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朱庄大门
朱庄通道
朱庄庭院
朱庄主楼
朱庄北峰
仲向平 文/图
灵隐寺西侧的西涧之畔，有一座神秘的园林，是明代一个叫李茇的隐士所建，李茇字元昭，号岣嵝，著有《岣嵝山人诗集》四卷，所筑园林亦名为“岣嵝山房”。
李茇的山房落成后，他的名士朋友们纷至沓来，徐谓、陈洪绶、张岱等人都曾在岣嵝山房中品茗、切磋和读书。其中张岱在此读书最久，长达7个月，写下了散文《岣嵝山房小记》，张岱写道：“逼山、逼溪、逼韬光路，故无径不梁，无屋不阁。门外苍松傲睨，蓊以杂木，冷绿万顷，人面俱失”。短短数语，便描绘出了岣嵝山房绝尘脱俗的美好环境，让后人可从纸上一窥这座山地园林之胜景。
它是朱庄的前身，深得山水之趣
山房选址于灵隐寺与韬光山间、青莲山房和飞来峰附近，倚着山峰、溪流，旁有苍劲的古松，四周树林郁郁葱葱，有山有水，环境极佳。韬光路旁小道蜿蜒曲折，由此进入可达山房，人们行走其间，看不清彼此面貌，选址之隐秘可见一斑。旧时又有山民把山房附近作为集市所在，售卖柴竹、瓜果、禽鸟，可见山房闹中取静，生活较为便利。
岣嵝山房背靠绝壁，建在回溪深壑之上，有紫盖楼、翠雨阁、孤啸台、礼斗阁、香寻巢等亭台楼阁，皆采用泥木结构凌空架起，建筑之间采用木栈道相连，既不破坏自然环境，又可避免山间的潮湿，最大限度地与自然融为一体，此种审美与20世纪30年代名垂世界建筑史的流水别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样建在山间溪流瀑布之上，溪水淙淙声，风入林啸声，林间鸟语声，声声入耳。
这里的水景采用原有自然之水系，基本没有人工干预，仅拦截了一段溪流用作养鱼。此处没有叠山置石，只借景原有山中怪石、崖壁，最大限度地回归自然。在植物景观方面，山房主人于原有山林的基础上，辟桃溪、茶坂、桔坡、梅坞，种植桃树、茶树、橘树、梅花，将植物景观与原有水景、地形相结合，丰富空间内涵，正好又合乎春夏秋冬四季之景，极为巧妙。
韬光山中盛产的鞭笋、西栗，山间溪流中饲养的活鱼，自己门前种植的桃子、茶叶、橘子、青梅，再加上集市中售卖的土产，大自然的馈赠无比丰富，食物的味道又如此鲜甜，山房主人的园居生活更是有滋有味，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明代名士萧士玮在《湖山小记》中盛赞岣嵝山房与韬光道互为因借的关系：“大约韬光善让，割其余以予岣嵝，而益成岣嵝之幽；岣嵝善借，据其胜以傲韬光，而反增韬光之妍。”
在时间的变迁中，以岣嵝山房为基础，慢慢演变成了后来的朱庄。
号称山地园林楷本的朱庄
朱庄坐北朝南，背山面水，群峰簇拥，修篁万竿，从窄狭中看幽深，由逼仄处见变化，为江南山庄庭院之经典。
推启朱庄的两扇黑漆大门，跨入院内，眼前豁然开朗：正中是一块几百平方米的大草坪，草坪上筑有小亭，铺有延伸至主楼的花径；草坪左边依墙堆砌玲珑假山，小巧曲池，池中养有金鱼，名曰“金龙池”；右边沿墙筑一曲折回廊，蜿蜒上行，遇有风雨，不打伞便可由此直达楼台。
主楼设计中西合璧，独具匠心。前院朝南是一幢两层三开间西式别墅。别墅门厅左右竖有一方一圆各两根立柱，喻义“方正圆润”；东西开有两扇拱形小格钢窗，立面丰富多变，装饰精巧别致。主楼楼下为水磨石地坪，楼上为柚木地板，二楼有一宽大阳台。楼后朝北则是一座五开间中式平房，为后堂花厅。
前后建筑又以东西厢房连接成一个四合院，清水砖墙，中式天井，具有浓郁的贵州风情。主楼内设有正堂、套间、会客室、卧室、书房、卫生间、起居室、客房、门厅等。主楼后面则是花厅、厨房、花房等附属用房。
整个朱庄，从大门到草坪庭院，从庭院到主楼，从主楼到厨房，均以石阶花径做通道，以回廊雨棚为连接，前后三进，依山取势，就势而筑，渐次上移。整个空间布局，庭院精致，建筑精巧，细节精到。透过粉墙竹影，正面望去，山、水、云、树、屋相融合；清、静、淡、绿、雅相统一，宛如一幅镶嵌于北高峰山间的立体山水图画。
朱庄建于民国初年，庄主为贵州名绅朱晓兰。朱晓兰是著名的商业银行一一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公子朱博泉是著名的银行家、上海金融票据交换所总经理。朱博泉当年娶了杭州“蒋半城”蒋家的女儿蒋童祁为妻，两家在灵隐均有别业，相邻相伴。朱晓兰与民国出版界巨头张元济是亲戚，两人在上海也各有一处精致的花园洋房。1918年4月，张元济举家游湖时，曾单独赴朱庄会晤庄主，对此地清幽隐秘的环境和精美绝伦的建筑颇多赞赏，流连忘返。
1949年以后，朱庄作为杭州大华饭店的分部，由浙江省交际处管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接待贵宾，没有对外开放。20世纪50年代起，中央首长曾多次来此疗养和休息，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也来朱庄著书立说。1961年1月27日，朱德委员长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北高峰。下山途经朱庄休息之际，老人家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登西湖北高峰》。
朱庄因为朱德委员长而声名远扬，也有人把它当作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官邸而误传，朱庄主人朱晓兰、朱愽泉父子倒是被人遗忘了。
朱庄的过客们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毛泽东主席《菩萨蛮·大柏地》这阕词描述了中央苏区在1929年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时的情景。当时，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期的老相识鲁涤平是敌军指挥，他曾官至第二军军长、陆军上将。
鲁涤平参与指挥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1930年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结果，又被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他手下的两员大将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面无光。不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营主任的身份赴江西，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鲁涤平调往自己的故乡浙江，任省政府主席。因参加“剿共”惨败而大丢脸面的鲁涤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毫无准备，以至于当时杭州城里传出“张难先终究难先”的谑语。张主席只好把权力移交给领兵前来的鲁涤平。
显然，鲁涤平是因“剿共”无力铩羽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的老巢担任“父母官”很不容易。于是，他索性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大半时间他是在灵隐朱庄和“清凉世界”莫干山养疴避暑。在他任职的时期，浙江有这样的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嫖三年，民政厅长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涤平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上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不久，忽患中风，经治疗后赴灵隐朱庄休息静养。经过杭州名医张信培和何公旦等人的悉心治疗照料，加之灵隐的优雅环境和朱庄的宁静氛围，使得鲁涤平平心静气，身体逐渐恢复正常。
这一时期，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鲁涤平于晨钟暮鼓声中漫步法云，伫立天竺，悠哉游哉。由此，鲁涤平喜欢上了灵隐，喜欢上了朱庄。1933年8月10日，上海《申报》刊出一则短讯《鲁涤平并未离浙》：“浙主席鲁涤平近在灵隐朱庄避暑，公文函电仍由省府送往批阅，并未离杭一步，京电传抵京说非确。”
然而，鲁涤平终究还是要走的。1934年12月，鲁涤平离任，被调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不多久，1935年2月2日，鲁涤平病逝南京。蒋介石曾作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
关于鲁涤平的死因，社会上有种种猜测。
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发生了史量才被刺案，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就由当时的省府主席鲁涤平主持破案。本来，这是蒋介石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以省政府名义悬赏一万银圆捉拿凶手，并且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因此，他才会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
眼见鲁涤平对案子认真起来，蒋介石也不得不防，他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紧接着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他调南京，以绝后患，惊天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也是在1934年，朱庄又迎来一位贵客。那是1934年3月27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启事一出，反响热烈。班禅大师的“先遣队”经过考察，觉得原定的小杨庄路远庄小，不敷使用。此时，恰好与灵隐寺一墙之隔的朱庄，正有新屋初建，富丽堂皇。
朱庄新落成的西式青砖别墅，是一幢两层三开间的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依山傍溪，厚墙重基，轩敞明亮。加之前庭后院的开阔空间，亭台廊榭的完善布置，绿树成荫的优良环境，十分适合班禅大师团队礼佛法事的住宿需求。杭州市有关部门经与朱庄主人朱博泉沟通商定，朱庄就成为了班禅大师此次来杭的行邸。
1934年4月26日，班禅大师偕秘书长刘家驹等随员，从南京汤山戴季陶的温泉别墅出发，分乘汽车十余辆，由京杭国道抵杭。杭州各界人士二千余人分别在武林门、灵隐寺山门前欢迎。
著名藏书家、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干也由沪赶来，他在日记中写道：“……车抵灵隐，人山人海……始得直入大殿，遍瞻法物及坛场，班禅大师高登宝座……”
“石痴”沈钧儒朱庄赏石
沈钧儒是浙江嘉兴人，1909年在杭州就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校长、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1956年8月22日，沈钧儒来到杭州视察，入住灵隐朱庄，这“正合我意”。因为沈钧儒爱石如痴，而灵隐飞来峰朱庄一带，林木苍郁，怪石嶙峋。嵯峨怪石如蹲狮，如奔象，如骇豹，如卧虎，千姿百态，玲珑剔透。仅飞来峰就有72个石洞，大小石刻造像334尊，栩栩如生，琳琅满目。
沈钧儒爱石懂石，住在朱庄期间，常常在灵隐探山赏石，流连忘返。从沈钧儒的曾祖父到沈钧儒的曾孙，上下绵延的七代人都爱石藏石，堪称世界收藏史上罕见的藏石世家。
以石会友，以石交友，是沈钧儒藏石、赏石的一乐趣。他的藏石，品种丰富，有天上的陨石、地下的化石，仅各种矿石标本就有200多枚。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与石居”，并咏诗道：“吾生尤爱石，谓是取其坚。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渊。深识无苟同，涉迹渐戋戋”。
与沈钧儒同为法学家的史良曾回忆说：“在重庆时，沈老的身后经常有‘尾巴’跟随……抗战胜利后，沈老离渝返沪，在离家的那一天，‘尾巴’仍然照例跟随，他们发现沈老有一只箱子很沉重，硬要打开检查，其实是一箱石头。”
抗战期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为“与石居”题额并跋识如下：“衡山兄爱石成性，所至选石携陶陈列室中，以为旅行纪念。为题斋额，并缀于词：求石友，伴髯翁，取不伤廉用不穷。会见降旗来眼底，石头城下庆成功！”同时为“与石居”题咏的还有冯玉祥、李济深、黄炎培、茅盾、郭沫若等。其中，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冯玉祥的题词：“南方石，北方石，东方石，西方石，各处之石，咸集于此。都是经过风吹日晒，雪侵雨蚀，可是个个顽强，无亏其质。今得先生与石为友，点头相视，如旧相识；且互相祝告，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我们要硬到底，方能赶走日本强盗。”以石喻人，赏石励志，“与石居”成了东南西北爱国志士的聚会之所。
沈钧儒逝世后，他的藏石主要传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沈叔羊。沈叔羊辞世后，藏石又传给了其子沈宽。沈宽也是个“石痴”，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挚石居”；他像祖辈一样，诚挚爱石，诚挚做人。他的女儿沈萌、儿子沈挚也都承袭了祖上爱石、藏石的家风。
当时沈钧儒下榻朱庄后，8月23日，他的老友、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张宗祥闻讯赶来到朱庄看望，此年沈钧儒83岁，张宗祥75岁。两人友谊颇深，沈先生戏称张先生为“冷和尚”，张先生则称沈先生为“瓦爿头”。他们畅谈了几十年前在浙江共同战斗的往事，甚是欢乐。临别，两位老人携手下楼，在朱庄主楼的前庭摄得一影，留下了珍贵的灵隐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