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仗剑疾行，却找不到剑”，当我读到怀特发出这样一声喟叹，不禁心酸，原来人果真是会老的啊。

  文/顾文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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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不确知动物是否有记忆，但我相信人是借由记忆而确认自己的来路与归程的，而文学似乎正是反刍记忆的一种有效方式。

  怀特《最美的决定》一书虽然是一部书信辑录，但我读着读着，觉得它不啻是一部记忆之书。书信中记录描摹的人事或许早已不具备实质意义，但恰恰是这种今日看来好似过气老旧的事情，逼显出回忆的切要与可贵，因为它们证明我们确曾一起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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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特是大散文家，比起他以往的《纽约客》专栏文字，《书信集》中的文字朴质深情，字字平实，可摆在一块儿就多出一股专栏写作所不具备的味道，温情与生活的灵光。我毫无意思说怀特的专栏就欠缺这些，我的意思是书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和独特的写作机缘，于是它更为全面深入地浮漾出作者的温情与性情。

  譬如他写老迈的不幸——“我花了几百元钱想尽力保住这棵榆树，却是枉然。那棵树还是随着一声砰然巨响倒在了草地上。现在，他们要我花一大笔钱尽力保住自己的视网膜，但这终将依旧枉然”。没有任何对老迈的细节描绘，却借着一棵树的存亡自然勾连到人生末年的感慨，情出于衷而落笔毫不芜杂，这是怎样一颗博大深稳的心灵啊。

  其实这样的一种思路清明并对人生独有的情韵，我们读书中收录的怀特最早的一封信时也能感受得很清晰——“这不算是很好的一天，我得了感冒，没去上学。妈妈给我买了1个网球，要是我非常小心的话，我可以用你的球拍吗？我这会儿正写信的时候，听说菲利斯·古德温死了。他们没有找医生，便有了如此结果”。我惊讶地看到情感之间的转换如此自然，一种内敛蕴藉的悲伤溢出纸间，却毫无失态。时年9岁的怀特应还不至于有多高妙的写作技巧吧，但这分明暗暗寓寄并预言了此后作家的风格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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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对切近的自身情感有所记录，书中还收录了大量怀特与杂志、读者以及投稿同事的通信。比如一位名为马格利斯的读者给怀特写信询问关于《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一文在其同名著作中的意义。怀特如此回答：“一般来说，我觉得自己并无任何义务对作品作出解释，因为我认为作品都是不言自明的，或者至少允许任何人作出自己的诠释。但是，发现自己写的一些内容给读者带来痛苦或忧虑，我确实感到很不安……如果‘第二棵树’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只是意味着，勇气（或是镇定）常常不期而至，而且来源令人吃惊”。宽和柔软，丝毫不曾动念垄断解释权，也不想做裁判员，这样的作家风度置诸国中，可谓少有。

  不论是怎样顽韧的心灵，在面对时光的流逝和人事的故去，都会显得渺小柔弱。我不以为这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而是悲悯之情的显陈，如果我们认同自己面对世界，面对人生是无能的，也许我们反而将因此变得强大与获得持久。

  “我想仗剑疾行，却找不到剑”，当我读到怀特发出这样一声喟叹，不禁心酸，原来人果真是会老的啊。

  是的，人会老，世界会变，我们终究会走向纳博科夫笔下那两个无涯无际的黑暗，但在被这黑暗全然吞没之前，是否能借由反刍记忆，而让我们再一次迸发出生命的光焰呢？