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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作者:杨苡/口述 余斌/撰写 译林出版社 2023年1月
103岁的她,没有等到这个春天。
1月27日,著名文学翻译家、《呼啸山庄》译名首译者杨苡去世。
杨苡(音:yǐ)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她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山河沦落时,她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她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她是从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著有《青青者忆》(散文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编注)、儿童文学《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杨苡首创《呼啸山庄》中文译名,所译《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2019年,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杨苡的哥哥为翻译家杨宪益,姐姐杨敏如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杨毓璋曾任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
今年1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书写了她岁月呼啸,美无倦意的一生。我们从文中选取她年华的一章,作为纸上送别的不舍与怀念,“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给巴金写信
我是十七岁时开始和巴金通信的。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家》《雾》《雨》《电》,不光是小说,他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哥喜欢胡适,我姐崇拜冰心,我最崇拜的是巴金。冰心在燕京教书,我姐是真的崇拜。她的毕业典礼,带我去参加的。在燕京的礼堂,学生都在那儿了,就见司徒雷登戴着方帽子走过来,冰心和一些教师跟在后面,我姐站在外侧,靠过道,冰心就从她身边过去,她激动得很,大喊:“谢先生!”冰心连忙竖起手指在嘴前面,让她别响。冰心作品里都在歌颂母爱,我是有点隔膜的,因为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
可能是第二封信,我就说到了对我的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他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刘嘉蓁之间的通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称赞她去延安是“路走对了”,否则我大概要问,为什么赞同刘嘉蓁去走自己的路,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可能他会说,你和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想想,如果刘嘉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
沈从文先生
我姐说,沈从文去的那一次最有意思,参加座谈,大家围坐在一起,轮到沈先生讲了,他半天不开口,好不容易开口了,说:“我不会讲话。我害羞。”而后又不响了。我姐说,真是窘死了——不是他窘,是听的人坐在那里,心揪着,不知如何是好。名作家呀,怎么会是这样?!
在青云街是头次见到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的样子。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问了我些话,大概知道我的情况后称赞、勉励了我一通: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沈先生对我的不够用功当然是清楚的,有机会就劝诫我。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这样教导学生了,他自己是很用功的,几乎每个晚上,我都看到他在糊纸的窗后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才站起身来举着灯走进卧室。昆明那时用的都是煤油灯,昏黄微明——那个情景我印象太深刻了!
闷罐车上
从海防到昆明是陆路(注:去西南联大的路上),坐火车了。先是从海防到河内,从河内到开远,再到昆明。到开远,就是进入中国境内了。从河内开始,我们住的就差多了。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和我堂弟,还有一个人,从北平来的,从香港起我们就在一起,我们慢慢觉得和别人太不一样,太特殊,不像流亡学生,我就提出要和大家一样。后来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
从河内往昆明,坐的是运货的闷罐车,没有窗,只有小孔透气,人都挨着坐地上。车很慢,哪能和现在的高铁比呢!足足走了四天,白天开,晚上停,不开了,找地方住下来,小旅馆,都是简陋的平房,当然没法跟之前住的酒店比了。可住和行虽然很艰苦,我倒不觉得,反而很兴奋,因为现在没人管着我,想怎样就怎样……现在和大家在一起了,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流亡学生,兴奋啊。
累是真累。晚上天黑的时候到了,赶紧找地方住。浑身湿的,下大雨,雨季。乱七八糟的。一大群人席地而坐,坐行李上面,反正也不睡觉,一坐就坐一天。开始还觉得好玩,总比坐船好,不那么单调嘛,后来发现太累。因为站也没地方,都靠着,也不分男女,靠着,八月份,倒也不是很热。男孩围着打扑克,我们就唱歌。
没什么比唱歌更让人兴奋的了,一路上不断在唱。从天津到上海的船上我和李抱忱、杨纮武他们就唱,很开心,现在更兴奋,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船上唱的是一般的歌,这时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可以放开来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好多人都是从敌占区来的,像我在天津,哪能放开了嗓子唱抗日歌曲?尽情地唱,真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
到开远的时候,我们就更激动了。之前还是在法国殖民地,开远是进入国境的第一站,从窗洞里一看到云南兵,像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了。大家一阵欢呼,互相拥抱,又喊又叫,又唱又跳,好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们激动,“亡国奴”三个字在我们是压在心头的阴影,挥之不去,流亡,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那样的心情,没有我们的经历是体会不了的。
选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