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杭长跑健儿出发时场景
哈尔滨女选手孙桂云
第四届全运会会旗
第四届全运会会徽
杭州湖滨陈英士纪念塔
徐 骏
近代体育在杭州的发展，与这座城市的地域特色及人文历史密切相关，如绕西湖的“最美环湖跑”、“弄潮儿”横渡钱塘江，以及“体育场路”的由来等。
云居山上有一面石刻，标志着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开端。
中国近代体育史上
最早的一处纪念石刻
云居山顶，原圣水寺旧址附近，现革命烈士纪念碑东北侧，与城隍山相连的山道旁崖壁上，有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最早的一处纪念石刻，名为“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
该石刻正文为“中华元年，浙江体育会成立。圣水寺僧大休捐山地，王君湘泉赠山岩供摩崖用。因题四字，以志不忘。永康吕公望记，宁海叶颂清书。”右侧有“云山万古”四个大字，下有“逸趣”，左有“贞固”等刻字。
这面1912年的石刻，是辛亥革命元老吕公望、叶颂清、沈钧儒等人所辟。刻石不光是为了当时成立的“浙江体育会”，更重要的是纪念徐锡麟、秋瑾等辛亥革命先烈，继承和发展他们未竟的事业。
1905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陶成章在绍兴中学堂创办“体育会”，接着办大通学堂，设“体操专修科”，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体育组织。
后来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接办“大通体育会”，并以“体育会”名义组织光复军，培养革命干部。秋瑾曾在离石刻不远的吴山上，与徐锡麟秘密策划武装起义，并作诗《登吴山》：“老树扶疏夕照红，石台高耸近天风。茫茫浩气连江海，一半青山是越中。”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缅怀牺牲的徐锡麟和秋瑾，原光复会成员及革命志士，在云居山巅刻石为纪。在成立“浙江体育会”的同时，开办了“浙江体育学校”，这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最早成立的体育会和体育学校。
浙江体育会和体育学校成立之初，其主要负责人均由当时浙省军政要人担任，如浙军第六师师长吕公望任体育会会长兼体校校长；第十二旅旅长叶颂清任体育会副会长；省议会副议长沈钧儒任体校校董等。
体校创建之时，中国正经历剧烈变革，百废待兴，而国际社会风云突变，弱肉强食，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要爆发。中国想要在列强环伺下立足与自强，就必须培养一批具有体育技能与文化知识的青年，才能使国家有自卫和复兴的能力。
该校以“勤静敬奋”四字为教训，校歌为：“竞争世界武装和平，弱亡强者胜，生死存亡，一发千钧。青年责任，远追希腊，近师普鲁，铁血铸精神。愿吾同学，勤静敬奋，遵守我校训！”
1916年，校长吕公望任浙江省督军兼省长后，浙江体育学校已有很大名气，全国各地有志青年纷纷投考该校。校址最初在普安街（现所巷附近），1921年迁至板儿巷，并改名为“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后又迁至羊市街，最后搬至城隍山。
从“浙江体育学校”到“浙江体育专门学校”的20多年间，该校招收了29期学员，共培养了1000多名毕业生。他们大多数到全国各地从事中小学校的体育教育工作，也有一些服务于军警界，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汤恩伯、陈诚就是该校第六期的毕业生。
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停办于1933年，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其在体育方面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除了教师和军人，学校还培养出不少优秀的运动员，如1922年学生周剑飞等人组织的“一字”篮球队，曾名扬江浙两省；1930年在杭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代表浙江参加游泳比赛，次年第二届浙江省运动会上，又获十项全能冠军的张绳宽，也是该校的学生。
浙江体育会和教育厅在1916年和1918年在杭州分别举办过两次全省中等以上学校的联合运动会，后因时局动荡、军阀战乱，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的1929年至1930年间，杭州才连续举办了民国期间影响力最大的3个大会，依次为首届西湖博览会、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和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1930年的全运会，还诞生了体育场路
1930年4月1日至11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是当时这座城市所举办过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这也是国民政府成立后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由此杭州还诞生了一条干道，即体育场路。
新中国成立前的全国运动会，创始于清宣统二年（1910），首届全运会举办于南京，第二、三届分别于1914、1924年在北京及武昌举办。因当时国人尚缺少举办大型运动会的经验，因此这三届全运会的组织、裁判等工作，大多由外国人担任。
而1930年在杭州举办的第四届全运会，其筹备、组织和裁判等均由国人自主负责，一扫前三届全运会上洋人到处颐指气使，让国人深感屈辱的境况。
本来第四届全运会是定于广州召开的，后国民党元老、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趁杭州举行盛大的西湖博览会之际，力请继续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和第四届全运会，促使这三次历史性的大会均于1929年至1930年间在杭州召开。
当时国民政府对第四届全运会非常重视，首先这是北伐胜利后新政府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具有促进全民体育运动发展，增强体魄，提振民族精神的意义。其次，为同年5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选拔优秀参赛选手，以期为国争光，洗刷“东亚病夫”耻辱。这“远东运动会”就是“亚运会”的前身。
第四届全运会筹备处设于马坡巷省自治专修学校内。大会筹备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提供体育竞赛场地及设施。杭州最早用于现代体育竞赛的场地，是1906年金衙庄原浙江武备学堂操演场改建的田径比赛场。1919年，杭州第一个公众体育场在湖滨路与南山路交接处建成，有小型足球场、跳高跳远沙坑、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
从上世纪20至30年代，杭州各个大中学校，如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中央航校、杭州高级中学、弘道女中、安定中学等也陆续建有各类运动场地。然而，以上这些都不能满足像全运会这样大规模的比赛要求。
这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完全依照远东运动会的标准来设定，并力求所有运动项目均在同一会场内举行，要满足这个要求，在当时的杭州是很难的。
筹备处最初拟选位于笕桥的大操场，即后来的中央航校及笕桥机场，但因离市区太远，交通不便而放弃。后选定梅东高桥的大营盘，此地原是浙军第六师工兵营营地，后为保安队第三团团部。经协商，将该营地西面128亩空地辟为运动会会场。
运动场内建田径赛场、400米标准跑道、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及棒球场，并仿照国外运动场模式，建万人大看台和司令台，这些均在最短时间之内，夜以继日地完成。只有游泳池，实在没地方也来不及建了，只好借用位于钱塘江畔二龙头上的之江大学游泳池来举行赛事。
各项工程在大会开幕前半个月才基本完成。当时主办者建此体育场，不光是为了这次全运会，还想一劳永逸地建成一个全国首屈一指的模范运动场。
当时杭州市政府还决定，将通往体育场的宝善桥至沈马桥（现民航售票处）的道路命名为“体育场路”，两侧则为健康东路和健康西路，以资纪念。现体育场路东西两端已分别延伸至环城北路和曙光路，是杭州城内的主干道之一。
全运会开幕前，3月16日至18日在刚建好的体育场内，还召开了第一届浙江省运动会，一来检验场地设施是否完善，二来选拔本省运动员参加即将到来的全运会。
通过竞赛和媒体报道，好几位运动明星星光熠熠
1930年4月1日，全国14个省、7个特别市及华侨团体共22支队伍，1640名男女运动员齐聚杭州梅东高桥体育场，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隆重开幕。开幕式先鸣礼炮十二响，举行升旗礼。5000名杭州市小学生演唱欢迎歌、表演欢迎操，同时派飞机在会场上翱翔并散发传单。
场内5万多名观众观看各个运动队举旗绕场一周，运动员们身穿不同颜色服装，均气宇轩昂。如白衣黑裤的广东队、红衣灰裤的香港队、黄衣黑裤的南京队、白衣蓝裤的浙江队等，其中江西队的女运动员头上还系着一条粉色缎带，格外醒目。
这次全运会的比赛，男子设田径、全能、游泳、篮球、排球、足球、网球、棒球等8个项目，首次设立女子田径、篮球、排球、网球等4个竞赛项目。运动会裁判、工作人员均由国人担任。竞赛规则，除女子篮球和掷棒球外，均以远东运动会竞赛规则为依据。
赛场上各个项目竞争均十分激烈。因当时计时设备比较落后，导致在女子4×200米接力赛时，出了状况。当时广东队与哈尔滨队在进行女子4×200米接力赛时，前3棒均由广东队领先，到了最后一棒时，哈尔滨队的孙桂云飞奔赶上，与广东队员几乎同时冲过终点，裁判无法判别，只好决定第二天两队重赛。这引起两队队员的不满，最后投诉到会长戴季陶那里，戴季陶说南北两队势均力敌，都得第一。这样该项目最终产生了两个冠军。
总的来说，除上海、广东、香港外，当时北方运动员的整体水平要高于南方。但因为这次全运会在杭州这座南方城市召开，北方运动员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点吃亏。如女子50米预赛时，哈尔滨选手吴梅仙因听不懂南方人的发令号而犯规被罚，导致情绪低落，影响了发挥。
不过远道而来的北方观众，热情却非常高。在足球赛场上，只要有辽宁队上场，看台上辽宁啦啦队人手一杆印有“辽宁”两字的三角小旗，脖子上挂着一个小木鱼（这恐怕是杭州最易买到的会响的物件），一旦辽宁队进球或踢至紧要关头，他们便猛摇小旗、狂敲木鱼，震撼全场。
这次全运会最牛的是飞机送报，即上海报社每天清晨雇飞机，将刊有前一日比赛新闻的《图画时报》从上海送到会场，分发给运动员和观众。这些图文并茂的信息，是现场记者拍摄和采写后空运到上海，由报社连夜印制而成，在运动场上大受欢迎。
通过竞赛和媒体报道，这次大会产生了好几位运动明星，如获100米、200米、400米短跑冠军的辽宁运动员刘长春，被称为“东北短跑怪杰”，后来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是首位参加1932年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这次破全国纪录的万米长跑冠军赵德新，也是辽宁选手，他与刘长春均为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后代表中国参加东京远东运动会。
本次全运会上最耀眼的体育女明星，是哈尔滨队的孙桂云。她夺得了女子50米、100米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还以最后一棒为哈尔滨夺得4×200米接力赛冠军。孙桂云不仅被称为“中国第一短跑女选手”，还长相甜美，每到一处，赛场内外要求签名合影者蜂拥而至，并成为当时各种报纸杂志争相刊登的封面人物。
有一位身高2米，如鹤立鸡群般的天津男排运动员，名叫张锡祜，是南开大学创办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儿子。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时，张锡祜壮烈殉国，年仅26岁。这次杭州全运会有幸留下了这位抗日英雄青春矫健的身影。
杭州的民国第四届全运会，规模及影响力均远远超过前三届，还出现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面全运会会旗与会徽。会徽中间是一个36齿的齿轮，喻意当时的36个省市；下面的水波纹，表示全运会赛址——杭州的钱塘江水；会徽的红、绿、蓝、白、黑五色，代表世界五大洲。
“跑湖”与“弄潮”，杭州的民众体育运动更具地域特色
杭州的西湖与钱塘江，一个波澜不惊，一个潮起潮落，却都是体育运动的胜地，可奔跑于山水间，或遨游于浪涛中。因此，除官方举办的体育场上的运动会外，杭州的民众体育运动更具地域特色。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湖环湖马路完全建成后，1932年开始，浙江省民众教育馆就组织民众进行环湖赛跑。路线从民众教育馆北门（现湖滨一公园）出发，沿圣塘路、北山街（或白堤）、苏堤、净寺、长桥、清波门、涌金门，最后回到民众教育馆，全程10000米左右。
环湖跑全程360度无死角的西湖美景，不仅吸引了杭州跑者，而且连外地长跑爱好者也纷纷参加。1935年环湖跑的最佳纪录是35分46秒6，由私立上海中学田径队的王正林创造。自此，该项运动一直延续至今，是“跑过风景，跑过你”之杭州国际马拉松赛的前身。
不过这“最美马拉松”也有个“美丽的烦恼”，即跑过苏堤六桥时，连续6个急上急下，运动员平稳的节奏完全被打乱，即使有些专业运动员跑完后，也感到“美不胜收”。所以现在杭马线路避开了苏堤，跑向了钱塘江。
1933年4月14日早晨，一场从上海到杭州的特殊长跑赛开跑，起点是上海老西门方浜桥的陈英士纪念塔，终点为杭州湖滨的陈英士纪念塔。
这场由上海白虹田径赛队主办的，全程216公里的沪杭超级长跑，起止点的设置很有意义。陈英士即陈其美，是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领导者，又是光复杭州的策划与指导者，所以两地都有他的纪念塔，而且都是地标性建筑。
杭州的陈英士纪念塔，还是由上海艺术家创作并运至西湖边的。这两座相聚200多公里的同名纪念塔，风格各异，地域环境也大不相同，以长跑形式将其连接，亦可体现革命成功的不易与艰辛。
这次沪杭长跑分4天跑完全程，第一天达漕泾，第二天达海盐，第三天达海宁，第四天达杭州。参赛者原为18人，被称“十八罗汉”，中途7人因伤退出，最终有11人到达终点。冠军为上海白虹田径队的黄胜白，总计时21小时21分27秒。
“弄潮儿”是浙江人“勇立潮头”之开拓精神的代名词，也是一项钱塘江上古老的运动项目。钱塘江“潮甲天下”，历来汹涌难测。当年秦始皇到此，见“水波恶”，只得绕而渡之，可见钱塘江上“弄潮”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武林旧事》载：“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这种江上“弄潮”之风，从宋代一直延续了下来。
1934年8月5日上午9时，5万多名杭州市民聚集钱塘江边三廊庙“浙江第一码头”，等待“弄潮儿”从对岸西兴码头，劈波斩浪，横渡钱塘江而来。这是杭州业余游泳爱好者组织的长风游泳会和长风游泳队，与上海中青年游泳队一起发起的横渡钱塘江表演赛。
24名“弄潮儿”在全程1600多米的江面上冲波逐浪，你追我赶，角逐激烈。值得一提的是，游泳健儿中有很多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年龄最小的是杭高附小13岁的沈继兴。这些少年勇士无惧风浪，奋勇向前，最终不仅全部横渡成功，还都获得了较好的名次。
西湖的微波，钱江的巨浪，构成了杭州之美，而体育运动的融入与发展，使她美得更有活力，更丰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