庙东侧、孤山及金沙港,孤云草舍旁边并无关帝庙的记录。
据此推测,民国时期的显功庙,就是1929年地图中,位于孤云草舍与闲地庵(秋水山庄)之间的这座关帝庙或土地庙。现在此处已无庙的踪影,但有四棵左右对称、特别茂盛的参天古樟,树龄均有一百七十多年,估计就是当年显功庙前甬道旁的遗物。
现在如果能在金祝北路路口重建一座金祝牌楼,或在北山街孤云草舍与秋水山庄间的大樟树下,立一块碑,当人们路过这些地方时,可以驻足几秒,了解和致敬这几位侠之大者的南宋“小人物”,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